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伊朗西部⑨｜加兹温：鹰巢下的故都

在马拉盖天文台时，我们提到，旭烈兀将纳斯尔丁·图西从阿拉穆特城堡带到了马拉盖，聘请他作为顾问，让他进行天文研究。那么，阿拉穆特城堡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图西这样的天才会在那里进行研究？这指引我前往阿拉穆特所在的加兹温。

提到阿拉穆特城堡，更有名的恐怕不是图西，而是这样一个传说。塞尔柱帝国时期，有三个年轻人，分别叫阿布·阿里（Abu Ali Hasan ibn Ali Tusi）、哈桑·萨巴赫(Hassan-I Sabbah)和欧麦尔·海亚姆（Omar Khayyam）。这三个人在一起学习，关系很好，他们商议，如果其中有人身居高位，一定要提拔另外两个人。后来，阿布·阿里成为了塞尔柱帝国的维齐尔（注：相当于宰相），改名为尼扎姆·穆勒克（Nizam al-Mulk），他想提拔另两个朋友，欧麦尔对政治不感兴趣，更愿意从事学术，尼扎姆给他建了一座天文台，资助他的研究。欧麦尔成为那个时代著名的通才学者，但更为人知晓的是他的诗歌《鲁拜集》。而哈桑却觉得尼扎姆给他的利益太少，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离开尼扎姆，来到阿拉穆特山修建了一座城堡，在上面招募刺客，也就是著名的阿萨辛刺客集团（Hashshashin），阿萨辛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哈桑的追溯者。哈桑也被称为山中老人，他第一个要刺杀的人就是尼扎姆。

当然，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个传说并不一定真实。从三个人的年龄、出生地和早年经历来看，他们不太可能是同学，彼此的关联也更多基于政治因素。

哈桑是一个传奇远远多过史实的人，有人认为，他在城堡中用大麻控制年轻人，给他们制造天堂的幻象，利用他们刺杀自己的敌人，但并没有证据支持这种指控，可能只是他的敌人们贬低他。也有人认为，阿拉穆特城堡是一个学术中心，受到主流教法学派排挤的学者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研究，其中就包括纳斯尔丁·图西。在真实的历史中，哈桑本人并不是一个刺客，而是一个宗教学者，他写过一本自己的传记，但没有保留下来。

在零散的资料中，人们知道，他出生在库姆，早年在中东各地游学，主要是在开罗法蒂玛王朝的宗教学院学习。当哈桑回到波斯之后，尼扎姆下令逮捕他，主要是因为哈桑反对塞尔柱王朝的宗教倾向。哈桑逃到阿拉穆特山区，买下一座城堡并进行了扩建，称为鹰巢。在接下来的35年里，直到去世，哈桑都没有离开过阿拉穆特城堡。这里更像一个学院，人们在这里一起学习、祈祷、翻译研究，这种氛围吸引了很多学者前往。

哈桑所在的教派是什叶派-伊斯玛仪派-尼扎里派（Nazari），伊斯玛仪派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也叫七伊玛目派，与主流十二伊玛目派的分歧在于第七任伊玛目的人选问题。在法蒂玛王朝时期，伊斯玛仪派不断分裂，在1094年，由于哈里发继任者的分歧，王子尼扎里被弟弟穆斯塔法处决，他的儿子从埃及逃到阿拉穆特，尼扎里的支持者们被称为尼扎里派。

我们沿着山路从加兹温开车两个多小时，经过重重雪山，到达了阿拉穆特的半山腰，接下来要徒步走到山顶。现在这座城堡正在维护中，只有非常简易的围栏台阶，以及没有修好的缆车轨道。在陡峭的山顶，一条蜿蜒的小路盘桓向上到山顶，这是进入城堡的唯一通道。城堡外部和上方都被脚手架覆盖着，被顶棚笼罩的主体部分分成两边，中间有一个向下的通道，可以进入一个地下室蓄水池，遗址中残余着少许的墙砖和门廊。从城堡向下望，会发现城堡有一个向下倾斜的坡度，这个斜面让城堡难以被从下向上攻克。

哈桑统治城堡时，加固了防御工事和供水系统，加大了山谷的灌溉和耕作，让城堡可以独立抵抗很长时间。哈桑所在的尼扎里派在伊朗西北部有多座城堡，阿拉穆特是其中的总部，也是抵抗到最后的城堡之一。

一部分学者认为，哈桑与尼扎姆的矛盾是波斯什叶派穆斯林对塞尔柱王朝不满，尤其是塞尔柱统治者对波斯工匠征收重税，以及重用突厥人。在这样的背景下，阿拉穆特更像是一个本土民族的抵抗运动。在蒙古人到来时，哈桑·萨巴赫早已去世，旭烈兀必须攻克这些城堡才能进攻巴格达，此时阿拉穆特城堡已经和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结成了同盟，一些野史中认为，他们试图刺杀蒙哥汗而激怒了蒙古人。在被蒙古军队围攻之后，最后一任伊玛目鲁克赖丁库沙（Rukn al-Din Khurshah）投降后被杀，蒙古人拆除了这座城堡，非常遗憾的是城堡的图书馆被毁掉，很多资料消失。

离开阿拉穆特城堡下山，我回到加兹温城里，这座城市曾经短暂做过萨菲王朝的首都。之前在大不里士时提到过，萨菲王朝第二任君主塔赫马斯普一世时期，将首都从大不里士迁到加兹温，他的孙子阿巴斯一世又迁到伊斯法罕。今天在加兹温市区还保留着一座小小的四十柱宫，就是塔赫马斯普一世的皇宫，在卡扎尔王朝时期进行了重建。塔赫马斯普一世在任期间，大不里士在连年的战争中损毁严重，为了远离与奥斯曼对抗的前线，他与奥斯曼签订了和平条约，将首都迁到远离前线的加兹温，同时逐渐疏远萨菲王朝起家的土库曼部落军队，开始重用本土波斯人。

在皇宫西侧不远就是加兹温巴扎，现在的巴扎一部分改造成旅游区，开设了一些手工艺店铺、餐馆和咖啡馆，另一部分还在延续着传统的生意。加兹温曾经是丝绸之路重要的一站，来自东方的商人把货物传递到这里，再由波斯商人继续向西方运送。巴扎里的商人们按照货物品种聚集在不同的区域，部分店铺下面还有地下室，可以存放一些需要阴凉保存的货物，而一些珍贵的货物会存放在可以锁住的房间里。巴扎里的商人们是一个个商团联盟，巴扎其实不仅仅是市场，也是商团们制定价格、交换信息的场所，和很多城市的巴扎一样，加兹温的巴扎中心是一座清真寺。

我到达加兹温时，美国政府刚把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从而进一步制裁伊朗的经济，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仅是一只武装力量，同时深度参与了伊朗的经济建设。一位加兹温本地人士告诉我，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是巴扎供养起来的。

在之前的君主制时期，国王的军队常常用于镇压民众，卡扎尔王朝末期，国王将国家利益出卖给外国人，损害了以巴扎为核心的伊朗本土商人们的利益，引发了商人阶层和教士阶层联合的抵抗。到了巴列维王朝，尤其是第二任君主穆罕默德·礼萨时期，大量引入外国资本和西方价值观，同样引起商人和教士联盟的不满。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之后，需要一支真正属于民众的武装，由市民阶层的基础——巴扎和教士提供支持，不会为了统治者而出卖民众的利益。所以这其中的关系，并不是革命卫队掌握伊朗的经济，而是伊朗民众供养革命卫队，作为属于人民自己的武装。

在伊朗，我很喜欢窜街头、逛巴扎，观察商人们交易的方式，陌生人之间怎么打招呼。尽管伊朗也是高度体制化，但民间的自组织生命力依然发达。这或许因为波斯人历史上最擅长的是发明秩序，当人们能自己发明秩序时，无论统治者什么样，民众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形成社会来制衡公权力。相反，如果人们不能自己发明秩序，就只好由统治者来制定秩序。波斯人的幸事，就在于他们能发明秩序，甚至可以向外来统治者（比如阿拉伯人和蒙古人）输出秩序，对一个民族来说，这是很重要的能力。

加兹温的巴扎里有一家艺术馆，里面展示着泥塑作品，大部分表达的是菲尔多西的《列王记》中的内容。其中有一个像后羿射日造型的雕刻，描写的是伊朗古代的英雄阿拉什（Arash），在一场战争中，双方决定由伊朗人射出一支箭，箭落下范围内的土地都归伊朗人，阿拉什射出的箭从黎明飞到日落，他成了英雄，伊朗很多地方都有他的雕像。还有一件作品，讲的是波斯传说中英雄鲁斯塔姆（Rostam）的故事，他击败了中国可汗（Khaghan of China），泥塑上中国可汗骑着大象，倒是像印度人的打扮，按照历史的对照来看，鲁斯塔姆对抗的应该是印度-斯基泰人。

在巴扎改造的游客区中，有很多文艺的咖啡馆。我在一家欧式风格的咖啡馆点了一份英式早餐，却另外给我端上来一份伊朗大饼。在伊朗酒店里，早餐必不可少的是大饼配上黄油、果酱、蜂蜜，还有黄瓜和西红柿的沙拉。这并不稀奇，大饼是伊朗很重要的食物，也是政府进行补贴不会提高价格的食物。

伊朗人对大饼非常热爱，无论点什么餐都会端上来一篮子大饼。有的餐馆会用小袋子装好，比较卫生，很多便利店门口都会挂着一袋袋大饼售卖。当然巴扎里的作坊现烤的大饼最受欢迎，只是要排队很久。不同地区的大饼也各有不同，在南部胡泽斯坦是很薄的饼，只有一层，有点像中国的煎饼，而北方的大饼则是很长很厚一张，早上能看到很多人拿着半米长的大饼在路上吃。

一个群体如何在最感性的层面意识到自己和别人的不同?应该就是说的语言和吃的饭。说外国人的语言，吃外国人的食物，然后谈本国民族主义，这是很多精英统治阶层的失败。从这一点上讲，巴列维国王试图引入西方现代化的问题，在于他并不热爱自己的民众，觉得他们落后而愚昧。在现代政治中，作为国家精神象征的君主，最大的错误可能就是看不起自己的乡亲们。

我离开巴扎向东走，有一座曾经的东正教堂，是属于俄国教会的康托尔教堂（Kantour Church）。为了把伊朗的城市连接到欧洲，卡扎尔王朝时期开始修建现代公路，加兹温的公路由一家俄国公司承包修建。这座教堂在一个公园旁边，建于1905年，是为加兹温修建铁路的俄国工程师使用的教堂，教堂由红砖建成，康托尔的意思是办公室。

教堂从平面看是传统的十字形，大门上方和两侧墙壁上装饰着东正教十字架，正门是一栋三层的钟楼，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绿色圆顶，钟楼后面有一个比较低矮的拱顶。教堂前面有两座纪念碑，一座是纪念一位在这里工作死去的俄国工程师，另一个是1906年死于飞机失事的俄国飞行员。现在的教堂内是一家商店，售卖一些小礼品，还保留着一个小小的祭坛。

经过了萨菲王朝时期与俄国的时战时和，俄国向波斯大规模移民，要到十月革命之后。很多抵触苏维埃政权的俄国人（但不一定是白俄分子）从俄国到了波斯北部的吉兰、马赞达兰、阿塞拜疆和呼罗珊。十月革命前，德黑兰有两座俄国教堂属于大使馆，还有一座俄国墓地的钟楼，整个伊朗有大概五十座东正教堂。20世纪40年代，俄国移民在德黑兰筹建了圣尼古拉斯教堂（Saint Nicholas Church）。直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新政府驱逐了教会成员，后来圣尼古拉斯教堂被逐渐废弃。

我从东正教堂回到巴扎，路过犹太四先知墓（Tomb of the Four Prophets），这四位先知将耶稣基督的消息从耶路撒冷带到东方。在十一世纪末，这里被改造成一座清真寺，建筑有一个青色塑料质感的拱顶，内部也是典型波斯陵墓的华丽风格。

从四先知墓往南走过几条街，就到了伊玛目宰德侯赛因陵墓（Imamzadeh Hossein）。这座陵墓更像一个宫殿，院子里有一个凉亭一样的八角形喷水池，建筑正面被蓝黄色的瓷砖覆盖着，中间是19世纪安装的镜面。男女朝圣者从两边不同的小门进入，里面的墙壁和顶棚也都覆盖着镜面，建筑中间是宰德侯赛因的陵墓，同样是亮闪闪的。

宰德侯赛因是伊玛目礼萨的儿子，他在和伊玛目礼萨前往加兹温的途中去世，埋葬在这里。这里原本有一座建筑，蒙古入侵时被破坏了，萨菲王朝时期修建了现在这座清真寺。清真寺后面是一排排军人的墓碑，每个墓上有一个小小的龛，里面放着家属留下的纪念品、照片和死者遗物。

我看到一对老夫妻来看望亲人，老奶奶擦拭着墓碑，老爷爷坐在旁边凝视着。在墓地的另一端，有一件金属艺术品，一个穿袍子的妇女隔着栏杆张望，栏杆上有很多锁头。锁头是思念的意思，这件艺术品应该代表着对死去亲人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