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春秋︱孤岛烽火中的合众图书馆

2019年是合众图书馆创办80周年纪念之年。这座中国现代著名图书馆的创立，与两位创办人——叶景葵和张元济的名字紧密相联。两人的友谊始于民国初年，而创办“合众”却是上海沦为“孤岛”以后。

叶景葵汉口来信

1937年11月下旬，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接到从汉口辗转寄来的一封信，寄信人是老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信中写道：

菊丈台鉴：顷接通丈信，知长者于危险之下为葵理故书，感惶无地。葵初购书，皆普通浏览之书。近来稍得先儒稿本及明刻各书，然亦未成片段。以近来物力之艰，得此已觉匪易。今岁室人物故，私计不再购书，并拟将难得之本，一为整比捐入可以共信之图书馆，而于普通各书，则留为随时消遣之用，虽未暇为之，而已有就正有道之意，盖自省鉴别不精，恐以珷玞乱玉也。今于危险时期承长者慨然代为检点，私衷何等庆幸。但敝寓正在炮火之下，敝藏无多，尽可将书箱送至尊寓。因稍为罕见之书，皆存入柚木书箱之内（“文章千古事”三十箱，“法自儒家有”三十箱，“厥协六经异传”十二箱，其中亦有极寻常者，皆昔存未改装者也。又，三楼有郑振铎押品两橱，书房地下杂厕有新购者，楼下客室橱中皆普通印本），移送不难也。历年虽有草目，但凌乱无伦次，凡无价值而易得者置之可耳。葵到汉尚安，适昔时政府拟以衡州为最后退步，而近日已大肆轰炸，太原危急。河西之险，铁骑可以凭陵，则成都、重庆等处，何尝不可轰炸？故祗能相当驱避，而无绝对安全之地也。草草布谢。敬颂

颐福。

再侄景葵谨上

廿六、十一、五

“通丈”指陈叔通。“文章千古事”“法自儒家有”与“厥协六经异传”，指书箱分类记号。前两句均出自杜甫著名的《偶题》诗；后者出自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言”，都是阐明文人心迹和搜集文献之宗旨。

叶信记述了一个动人故事：

1937年10月，“淞沪会战”中的上海。日军已推进到江桥、南翔一线，苏州河北岸发生着激烈的战斗。一位瘦弱的老人不顾危险，连续几天穿行在沪西租界边缘的沙袋、铁棘网间，前往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东侧兆丰别墅的一幢楼房。

他就是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兆丰别墅的那幢楼房主人则是叶景葵。淞沪会战以来，叶景葵正在汉口，一时不能返沪，兆丰别墅离战线近在咫尺，张元济担心老友的藏书有失，便冒着危险来此照看和整理叶氏的藏书。

叶景葵藏书以名人稿、抄、校本著称于世。一部清代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手稿，从杭州抱经堂购得时，只是破纸一包，他“灯下排日整理，剔除蠹鱼蛀虫，不下数百”，又请人精心修补，费时两年，花费三倍于购书之款，终于起死回生，订成130余册的煌煌巨帙。此书后经钱穆等协助校订，判定为顾氏手稿，可校正通行本许多舛误。1931年末，叶景葵从湖南一书贾处购得一部《邦畿水利集说》，稍有残缺。他从某书目中得知该书原稿本已归涵芬楼，立即往借，校读并抄录补全。恰在此时，东方图书馆被毁，这部记述清代京畿地区水利的极有价值的稿本，在叶景葵手中得以逃过了侵略者的罪恶之火。

从叶景葵信中的记述，其藏书藏于柚木书箱中的精品就达几十箱，尚未整理的也不少。至于“郑振铎押品两橱”，虽然内容及数量不详，但肯定不会是普通之书。远在汉口的叶景葵，无暇照顾自己的藏书，放心地托付给了老朋友，必要时移至自己寓所。其实，当时张元济的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寓所也不安全。

叶景葵致张元济信

战时的浙江兴业银行

“八一三”事变后，叶景葵与浙江兴业银行上海总行针对时局的变化，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

8月20日，浙兴总经理室发布暂时迁址通告。因考虑北京路的总行接近战区，为谋客户安全起见，暂迁法租界亚尔培路69号办公。

9月3日，叶景葵签署浙兴总办致苏州支行“苏稽密元号”函。云：“今接常处来电，以日机轰炸甚烈，各银行议决一致停业迁避。敝处已电告常处，将库存、簿据、人员，均退无锡。将来尊处不能营业，经就地同业一致决议迁避时，请仿照常处办法，退至锡行，一面电告敝处接洽为荷。”同日，叶签署浙兴总办致南京分行“京稽密字元号”函：“战事延长，如飞机轰炸无法营业等情，难免蔓延各地。我行最后布置，似应未雨绸缪。日前曾与贵王代经理面洽，尊处倘至十万危险，经就地同业一致议决停业迁避时，可将重要簿据、库存、人员等，暂行迁避芜湖。尚希相机办理，并预先通知蚌处接洽，必要时一致行动为要。”

9月上旬，叶又主持制定浙江兴业银行《战区行处收付款项办法》。

……

紧张而又繁忙的工作，加上不久前以沫相濡的夫人逝世，叶景葵身心疲惫，乘战事间隙，10月中旬他一个人离沪赴莫干山，准备静养数日。但因战事变化，沪浙间交通中断，根据董事会决定，叶由莫干山径赴汉口，布置战时各分支行撤退事宜。约10月19日他匆匆下山，辗转抵达杭州，再由杭州一路西行。大路小道全是逃难的难民，叶景葵夹杂在西撤的机关、学校队伍中风尘仆仆赶往汉口，根本无法顾及上海的家与他心爱的藏书。

浙兴在汉口的分行成为战时全行的指挥中心，叶景葵坐镇汉口，总经理徐新六则奔走于上海与香港之间，协调各银行及政府机关之间的关系。叶从张元济战火中为他整理图书得到启示，在另一封感谢老友的信中，再次透露了欲办一所私人图书馆的意愿。

菊生太姻丈鉴：昨由汉馆奉到赐示，敬悉敝藏书籍承公鉴别，刻已全部保存，将来事定后，拟选择可以保存之价值者，请公再为鉴定，编一清目，想亦大雅所乐闻也。汉市不免扰攘，因京都纷纷后撤，但行政无系统诸事，待最高首领解决，而首领刻正在艰危督战中，安得有此余暇？所以对于敌人相形见绌之处，不仅在军器之窳、军士之杂，实各事均无组织之所致。刻下骑上虎背，欲罢不能，只有拼死奋斗而已。葵因汉行近为内地集中处所较繁，一时不拟返沪。敬颂

日祉。

再侄景葵顿首

廿六、十二、三

叶景葵在汉口不时收到苏州、无锡、常熟等分行遭劫与损失的报告，一些分支行经理、行员在日寇轰炸下逃出，来到汉口向董事长报到，请求新工作，让叶非常感动。此时汉地也非安全之处，于是筹设重庆支行、长沙支行、常德寄行与香港分理处等事宜，接连二三地摆到董事长面前。直到1938年1月底，他才安排妥帖，离开汉口，取道香港返沪。

合众图书馆旧址

藏书整理中的思考

张元济为叶景葵整理藏书，不单是友情的表现，更是爱护民族文化的爱国行为。随着战火蔓延，庐江刘氏玉海堂、湖州刘氏嘉业堂遭劫，平湖葛氏传朴堂毁于战火，杭州王氏九峰旧庐流散……各地藏书家噩耗不断，触目惊心，张、叶二老神伤不已。叶在返沪后不久给北平的顾廷龙一封信中写道：“嘉业、传朴两堂藏书受劫，即近时勇于购置之九峰旧庐，闻亦多损失，孑遗所存，更可宝贵矣。”银行工作之余，他开始整理自己的藏书，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题跋。

在《农政全书·跋》里，叶景葵感慨浩劫之中古书之命运：“平露堂原刻，印刷在后，已有阙板，以道光本补足之。张中丞所刻《水利全书》，访求未得。其《抚吴疏草》，前年曾见一部，为九峰旧庐主人所得，去年借读一过。此次杭城浩劫，不知尚存否，念念不置！”在《齐民要术·跋》中，感谢张元济“去冬在炮火之下，为我整理时，已代更正”版刻鉴定之误。云：

丁丑春在故都，见一全本（前有嘉靖年序），乃恍然此前六卷，即嘉靖刻，非元刻。今夏检理书笥，知张菊生丈去冬在炮火之下，为我整理时，已代更正。精鉴可佩，整暇尤可佩也。兹将原条粘附册首，以作纪念。戊寅七月十三日，景葵记。

1938年8月的一天，叶景葵突接浙兴香港办事处电报，告知总经理徐新六今晨乘桂林号飞渝，半途遭日寇飞机袭击。各方消息很快证实航班失事与总经理遇难的消息。浙兴同人闻讯，顿如晴天霹雳，莫不相顾失色。先生第一时间得此噩耗，强忍悲痛，坐镇浙兴总行董事长办公室，披阅电函，亲拟电稿，与各方紧急联络接洽。接着，寻找遇难者现场，徐新六遗体运回上海，各界举行追悼，抚恤家属等等，一直忙到年底。

叶景葵不得不暂停藏书的整理，但他思考中创办图书馆的计划已渐渐成熟。他与张元济就怎样办图书馆问题多次促膝商谈。叶景葵拟捐资10万元，另募10万元，动息不动本，作为图书馆的常年开支。他率先捐出自己的全部藏书，张也捐出藏书，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人之一蒋抑卮闻讯，表示也将捐出其凡将草堂藏书。以后叶、张又联络同盟会元老、前江苏省省长陈陶遗加盟创办人之列，以资号召，正式创议筹办一所私人图书馆，尽力收藏濒临危亡的民族文献。关键是聘请一位懂行而又热爱图书馆事业的年轻人来此主持。他与张元济均着意于顾廷龙。

顾廷龙南下主持“合众”

顾廷龙，字起潜，江苏吴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与藏书世家，当时在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几年前叶景葵就与顾有通讯往来。曾通过顾廷龙请钱穆校勘《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叶对顾精湛的版本目录学造诣十分赞赏，任计划中图书馆的“掌门人”再合适不过了。1939年1月30日，叶景葵致顾廷龙函，特意询顾在燕京图书馆的情况：“燕京图书馆经费尚充足否？吾兄在校是否兼教员，每年收入若何，有契约否？暇乞见示。”以前的通信谈的都是古书购买、校勘等事，这一次显然是一种试探。顾不久回信说：

“龙佣书燕馆，专任采访，因校例所限，不能兼任教课，既无聘书，亦无合同，月薪百廿五元，循资而上，暑后学校无恙，当可增加十五元。所幸此间生活程度较低（以房租而论，不过上海十之一耳），勉能维持。每届学期开始，为两儿筹学费（一在高中一年，一在小学四年）则形拮据。在此仅以能不离书本，投吾所好，他无可恋。然一书购到，速送编目，不克细读，而俗务纷纭，不容其从容浏览，有如庖丁调味，盛宴为主人享客，安得染指其间？退值以后，昏灯一卷，日益无几，任意涉猎，不能专治一学，致年逾三十而修名不立，每自惭疚。去年以来，朋辈星散，依依送别，吾以一家四口，欲归不易。顾今满目疮痍之日，人多流离颠沛，我尚草间偷活，已邀天幸，复有何求。惟诵宗子相之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聊以解嘲。素蒙垂爱之深，举实奉告，不觉其覼缕也。”（1939年2月8日顾廷龙复叶景葵函）

同年3月15日叶致顾廷龙函，明确告知：“上海方面如有图书馆组织（私人事业，性质在公益方面），需要编纂校勘人才，吾兄愿意图南否？每月须有若干金方可敷用？移家需费用若干？幸斟酌示我。”当顾回复表示愿意南下，叶景葵进一步告知图书馆组织计划：

“奉示知于鄙人所拟图书馆事极荷嘉许，且许以他山之助，感如挟纩矣。鄙意组织愈简愈好，大约即以弟与菊老及陈陶遗（彼在江苏声望极隆）三人为发起人，即为委员。委员中或推菊老为主任，其下设总编纂一人，请吾兄作任之，不再设其他名义。总编纂下须用助手（总编纂或称总务），招学生为之。会计收支之类，委托敝行信托部为之，扫除一切向来习气，使基础得以巩固，则可久而又可大。大略如此，以后或有更改，亦不致过于歧异也。至何时可以设筹备处，则全视所欲租之屋何时可以起租。（有无其他变局，尚不可知，因上海租屋，难于尘天。）屋能租定，则可以电请吾兄南来，否则来无住处，亦无办事之处，徒唤奈何。故现在请兄保密，俟租屋有成议，当即电闻，彼时再与校中说明，至何时可离校，则全视兄之便利而定。弟亦不能过拂人情也。（所谓拂人情者，指不顾校中有无替人而仓卒抢亲之谓也。）”（1939年4月18日叶景葵复顾廷龙函）

1939年7月顾廷龙全家来沪，入住辣斐德路614号—辣斐坊（今复兴中路复兴坊）一幢沿马路的民居—合众图书馆筹备处。楼下为办公处，楼上为书库和顾家住宅。顾廷龙到沪后，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人之一蒋抑卮，即表示等藏书章盖好陆续送去，顾自告奋勇说“盖章之事，吾能为之”。于是，第二天起顾廷龙到海格路范园蒋的寓所为凡将草堂藏书盖章，盖完一部分即送“合众”，连续数日而工作未完。不料蒋抑卮忽以伤寒逝世，剩下善本十余箱交由其后人保管。后来“文革”中均被造反派作废纸论斤售去。书入废纸铺均被送纸厂做回魂纸，无一幸存！

叶景葵

“孤岛”矗立“合众”

1939年8月，由顾廷龙草拟的《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经张、叶修稿后通过。同时，叶景葵购下蒲石路古拔路口（今长乐路富民路口）一块空地建造馆舍。这幢“凸”字形建筑由著名建筑师陈植（陈叔通之弟）设计。图书馆起个什么名字呢？当时上海已有“鸿英图书馆”“明复图书馆”等以创办者名字命名的图书馆，于是大家提议以叶氏的名字来命名。叶景葵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图书馆应依靠大众的力量并公诸社会，才能久远，而不应看作一家一姓之物。他提出以“合众”为馆名，取众擎易举之义。他只有一个要求，在馆旁筑一小楼为寓所，以租赁期25年与馆立约。他说：“昔日我为主而书为客，今书为馆所有，地亦为馆所有，我租馆地，而阅馆书，书为主而我为客，无异寄生于书。”从此他自号“书寄生”。

“合众”矗立于抗战烽烟下的上海“孤岛”，其意义恐怕已超出文化的范畴。

1949年4月叶景葵突发心脏病去世。1953年6月，经张元济、陈叔通等提议，将合众图书馆捐献给国家，更名“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当时已有图书25万册，金石拓片1.5万种。1957年馆舍扩建，翌年并入上海图书馆。“合众”原址一直是上图的长乐路书库，专藏古籍和其他历史文献，直至淮海中路新馆建成。现为上图所属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与《图书馆杂志》编辑部。隔壁长乐路752号“书寄生”寓所已挂有“叶景葵故居”的标牌，以纪念这位创办“合众”的银行家的不朽一生。

（本文摘自2019年第9期《档案春秋》，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