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昆山之路②｜园区建设的昆山模式何以成为中国样本生根非洲

【编者按】

作为连续14年雄踞中国县域经济之首的昆山，许多人惊艳于其发展之飞速及财富总量之巨，而昆山真正的秘密和价值，在于其身后所展现的中国改革的理念、路径与方法。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初始，开放看广东珠三角模式，改革花开两朵：浙江温州模式和江苏苏南模式。而同处苏南、几乎同一时期崛起的昆山之路则堪称与苏南模式交相争艳。

昆山之路绝非当地930平方公里狭小县域不可复制的独门秘籍，而具有当代中国改革深厚的共性意义：以大开放破冰，以持续改革深化开放，以无畏的勇气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一个个发展的关隘做改革开放的探路者、领跑者。

昆山予以我们的启示还在于，无论站在了多高的山峰，自信但不自满，苟日新更日日新，进而从昆山之路再出发，趟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示范的新昆山之路。

昆山，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三峡间激荡前行的中国的缩影。从一定意义上，昆山之路映射的就是行进中的中国之路。

为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历时两月调研，采写了“新昆山之路”系列报道，以期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为中国之路贡献昆山经验。本组系列报道共5篇，以下为“开发区篇”。

再过数日，占地2平方公里、开设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德雷达瓦特殊经济区里江苏昆山产业园的培训中心即将迎来开班“百日”。作为中国开发区经验在境外输出的载体，培训中心致力于在指导项目投资的同时，为非洲输入昆山开发区建设的理念思路与管理经验，成为当代“昆山之路”在“一带一路”的延伸和转化。

地处上海与苏州之间的昆山，是全国最早自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地区之一，也是江苏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领头羊和领跑者。自2016年以来，通过三次“请进来”学习和跟班实训、四次“走出去”就地指导实际问题解决和直接参与示范管理，昆山已为200余名埃塞俄比亚工业园中的高级管理人员“手把手”传送经验。

“昆山是一个成功的样板，它的发展经验同样符合我们的国情与发展需要。” 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工业部部长等官员专家多次实地考察昆山后曾一致认为，“昆山之路”的发展历程给了发展中国家改变命运的信心和希望。

而这条靠一个“闯”字拼杀出的改革之路的起点，也正是昆山经验输出的源动力——1984年为打开开放之门而创办的全国首个自费开发区。

彼时，作为传统农业县，昆山的工业生产是当时苏州六县中的“小六子”。看着周边地区依靠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频频崛起，不甘落后的昆山决定另辟蹊径，以自身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率先全面开展横向联合，在上无政策红利又无财政支持的情况下，本着自力更生、敢想敢为、不等不靠不要和永远快人一步的精神，自我规划、自筹资金、自费兴建了开发区这一服务于外向型经济的最佳制度舞台。

此后，借助一系列首创性的制度突破，昆山以开发区为依托，不断广招外商、广纳外资，从一个落后农业县一跃成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第一标杆”。

无疑，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风雨，开发区早已成为昆山坚守开放之路的最强基石，亦是“昆山之路”一骑绝尘的最大密钥。而如今其建设经验之所以能构成当下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试点为指向、大力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昆山之路”的内核与精髓，并作为“中国模式”的优质样本在“非洲屋脊”的广袤大地上生根，正是因为其背后丰富蕴含的中国式改革的普适智慧与核心价值。

不忘初心：仿佛看到1984年昆山的影子

从上海飞抵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时长超过12个小时。过去4年，73岁的宣炳龙已11次往返于这条“超长航线”间。

尽管卸去一身职务，但宣炳龙身上仍有诸多标签：“昆山之路”开拓者、昆山自费开发区“操盘手”、昆山（埃塞）产业园培训专家组顾问、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等。

昆山会与相距近万公里的埃塞俄比亚结缘，正是源自他的一次“个人讲学”。

2015年10月22日，受中国开发区协会委托，宣炳龙首次带着昆山开发区30年的开放与建设经验抵达埃塞俄比亚第二大城市德雷达瓦，为中国企业在当地建立的该国首个工业园提供运营指导和招商指引。

一下飞机，眼前的景象立刻让这位毕生都在打造开发区之梦的老改革者感到陌生又熟悉。“那是一个几乎还嗅不到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基础设施落后，道路泥泞颠簸，牛车并行，空气中到处飘散着二手车驶过后的漫天尘土。但当地人真挚的眼神里，却放射着对发展的强烈欲望和渴求。”宣炳龙告诉澎湃新闻，这让他瞬间仿佛看到了1984年昆山的影子。

历史上的昆山曾一度是苏南的苏北，尽管1979年时靠着发展农业的基础，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略高于邻近的无锡、江阴、张家港，但到1980年代前半期，周边各县凭借发展乡镇企业迅速兴起，将昆山抛至苏州末位。1983年，昆山的财政收入只有5568万元，上缴国家后只能勉强解决吃饭问题。

对此，昆山选择了一条不等不靠、因陋就简谋发展的路子急起直追，向自己要钱，靠自己动脑，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大胆自建开发区，以始终敢为人先的制度创新优势招揽外资，从而在无资金、无项目、无技术的困境中闯出了新路。

在埃塞俄比亚首次授课当天，曾长期担任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宣炳龙，就从昆山的过去和现在、为什么及如何建设开发区等角度，向在场几十余名学员传授了近两个小时的改革方法论。

在得到当地热切的回应后，宣炳龙认为，昆山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先试先行，将中国开发区经验率先输出，开创一条为非洲欠发达国家开发建设提供理念借鉴、管理对接的“新丝路”。

回国后的当月，他一边以昆山开发区协会会长的名义，组织安排一批在职和退休的开发区管理者，随其零酬劳“走出去”，一边着手撰写了《寻找突破口抱团走出去，打造地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新亮点——关于推动在埃塞俄比亚建设昆山工业园的调研报告》。

2016年2月，该报告在得到昆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重点批示后，又获江苏省有关领导肯定。同年6月，江苏与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签署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业合作备忘录》，明确“支持昆山等有经验条件的开发园区对埃塞俄比亚输出管理经验”。11月，埃方精选了8名工业园高层管理人员赴昆山，全面学习考察开发区的经验和模式。

在此基础上，2017年5月，时任昆山市长杜小刚在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代表市政府签署了《埃塞俄比亚德雷达瓦中土工业园合作谅解备忘录》，为“一带一路”建设探索提供有价值的“昆山方案”。去年9月，时任昆山代市长的周旭东又见证了昆山开发区与埃塞俄比亚工业园发展公司签署工业园区运营与管理经验交流的合作备忘录。

“在双方政府的合力助推下，通过‘走出去’、‘请进来’，这几年昆山先后带出了200多名埃塞学生，目前他们均已在本国各个工业园内担任高层管理者，或在当地自办企业为园区建设助力。”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合作转移中心副主任许晋告诉澎湃新闻。

在上海大学法学院就读博士的戴维便是其中之一。

作为第二批埃塞俄比亚工业园管理干部培训班的学员，戴维本应与其他15名同行一样，在昆山参加为期三周的理论与实践培训。“但因在北京有公务，等戴维到昆山时，课程已接近尾期。”许晋回忆，他立即对戴维进行了单独集中补课，过程中，对方不断提问、求知若渴的求学欲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临别前，戴维特意拜了宣炳龙为师，并表示自己“永远听不够”，只要老师愿意说，他愿意随时飞过来听。

“埃塞人民与中国人民‘同勤劳、共愿望’。过去30多年来，我们坚守为民谋福祉的初心，通过搭建自费开发区的平台，引进外来资本、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促进了经济持续发展。现在，我们有能力、有条件，理应不忘初心，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民众脱贫致富。”昆山市长、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周旭东表示。

在他看来，尽管不同地区甚至国家发展基础、阶段、条件有异，但改革的方法和精神却是一脉相承且放之四海皆准的。因此，昆山在建设过程中探索出的自力更生、敢为人先和不断创新的经验，不仅能作为自身发展一以贯之的理念坚持，更在当下各地、各个改革领域都极具推广与借鉴价值。

不等不靠：穷人家孩子的裤腿是一段段自己接出来的

在诸多研究学者、昆山干部眼中，若要用一个词概括昆山在园区建设中强势胜出的最大秘诀，自力更生是绕不开的首要答案。

因接连错失乡镇工业崛起等多个发展机遇，经济一度滞缓的昆山决定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将突围的关键放在东依上海西托“三线”的横向经济联合上。为吸引外来资本和企业，1984年8月，昆山在老城区东部划出3.75平方公里土地，靠十几个人和50万元启动资金创办了当时还被称为“工业小区”的自费开发区。

彼时，为接纳国际资本和产业转移的需要，国务院刚刚批准在沿海14个开放城市设立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辅以相应资金和政策支持。

但当时的昆山只是一个农业县，又不临海，想获中央支持建开发区的可能性为零。面对无政策允许、无国家资金投入、无技术项目、无人才优势的多重困境，昆山县委县政府决定不等不靠不要，立足自力更生，富规划、穷开发。

所谓富规划，即规划起点高、标准严、功能全、配套齐；穷开发，则指在国家没有任何投资情况下，自筹资金、勤俭节约，求实效、少花钱、多办事。

因此开发区起步时，采用了依托老城的策略，对非生产性开支能省则省，不建招待所、宾馆。十几位管委会工作人员均从机关部门借调，靠七八辆自行车出入办事，就餐无食堂，办公都挤在一排简陋的小平房里。

为减轻集中支付征用费的压力，开发区的土地征用本着“需要多少用多少，开发一片成一片”的理念，不搞“圈地运动”。对水、电、煤气等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则实行企业经营、有偿服务，减少财政负担。

正是凭借一边精打细算、突出重点、分片分期搞开发，一边千方百计东靠上海、西联“三线”，引企业、引人才、引资本。创建仅三年，开发区内企业上缴国家的税金就已相当于昆山在开发区的投资总量。

198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题为《自费开发——记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长篇通讯，并配发《“昆山之路”三评》评论员文章。至此，自费扛起外向型经济发展大旗的“昆山之路”声名鹊起。

次年10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专程到昆山考察，对眼睛向下、自力更生、借助上海、滚动开发的发展理念与做法十分赞赏，并鼓励昆山把开发区办成投资者的乐园、发展经济的龙头和窗口。

考察结束后，费孝通特地撰写了昆山开发区调查报告专送中央有关领导，在次年召开的全国人代会上又领衔提出议案，为开发区请求“国批”。

1992年8月，冒着巨大政治、经济风险自我壮大的昆山开发区终获国务院批复，被列入国家级开发区序列。

尽管正了名，但昆山开发区不得援例国家沿海开发区的优惠政策，想要持续发展依然必须继续靠自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为设立出口加工区，斗胆“代工”送中央八部委会签文件。

1997年，在与台商吴礼淦聊天中，对方不经意的一句“昆山什么都好，就是报关速度慢，要是有一个像台湾新竹那样的工业园就好了”，让当时正在思考如何依靠政策优势，吸引高新技术产业登陆昆山的时任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宣炳龙突然茅塞顿开。

他立即查阅资料、实地考察，提出了要办全国首个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并极力争取到江苏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向国务院递交了专门报告。不久，应国务院要求，特区办牵头与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八个部委会商，形成了初步纪要。但此时，恰逢中央机构改革，特区办被撤销了。

“没了牵头部门，设立出口加工区的事眼看要告吹。我和当时的市领导便斗胆托人找到原国务院特区办负责人，想把这份纪要借出来，自己挨个部门去跑。”宣炳龙说。“简直异想天开，胆子太大了！”对方的答复，让他并不意外，一个县的干部要找到中央八个部委一把手签字，其难度可想而知。

但从不愿轻言放弃的昆山，依然选择坚持一试，而这一试便是一年多的奔波、跋涉与煎熬，申请材料写了几麻袋，动用的人脉从老乡、老友到老上级、老领导。其间，吃闭门羹是家常饭，光解释办出口加工区的理由、好处和前景等就不知磨破嘴皮说了多少次。

2000年4月，历经84次上北京，昆山终于获得国务院的正式批文，成为首批15个出口加工区试点中唯一的县级市。因为是概念提出者又较早地启动了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当年10月，全国第一个封关运作的出口加工区在昆山正式投入运作。

“这个过程简单地说是申请或申报，但实质上是下级想方设法找上级，不断陈述理由要政策的过程。”宣炳龙说，回望过去，从自费创办开发区，到推动国家八部委支持建出口加工区，昆山的发展就像穷人家孩子的裤腿，是自己一段段接出来的。如果没有自力更生的韧劲和百折不挠的无畏精神，昆山至今还是一个落在周边强市后头的小跟班。

凭借一路不等不靠的执着与拼劲，2018年昆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832亿元，以不足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创造了超过全国千分之四的GDP，连续14年位列全国百强县之首。而开发区以昆山九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完成全市40%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50%以上的工业产值，贡献了全市60%以上的外资、70%以上的台资产出份额、80%以上的进出口总额。

敢为人先：机遇不会排着队等，迟一步什么都轮不到

纵观以开发区建设为依托的昆山经济发展史，另一条贯穿其中至为关键的经验则是“永远快人三秒”。

获批全国首个设于县级市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国内首家封关运作的出口加工区，创建全国县市级第一个留学人员创业园，率先启动国内首个综保区内企业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兴办江苏省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实施全省第一幅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等，无不佐证着缺乏工业基础、资金技术和政策扶持的昆山，能在中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竞争也最为激烈的苏南地区脱颖而出，进而一路过关斩将成为领跑全国的经济强县，地方政府的超前意识与有效作为功不可没。

1984年2月，正在谋划如何向外“借东风”的时任昆山县代县长吴克铨接到银行同志的汇报，称在苏州开会时听说市轻工局将接待一家日本手套企业，计划在苏州地区投资。

挂了电话，敏锐的吴克铨立即意识到这是个打开外资进入渠道的绝佳机会。于是，他立马放下案头工作，驱车赶往市轻工局，恳请局长将昆山列入外商的考察名单。从上午磨到下午，局长终于松口。“不在考察城市之列”的昆山，争取到了机会。

“当时县领导把仅有的一辆吉普车派给我们去迎接，一路上寒风飕飕，但内心却是热乎乎的。”中国苏旺你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胡志明回忆，当天下午一行人接上日本苏旺你株式会社社长三好锐郎抵达昆山后，没有去政府，也没有进招待所，而是直奔皮件厂和工业区考察。当晚，迫不及待的他们又一路跟着三好锐郎回到苏州，在其下榻的房间隔壁住下，连夜研究并写了一份会谈纪要，第二天一大早便敲开客商的房门，请求继续商谈，最终签约成功。

据三好锐郎日后回忆，在昆山之行前，他已考察了长三角区域的六个地方，有的路太远，有的不积极，唯一兼具区位优势与雷厉风行办事风格的昆山成了他的“不二之选”。

由于是江苏首家中外合资企业，签约后关于投资比例、注册登记、厂房建设等方面的审批过程异常复杂。昆山有关部门果断决定代替企业上南京、北京，跑了123次、敲了732个章，终于促成中国苏旺你有限公司“落地开花”，成为日后外商投资燎原开发区的星星之火。

1988年，在合资企业效益良好的基础上，昆山又顶着姓“资”姓“社”的争议，超前且冒险地推动江苏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苏旺你手套有限公司顺利开业，一时轰动全国。

“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前卫的决定。汇报到苏州市里、省里，很多领导有顾虑，提出质疑，认为把一家公司控制权全部交给外方的做法太过大胆，且没有先例。” 但首任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宣炳龙表示，在他看来，新东西总是模糊朦胧的，开始大部分人不理解很正常，“如果决策层11人都说好，可能这事就没有新意、不算机遇；如果11人中9人说没听过、不敢试，那可能才是创新。”

一批批项目引进后，为争速度抢时间，开发区内的绝大部分企业均采用当年谈判、当年土建、当年投产、当年见效益的建设模式。生产金星牌黑白电视机的上海电视机一厂昆山分厂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由吴克铨亲赴上海当“招商员”引入的项目，1985年春天达成协议，5月即破土动工，同时边借老厂试生产，边培训职工，半年后新厂房建成立即投产，当年便生产电视2万台，盈利70万元。上海厂方工作人员感慨，在其他城市光建厂盖图章就要大半年，而昆山从设计到竣工只用了6个月。

快人一步的效果立竿见影。随着纷至沓来的产业资本的强大虹吸效应，无数个破天荒的行业第一开始在昆山开发区应运而生，而昆山也在奋勇当先的滚滚浪潮中实现了经济从发展到繁荣的飞速成长。

除了引资纳企先试先行，昆山之所以能保持经济领跑全国的优势，还得益于另一个前瞻性的大动作——在招商引资的同时，及早意识到供需矛盾突出、环境资源压力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因而率先提出将转型升级作为关键突破口，打造集集成电路、智能设备、芯片等高新技术产业为一体的光电产业园。

“在当时很多人还没弄明白薄膜晶体管是什么东西的时候，花大钱上马这个项目肯定是要力排众议。”宣炳龙回忆。

尽管不乏质疑声，但昆山改革者们坚信，得时势者胜，机遇不会排着队等，如果迟一步什么都轮不到。实践证明，正确的、超前的决策思路，必然带来“突围”之后天宽地阔的正向效应。

经过14年的培育，如今的光电产业园不仅助力昆山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从“缺芯少屏”到“强芯亮屏”的重大转型，其自身也成为国内规模最大、产业链条最完整、唯一同时掌握三类面板显示技术且具备产业化能力的全国乃至全球一流光电产业高地，年产值突破千亿元。

在此基础上，去年昆山立足雄厚的产业基础，在国内县域率先提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一流产业科创中心，全面开启“昆山就是产业科创中心、产业科创中心就是昆山”的新发展模式，以自费建设开发区的精神和魄力，举全市之力积极探索县域经济创建国家一流科创高地之路。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昆山正是坚守了持续开放的前瞻性，以‘敢为天下先’的魄力，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凭借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胆识，在实践中深入探索、大胆尝试，才闯出了一条享誉全国的‘昆山之路’，并奠定了新时代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新昆山之路’必须继续坚持的精神内核。”昆山市委书记、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杜小刚表示。

而在长篇报告文学《昆山之路》作者杨守松看来，昆山之所以能在初始条件相当的苏南地区强势崛起，开创一整套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将建设经验作为中国样本输入非洲，其关键正是在于人——昆山人判断事物的标准，从不是书本上的人云亦云，更不是已明显滞后于现实发展的政策法规，而是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是否满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合理需求。

凭着这样的判断力，面对认准的机遇时，昆山没有把自己困在僵局中，而是勇当“拓荒者”，敢闯“无人区”，千方百计穷尽所有可能率先尝试、率先遇阻、率先突破，进而将领先优势持续扩大。

制度创新：向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要生产力

如果说，自力更生的毅力和敢为人先的魄力是昆山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的独有法门，那么“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创新精神则是其解码一个又一个时代命题的最大依仗。

纵观昆山开发区的发展历程，从启动阶段的自费开发，到鼓励兴办独资企业，到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再到进行风险投资培育高科技产业园，屡次成功爬坡过坎的背后实际上是一连串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的结果。

曾长期将昆山发展作为案例剖析对象的昆山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瑞龙在其所著的相关论文中，即将“昆山之路”成功的最大内驱力归结于开发区的制度创新——在改革之初，地方政府不再是纯粹提供公共产品的行政性组织，而成为追求本地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组织，因此在得不到“权力中心”授权和接受的情况下，为吸引资源、激发微观主体创造更多生产性利润，自发走出一条“首先发现制度潜在收益，然后突破各种制度性障碍，最后谋求中央政府事后追认”的道路。

但这条路并不好走，如同头顶石臼唱戏，政治风险和压力巨大。在当时大部分人认为对既有制度壁垒的突破就是违规时，数任昆山执政者们却始终坚信，改革就是要对不合时宜的规定进行完善与革新，不断向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要生产力。

事实证明，开发区这一持续的制度创新使昆山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但因走的是自费开发之路，一无建设资金，二无政策优惠，三无建设经验，要想把“国批”带来的制度优先进入优势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利益，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内部机制创新。

在杨瑞龙看来，昆山的机制创新主要体现在开发区开发模式、引资模式和高效能的行政服务上。

在开发模式上，昆山提出了“富规划、穷开发”、“依托老城、开发新区”、“先引内、后引外”、“滚动发展、逐步延伸”等一系列措施，开创了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引资方面，在许多地方还为外资企业姓“社”或是姓“资”问题争论不休时，昆山已扫除思想障碍，采取“搭台内联，筑巢外引”的方法，兴办独资企业，并在机制创新上大做文章。如1989年起在江苏省内率先试行国有土地的有偿使用原则，筹集实现开发区内“七通一平”的资金；对产权实现有效保护，明确外商的投资收益预期；开放市场，实现流通领域经营、价格、用工和分配的“四放开”等。

而建立“小政府、大服务”的高效行政管理体制、优化外商投资服务体系，更是被昆山视为“立身之本”。开发区创建初期便明确“硬件不足软件补”、“人人都是投资环境”、“寓招商于服务之中”的理念，此后又数次加码，相继提出“规范行政、降本增效”、“零障碍、低成本、高效率”等要求。

随着外资企业的增多，昆山又建立了外企服务中心、外向配套协作中心和外商投诉中心三个专为外企提供服务的行政机构，并设立“马上办”办公室，实行“首问负责制、两问终结制”，全天24小时解决各类疑难杂事急事。

台商黄健忠至今记得企业投产之初的一件小事。当时他在昆山投资设立的食品添加剂工厂用的是锅炉，压力容器表必须检测，而当天是周日，因急于开工，生产线已启动，若停下来等待检测意味着损失巨大。“要知道即使在台湾，休息日也是不大可能叫到人的。但昆山质量技术监督局听说后，立即派人过来帮忙解决了问题，丝毫没有影响生产。”黄健忠说，昆山政府对企业各类诉求的快速回应机制，让他感动不已。

为进一步服务在当地创业生活的10万台商，昆山又于2013年2月率先获批设立了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并经国务院同意建立由国家发改委牵头，22个部委和江苏省参加的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制度——这一全市目前最大的改革平台。自2013年首次联席会议召开至今，6次会议已成功推动如开展台企内部人民币跨境双向借贷业务、开设综保区内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建立对台科技合作与交流基地、打造台商大陆“精神家园”等97项开拓性政策的落地实施。

“昆山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的机制化，为昆山先行先试、创新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重要保障。”昆山市委书记、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杜小刚表示，要与时俱进大力弘扬“昆山之路”精神，用好这一改革平台，研发一批更具含金量和带动性的政策举措，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把新时代“昆山服务”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正是得益于一系列持续、合理又极具活力的创新机制，昆山得以凭借外资高地的城市品牌，在区域产业发展上收获至今无出其右的巨大优势。而如今，随着埃塞俄比亚昆山产业园的横空出世，这套浓缩着“中国式制度经济学”智慧的改革方法论正在非洲大地上再放异彩。

最近，刚刚结束又一次对埃塞工业园高层管理者培训的宣炳龙，正在着手准备将下一批培养对象的范围扩大至当地的技术工人、法务、财务等。

“很多人问过我，这一生明明有那么多机会，却为何只甘愿守着建设开发区这一个梦。”宣炳龙说，因为在探索这条崎岖坎坷的发展道路上，自己与一代代改革者们所信奉的自力更生的坚持、快人一步的果敢和不断创新的勇气，给了他永葆初心的激情与远赴大洋彼岸持续造梦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