王颂评《六朝隋唐佛教展开史》︱谁奠定了隋唐佛教的正统？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船山彻教授的《六朝隋唐佛教展开史》（2019）尚未面世就获得了普遍关注，可谓是当今佛教学术界的现象级事件。船山教授被国际学界公认为日本中生代的代表人物，他出入华梵，早期重点研究瑜伽行派等印度大乘佛教的经典和思想，特别是知识论（船山所言知识论涵盖佛教的认识论、逻辑学、语言哲学），其后逐渐加大对汉传佛教的研究比重，重点考察五到六世纪的译经史、佛教思想史、戒律等问题。因其兼具中印佛教的学术功底，故而其研究以扎实、细密的多语种原典分析，锐利的问题意识和广博的研究视野著称。尽管船山教授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但他对创作单行本著作却似乎惜墨如金，目前已经出版的三种著作，其中《高僧传》系列是他与吉川忠夫教授合作的校释作品，《梵网经研究：原型及其发展历史》《佛典是如何汉译的》都是相对短小精悍的专题作品（此二书的特色与《展开史》有所不同）。因此，汇集了他一些重要研究成果的《展开史》一书受到瞩目也在情理之中。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层更深的原因。魏晋南北朝佛教研究由汤用彤（1893-1964）、塚本善隆（1898-1980）等前辈学者开创典范，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不断发展，逐步成为中国佛教史研究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然而近几十年研究似乎一度陷入瓶颈，以中国大陆为例，目前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仍然出自任继愈、方立天等老一辈学者。近年来，随着地论宗文献、日本古写经、墓志铭、北朝刻经等新材料的发现，陆续出现了一些热点。本书作为一部综合性研究成果，横空出世，自然重燃了学者们全面推动六朝佛教研究的热忱。

捧读此书，笔者情不自禁地要将其与学术史上的那些名著进行一番比较。就内容、时间跨度和风格等方面来看，最合适的比较对象应该是同样出自日本学界的两种经典著作，塚本善隆先生的《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1942，“塚本著作集”增订本改称《北朝佛教史研究》）和横超慧日先生的《中国佛教之研究》（1958）。就形式而言，这三部著作都是由不同主题的论文组成，各自独立成篇却又构成有机的整体，成为一部以问题意识驱动的六朝佛教史。在选题上三部著作各具特色，但问题意识却相互有贯通之处。笔者妄自揣度，以为船山教授的这本新书可谓是向两位前辈的致敬之作。从内容来看，船山书与横超书较为接近，而与塚本一书在选题方面正好相映成趣。

那么所谓相互贯通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呢？作者们在字里行间其实都各自有明确的交代。塚本思考的问题是：在异族统治下的北方佛教如何发展成为隋唐时代的长安佛教。那么船山的问题又是什么呢？作者本人对书名的解释透露了明确的信息。船山说，按照一般的看法，从后汉佛教传入到本书的下限唐智升《开元释教录》（730）成书为止的历史，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佛教的早期阶段，日本习惯称为“导入史”，即消化吸收的阶段，而船山为什么却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展开史”呢？他解释说：即便早在六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之下，已经走出了与印度佛教不同的道路，所谓“展开史”就是中国人讲的“发展史”，这一说法既强调中国佛教对印度佛教的延续性（二者不能截然割裂），同时又突出其独特性。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不久，就有了创造性的发展。这个“展开”不是针对中国佛教自身而言，而是以印度佛教为坐标，在印度佛教基础上的“展开”。因此，船山与塚本的共同问题是：中国佛教如何在南北朝时代消化吸收、创造性地转化了印度佛教，从而发展出了成熟的隋唐佛教。

那么塚本与船山，为何一南一北、各有取舍呢？笔者认为，这里面有外在因素，也有内在因素。内在因素是他们对南北方佛教的历史性地位的不同看法，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制度史研究中所争论的根本问题——即南北何者对隋唐影响大、何者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更重要这一根本问题在佛教史研究领域的投射。

塚本选择北朝佛教作为研究对象的外在因素，除了因其本人的宗派背景对净土教特别关注以外，和当时日本学者对中国佛教史迹的考察有重要关系。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常盘大定。作为佛教史家的常盘大定与作为建筑家的关野贞合作，对中国以佛教为中心的文化史迹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先后出版有《支那佛教史记》《支那文化史迹》，影响巨大。其后有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人，对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遗迹进行了更加系统、专业的考古研究。这些人或为塚本的同事，或为其师友，对他的影响和启发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和自然原因，佛教遗迹大都相对较好地保存于北方，且与北朝佛教有密切关系，故而也为塚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此外，除了《魏书释老志》等他下足了工夫的常见史料，敦煌文献又为他补充了佛图户、僧祇户等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资料，这些都使得他的北朝佛教研究大大超越了既往水平，被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校长羽田亨评价为“开佛教新史学的一代风气”。

船山选择南朝有哪些外在因素，笔者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南北差异与比较是他作品的一条暗线。自孟德斯鸠、和辻哲郎、梁启超，一直到陈寅恪、汤用彤、唐长孺等人，地域与政经文化的关系，南北方的差异一直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陈寅恪先生在探讨隋唐制度渊源时，提出了河西、中原、江南三大区域或者说三大传统说，他与唐长孺先生有关南北方孰为正统的著名争论也为学人耳熟能详。船山一书应该说贯穿了这一思路，南朝亦或北朝佛教，哪一个才是奠定了隋唐佛教的正统？这也可以说是《展开史》要予以解答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空间而言，船山对问题的讨论也仍然集中于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三大区域。微观的例子可见于他对戒律史的概述，以长安、建康、凉州为中心展开讨论；宏观来说，他对几乎所有问题的思考都聚焦于此三大区域，并以之为中心编织了一张南北朝时代的时空之网。而在南北比较的出发点方面，船山似乎沿袭了汤用彤、横超慧日的思路，即“南方重义理，北方重实践”（汤用彤语）或“南朝偏重讲经、北朝重禅轻讲”（横超语）的划分模式，这在笔者看来多少有些保守。尽管船山先生的研究如指出北方地论学派义理的发达已经挑战了这种模式，但他似乎仍未找出一个更好的划分模式，故而在具体研究中就出现了一些略显程式化的值得商榷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举例予以说明。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日本的学术研究颇有一些诟病，认为他们精细有余而提炼概括不足，往大了说似乎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完整、系统的观点。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大多源自于对日语写作风格的不熟悉和误解。与中美学者注重方法论，喜欢宏大叙事和新颖观点不同，日本学者往往刻意保持对结论的审慎，思考的线索往往也有意无意地隐藏在行文中间。对不了解船山先生研究的读者而言，可能也会第一印象地把《展开史》误认为是一本结构松散的论文集。尽管他们会赞叹书中对具体问题绵密而深入的探讨，却忽略了作者关切的根本问题。

事实上，在本书的结语部分，作者自己罗列出了他所提炼出来的中国佛教“新展开”的五个面向：第一，作为经典诠释方法的科文、教理纲要书、音义书的出现；第二，基于汉语思考和表达习惯的义理诠释——以体用范畴为例进行说明；第三，作为知识档案馆（archive）出现的大藏经、经录、经藏（佛教图书馆）；第四，大乘至上主义；第五，菩萨行的理论和实践。这五个面向是解析本书的重要线索，否则我们就会一头陷入过多的细节而无法把握此书在船山个人学术史甚至六朝佛教研究史上的价值和地位。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均等兼顾以上五点，只能有所重点地结合书中的一些篇章进行分析、评述。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出自船山先生已经发表的论文，但它们绝非简单地拼接，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整合性。它们的出现绝非可有可无，清晰地记录了船山长期以来走过的学术路径。当然，这些分析完全基于笔者的管见，妄测之处还请船山先生和读者诸君批评谅解。

《展开史》全书分为三篇，即第一篇“佛典解释的基盘”、第二篇“修行文献、体系化的修行论、修行成果”、第三篇“修行与信仰”，分别对应于船山所关切的六朝佛教的三个方面：教理诠释、修行体系（包括禅与戒律）、信仰形态。这与塚本侧重制度史、社会经济史的思路颇为不同。

第一篇又分为五章，分别是：“梁代的学术佛教”“体用思想的发端”“‘如是我闻’与‘如是我闻一时’”“梁智藏《成实论大义记》”“真谛三藏的活动与著作”。其中“梁代的学术佛教”一章，分几个方面说明了梁代佛教学术兴盛的情况，即译经事业、律典研究、中国式释经学的发展、教理纲要书的出现、佛教图书馆的兴起等几个方面。其中对《出要律仪》和《成实论大义记》（为此作者专辟第四章予以详尽考察）的研究颇见作者功力，但因为涉及过多专业技术问题，在此从略。需要指出的是，此章也存在着我们上面提及的略显程式化的问题。作者大概是基于南北义理与实践相对的论断模式，将梁代当作南朝义学发展的巅峰，提出了“梁代学术佛教”这一说法，并进而将汉译佛典，因诵经而出现的梵呗、转读（作者认为音义书的编纂与此有关），经典注释，经台、经藏等都当作相关要素来加以阐述。然而，义理与信仰实践从来不能武断地予以割裂。南方文物荟萃、北方拙朴无华未免是失之简单的想象。就佛教自身的逻辑而言，纯粹学术化的佛教从来都不存在，因为宗教毕竟不能等同于哲学，所谓学术（学问）亦兼具有信仰的特质。

试举经藏为例。船山先生在书中突出强调经藏所具有的佛教图书馆的性质，以此与学术佛教相对应。然而大量证据显示，经藏的作用并不单纯为了知识的获取，它还是信仰（法宝崇拜）的对象。根据敦煌壁画等提供的图像学资料，我们看到经藏（经台）通常被置于高台、楼阁之上，并于顶上装饰宝珠、塔刹等象征元素，较之实用性而更富于神圣性，这与印度佛塔供奉法宝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洛阳伽蓝记》等文献资料也说明了经藏作为信仰载体的作用，“寺上经函，至今犹存，常烧香供养之。经函时放光明，耀于堂宇，是以道俗礼敬之，如仰真容”。

“如是我闻”与“体用”两章具有共同的特点，即通过细致的语词、思想史分析，批驳此前的一些“常识性”观点，从而剖析一些佛教概念的印度、中国源头。如体用范畴的源头，船山逐次批驳了《楞伽经》译语说、王弼《老子注》说、僧肇说等观点，进而举证说明了齐梁之际的宝亮在体用范畴的提出过程中所发挥的先驱作用。船山还指出，体用一词虽然不能简单理解为印度概念的对应译语，但其思想源头确实不在中国，而是印度的如来藏思想。在梁武帝时代关于神不灭论的争论中，如来藏思想被用来捍卫带有中国佛教特色的神不灭说，在论证的过程中根据汉语的习惯提炼出了体用范畴。类似的范畴还有本用、本末等，体用作为一对范畴最终确立下来经历了一个过程。关于佛典中经常出现的套语“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原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John Brough教授于195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曾经指出，按照印度语言佛典的表述习惯，应该断句为“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前者则是中国佛教根据汉语习惯特有的表述。这在学界几乎成为定说。船山经过细致的考察后指出，两种断句在汉语佛教中其实都出现过，在五到六世纪前半期的建康，后一种断句甚至更为流行，即便在后世，二者并行的情况也并非绝无仅有。与普通人将“一时”理解为“某个时候”、“有的时候”不同，一些义学僧曾对之进行过内涵丰富的诠释，如圆测用感应说解释为“共相会遇，名为一时”。其实，“如是我闻”作为梵语佛典的直译，就汉语的表述而言本身就显得有些不自然，而对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这样的断法，如果没有对佛教义学之中“一时”等概念的深刻理解，普通人是无论如何不会这样念诵的，自然是四字一断更加朗朗上口。因此，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思想可以移植、嫁接，而词语、概念、范畴则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真谛三藏的活动与著作”一章出自作者编《真谛三藏研究论集》的同名文章。2005年4月至2011年3月，以船山先生为负责人在其就职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成立了“真谛三藏及其时代”研究班，并在结束后以报告书的形式出版了集体研究成果《真谛三藏研究论集》。日本学术界有围绕一两位领军人物组织研究班、读书班的传统，且一般都历时较长，六年并不算罕见。不过，六年对一位学者的学术生涯而言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一段光阴，因此，选择什么样的主题肯定不是一件轻率的事，一般而言都涉及到组织者长期关切的问题。那么船山先生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年的心血研究真谛呢？

笔者揣测大概有如下一些理由。其一，真谛的译著全面反映了六世纪中期印度佛教义学的面貌。根据船山等人的研究，真谛本人很可能隶属于正量部，他翻译的最有影响的两部义学著作，《摄大乘论》和《俱舍论》则分别是瑜伽行派和说一切有部的代表作。这些著作都与船山先生长期关注的佛教知识论有关。其二，船山先生反复指出了真谛的一个特点：他并非仅仅是一位翻译家，还是一位义学大师。例如同为四大译经家的鸠摩罗什和玄奘先后都翻译过《金刚般若经》，但只有真谛在翻译的同时还创作了《金刚般若疏》。而且，他随译随讲，与其他“正统的”译经家不同，他自己的有关经典的解说甚至屡屡超过了经典自身的篇幅。尽管这些真谛的著作大都已亡佚，但其学说还是通过弟子传承影响到了后人。真谛来华时已经四十八岁，与鸠摩罗什在后凉滞留期间逐渐熟稔中国语言文化不同，真谛的汉语水平相对有限，他的很多思想都是通过汉地弟子如智恺来加以记录传播的（“注记”），可以说一开始就带有中国式再加工的痕迹。更为重要的是，真谛虽然来自天竺，但他讲解诠释的经典并不限于印度的“真经”，对一些中国撰述经典，即传统所谓疑伪经，他也大力加以弘扬。因此，真谛恐怕是代表船山所谓“展开史”的典型人物。一方面，他是印度义学的集大成者，同时期来华的印度僧人无人能出其右；另一方面，他并不拘泥印度的正统，是中国化道路的践行者，他的思想与他的性格一样，多多少少带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色彩。

由此出发，船山先生及其领导的研究班对真谛研究的视角与前人有很大不同。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宇井伯寿以来，真谛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思想和历史。思想主要研究与真谛密切相关的唯识和如来藏，历史则集中于真谛的生平和译著。但船山等人却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真谛本人的著述与思想方面。他们通过艰难的辑佚工作，整理出基本资料，试图揭示“作为基于印度系语言而产生的印度佛教与基于汉语而产生的中国佛教的混合体的真谛思想”的特色。

第二篇“修行文献、体系化的修行论、修行成果”包括下列各章：第一章“隋唐以前的戒律受容史”、第二章“大乘菩萨戒概观”、第三章“梁僧祐《萨婆多师资传》”、第四章“隋唐以前的破戒和异端”。笔者认为，这一篇从独特的视角正面阐述了“展开”的问题，颇具启发性。

在这一篇中，船山先生首先系统概述了戒律在中国的传播演变史，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五世纪各部派的声闻律陆续翻译整理出来以后，为什么还会出现以《梵网经》《菩萨璎珞经》为代表的大乘律？尽管印度已经具备了大乘戒的思想，但系统的大乘律似乎并未出现（船山对戒与律进行了区分）。大乘律在中国出现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昙无谶翻译的《菩萨地持经》，但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在整个东亚具有莫大影响力的大乘律，其主体部分并非来自印度，而是《梵网经》《菩萨璎珞经》这样的中国撰述经典！

正如敦煌文献（P2196）《出家人受菩萨戒法》所展示的，当时流行的大乘律列举有六种，其中两种即《菩萨地持经》《优婆塞戒经》由昙无谶一人译出，余下四种皆是伪经。（这里有一个细节，船山先生似乎仍将《观普贤行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看作是昙摩密多的译作，但一些学者如山部能宜、Cuong T. Mai已经论证这也是一部伪经。）根据目前已知的情况，大乘戒的思想在印度仅仅存在于瑜伽行派的一部分人之中，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力。而在中国，大乘戒、菩萨戒却成为了佛教渗入社会各阶层的有力武器。如船山先生所指出的，梁武帝、梁简文帝、陈文帝、陈宣帝都自称“菩萨戒弟子皇帝”，贵族士大夫乃至庶民受菩萨戒的例子就更是数不胜数了。在日本，大乘戒经过最澄等人的竭力提倡，影响力甚至超出了部派声闻律。戒律传承由中国的声闻律、菩萨律同时并弘的情况转变为二者完全平行乃至相互取代的情况。

佛教中国化，或者使用船山先生的表述，佛教在中国的“展开”，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撰述经典的大量出现并凌驾于印度佛典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前述塚本善隆先生的大作就专辟一章讨论了《提谓波利经》，被牧田谛亮先生誉为“疑伪经研究的开山之作”。而船山先生在本书之前出版的《梵网经研究》一书，也通过细致的文献学方法（其中的原典校释部分堪称典范），全面探讨了同样是中国撰述经典的《梵网经》。二人在材料取舍方面，又展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这不能不说是与他们共同的问题意识有关。

探讨《萨婆多师资传》的章节也颇具特色。《萨婆多师资传》是著名的佛教史家僧祐的著作，大概因为僧祐持萨婆多部的《十诵律》，故而以萨婆多部传人自居，记录下了萨婆多部的传承法系。该书见存于唐代，大概散佚于唐末五代，后世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萨婆多部记目录序》可以了解其梗概。船山先生为什么关注这样一部早已散佚的著作呢？因为该书对中国佛教宗派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卷一、卷二所叙述的印度萨婆多部的谱系，首先为禅宗所注目，对其祖统说的构建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卷五有关戒律的内容则对传承印度法藏部《四分律》的南山律宗发挥了重要影响。

禅宗祖统说的建立在中国乃至东亚佛教宗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智者早在《摩诃止观》中即引用《付法藏因缘传》的相关说法提出了所谓西国师资相承的问题，但真正开始把它作为宗派合法性、正统性依据的还是禅宗。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自唐至宋，交织着禅宗与三论宗、天台宗乃至禅宗内部的反复诤论。通过船山先生的梳理，我们基本可以理清这一过程的脉络。如船山所言，上述脉络能够得以清晰呈现，非船山一人之力，得益于此前学者们自不同的角度对诸多细节的深入考察。而船山这样一位强调原创性的学者，之所以肯花费笔墨在他的著作中将前人的片段性的成果拼接成一幅完整的图画，笔者认为还是出于对本书主题的回应。尽管我们恐怕不可能确定印度记录萨婆多部师承关系的原初动机以及僧祐的信息来源，但它无疑却意外地成为了中国佛教宗派建构的重要依据。远自五天的只鳞片羽的信息，在中国佛教“展开”的宏大历史背景下，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生发。

与前两篇相比，本书第三篇可谓别开生面。尽管作者并未刻意强调方法论，但该篇探讨的内容显然超出了传统的文献学、语言学的范围，具有了宗教人类学的意味。然而，在笔者看来，其背后隐含的问题关切仍然是与前两篇相贯通的。第三篇集中探讨一个既神秘抽象，又过于具体繁多、难以理出头绪的概念：圣人。

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已经有了系统的圣贤观，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又带来了印度佛教的圣贤观，二者相遇产生了哪些奇妙的反应呢？作者通过僧人的传记、义理作品对相关问题的论述、传奇故事等第三者的视角，试图捕捉错综复杂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本质。摆在作者本人和读者面前的，首先是一些截然相反的说法和针锋相对的判断。例如对作为印度大乘佛教两大传统的创立者，龙树和世亲地位的判断，经典中就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说法。一部分佛教徒难以接受将这二位大菩萨判定为初地菩萨，也就是刚刚步入圣人初阶的说法。有人断然予以否定，有人试图调和。历史人物之外，现世众生成圣的可能性又该如何理解？于是又出现了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成圣和大多数平凡人也能成圣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不难看出，这一问题与佛性论有相互交织的成分。然而，如此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化约为佛性论而了之。略去对书中诸多丰富细节的评述，笔者认为，为了使讨论更加清晰，有必要对救赎论（Soteriology）意义上的成圣和境界论上的成圣进行明确的区分。佛教的次第、阶位理论，无论是小乘的四向四果还是大乘以瑜伽行派为代表的三十心、五十二阶位，偏重的是前者，它通过凡圣的渐次转变来检验修行者的修行成果。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圣贤观则偏重于后者，它强调的是圣人气象。而此二者又不是截然二分的，佛教也并非不谈境界，儒家也不是不论阶次，就学以成圣而言，二者又是相通的，这也是二者可以调和的基础。

以上对《展开史》一书进行了简要分析。总体而言，作为一本纯粹的专业学术著作，《展开史》可谓新见迭出、精彩纷呈，其丰富的内容，非聊聊数千字所能概括。在此勉力为之，不过是冀望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罢了。疏陋之处，尚乞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