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乱改儿歌的水平，不值一分钱

孩子的歌声，总是更令人动容。/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我们心中的经典儿歌，不是因为是儿歌才经典，而是因为在这些艺术家手中，它们首先达成了艺术的自我修养。

搞清楚这一点，也就搞清了改《一分钱》歌词的荒谬之处：好孩子不是儿歌教出来的，我们不需要儿歌，只需要好歌。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近两条关于音乐的热搜，都跟动刀经典有关。

一个是谭维维演唱魔改版《敢问路在何方》被作者许镜清老师点名，指出“未获授权”“歪曲本意”。

稍早一些的另一则新闻是儿歌《一分钱》被改成“一元钱”，这首歌牵连的年龄段更广、不满的人群更多，网友怒称，这是“毁经典从娃娃抓起”。

对此，歌曲原作者潘振声老师的女儿表示：“这首歌写的是孩子天真无邪，跟物价没有什么关系。经典就是经典，我们今天唱来仍然可以体会当时创作者的心血。”

这几年，改编经典歌曲的现象时有发生。对听众来说，有好听的也有一言难尽的。所谓“与时俱进”，与“毁经典”之间不过就隔了一道浅浅的分割线，一不小心就过界了。

拿《一分钱》来说，有人认为，改成“一元钱”很好，小朋友都已经不知道“一分钱”是什么了。但也有人认为，教孩子们拾金不昧，跟金钱多少关系不大，更何况，改成这样破坏了原作的韵律感，唱起来分外别扭。

到底该尊重艺术经典，还是更重视教化意义呢？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儿歌的本质是“歌”，既然是歌，就得先成就了艺术性，再去谈教化作用。

更何况，如今的时代背景下，所谓“教化”，真的还需要一首儿歌来完成吗？

放过儿歌，救救孩子

孩子们的确没什么机会看到一分钱，不过，一元钱如今也少见得很呐，岂不是改成捡到电子钱包、收款二维码更贴进时代？

按照这个理论，要改的东西可海了去了。

《数鸭子》《小毛驴》《小燕子》，这些东西孩子们大概只在餐桌上见过，不知道活物长啥样。

《卖报歌》《粉刷匠》《王二小》，连报纸都少见了，也没有父母教导孩子以后要当粉刷匠，至于放牛的王二小，放牛是种怎样的体验，连90后父母都不一定说得清楚。

今年夏天，杨紫在剧中演唱《小毛驴》。/《亲爱的热爱的》

语文课本也得大改特改。“床前明月光”？不好意思，现代都市只有霓虹灯光，改成“床前霓虹灯”吧；“五花马，千金裘”？与时俱进，该是“五花肉和LV”才配得上时代。

常用词汇什么的就更不能放过了。“马路”？改，得叫“车路”；“上当”？改，现在哪里还有当铺，只能说“被骗”。

“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改，谁还没吃过猪肉了？“小偷针大偷金”，改，谁家还自己做针线活？

这样的“与时俱进”，到底是进还是退？

就像大人懒得理解孩子、教育孩子，只知道跟老师说：“不听话你就打。”在儿歌这件事上，现在的创作者，似乎也不肯花时间去与孩子建立共情联系。

《丢手绢》，也是1948年的老歌了。 /图虫创 意

显然，改掉歌词的那个编者，嫌弃的也只是“一分钱”，仍然还是认可拾金不昧的理念的。如果“一分钱”真的过时了，重新写一首教孩子们捡到手机、信用卡也要拾金不昧的歌，很难吗？

不见得，但好像没人这么做。

广告行业有个潜规则，如果做广告歌，最好买耳熟能详的曲子来做改编，这样速度快、感染率高，能达到迅速洗脑的效果。《吉祥三宝》《找朋友》等曲子，都曾被广告商改编过。

想必，嫌弃儿歌过时，不写新歌而去改词的人，跟广告商的想法是差不多的——速度快、感染率高，毕竟是已经有国民基础的经典。

广告商可以坦然承认这是为了利益和效率，儿歌创作者，好歹还是要对艺术有几分敬畏之心吧？

把教化托付于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惰怠。从“一分钱”到“一元钱”这样自以为是的进步，做起来轻松自如，改起来没完没了，却早已完全背离艺术，也谈不上什么实质的教化作用。

旧歌脱离时代，新歌又缺乏艺术性，儿歌太难了。

儿歌的黄金时代，早就过去了

音乐作品的改编并不少见，一方面，经典歌曲好听、有延展性，另一方面，恐怕折射的是当下音乐创作的困窘。

与《敢问路在何方》相比，《一分钱》的处境还要更惨一些。仔细想想，有多少年没听过一首传唱不衰的、新鲜的儿歌了？

事实上，没有自己的儿歌可唱，并不只是10后、00后的问题，90后引以为豪的《一分钱》们，也不是自己的。要知道，《一分钱》诞生于1965年，绝对是爷爷的辈分。

70后的童年唱《一分钱》，80后的童年也唱，90后的童年还在唱，如今到了10后，好嘛，唱还是要唱，但为了进步，还是改改词吧。

《卖报歌》是1934年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是1955年的，穿花衣的《小燕子》从1957年飞到现在，《春天在哪里》和《一分钱》同为潘振声作品，也是1981年的老歌了。

孩子们跟长辈之间代沟跟毛细血管一样密集，但只要一唱起《一分钱》《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些歌曲，祖父祖母和孙儿孙女，都可以无缝衔接。

《让我们荡起双桨》不仅传唱不衰，还被选入语文课本。

一时说不清这到底是经典的魅力太大，还是儿歌创作的断层太严重。

市面上并非没有儿歌新作，只是实在佳作寥寥。

前几年好不容易有一首《爸爸去哪儿》火遍大江南北，大人孩子都爱唱，可是，这首歌是综艺节目的主题作品，本身离现实生活是有距离的——目前，妈妈带孩子才是常态。

这就造成一旦节目不播了，歌曲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没有主动传播和记忆的动力。

《爸爸去哪儿》MV

一些动漫影视作品的主题曲同样有这个问题。90后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大风车》《蓝皮鼠和大脸猫》《猴哥猴哥》等作品，也是依托于作品和节目，没人看了，也就少有人唱了，只能时不时出现在怀旧歌单里，收割一波情怀。

尽管如此，90后还是要比现在的孩子幸运一些，至少，那会儿的幼儿歌曲还都能做到朗朗上口、悦耳动听。

《人民的名义》里，祁同伟年轻时因为《一分钱》这首歌找到了身陷险境的人民，成为英雄；最后关头，也是因为这首歌，唤醒了他心中仅存的光明与正义。

不少影迷认为《一分钱》是祁同伟这个角色的点睛之笔，天真与狡诈、光明与黑暗的冲突，因为这首儿歌而显得更加立体和富有感染力。

《人民的名义》剧照

经典儿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一首流传半个多世纪、影响几代人的儿歌，如果新时代的创作者能做的还是只从字面上去解读，去纠结它该是一分钱还是一元钱、十元钱，实在有些本末倒置。

我们常常过于重视艺术作品的教化作用，为此，不惜为经典动刀、为雕塑穿衣。然而，马赛克遮住的，到底是艺术中的糟粕，还是艺术本身？

艺术作品的动人之处，在于创作者赋予作品的真实感情，这是自我输出的过程。而带着教化意义去创作，这显然不是感情的输出，而是目的明确的流程作业，哪还有资格妄谈艺术。

而教化的前提，必然是内心的感动与认同。伟大的艺术作品，往往于无声处润万物，而不是像只急于表现的猴子，脸上写满了讨好和欲望。

“世界儿歌日”，已经成了明星公益、尴尬比赛的舞台。/图虫创意

今天的孩子，不需要儿歌

说起来，中国父母应该算得上是最肯为孩子花心思下血本的家长了。但是，只注重前程而不注重音乐、美术品位甚至品德的现象却普遍存在。

在一档综艺节目里，思文曾吐槽过中国家长在孩子审美教育上的畸形情况：在妈妈肚子里，听的都是莫扎特、G大调、小夜曲，出生后，立马换成“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家长们是觉得一个胚胎的音乐品位要远远超出会笑会跑的小朋友吗？

不得不承认，现实情况是很多人并不认为儿歌是一种值得欣赏的、有价值的艺术品，从家长本身到创作者皆是如此。

亲生的家长都不在乎，市场就更不在乎了，没有利润和前途，写歌的人当然也在乎不起来。

一方面，是新出产的儿歌没什么价值，另一方面，这或许也是因为，我们的孩子真的不需要儿歌了。

从前，我们接触世界的路径只有一扇窗，但现在，手机、电脑、平板，书籍、报纸、短视频，道路何止千万条。如此环境下，00后、10后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去汲取养分，指望他们听着儿歌长成三好学生，也太天真了。

洪水来临时，堵永远不如疏导有用。放眼望去，多少孩子脱口而出的曲调，跟大人手机的外放、广场舞的大音响里的歌单出奇一致？

一代人唱着“爱情不是你想买”长大，一代人哼着“你是我的小苹果”上学。神曲攘攘，既然能洗大人的脑，当然也能洗掉孩子从娘胎里带来的莫扎特。

专门给孩子写儿歌还有意义吗？要保证孩子只听到儿歌，恐怕只能把他们圈起来养了，别出门，别上街，世界这么大，一眼都不要看。

经典儿歌既然在内容上跟不上时代了，那就别谈内容；新的儿歌草草了事又没有市场土壤，那就不必非得写出来立牌坊。

孩子缺的不是“一元钱”“十元钱”，而是好歌本身。

《Let it go》是儿歌吗？是，也不是。这首歌出自动画电影，但形式上却显然属于流行音乐。

一部老少咸宜的好电影，一首不敷衍的流行歌曲，就能成为全球孩子心里的白月光。

不需要卖弄天真，不需要强调教化，要感染孩子们，只需要它是一首好歌，就足够了。

《卖报歌》的作者，是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聂耳；写下“大风车吱呀吱哟哟地转”的，是写出“一条大河波浪宽”“难忘今宵”的乔羽。

我们心中的经典儿歌，不是因为是儿歌才经典，而是因为在这些艺术家手中，它们首先达成了艺术的自我修养。

搞清楚这一点，也就搞清了改《一分钱》歌词的荒谬之处：好孩子不是儿歌教出来的，我们不需要儿歌，只需要好歌。

参考资料

《儿歌创作的“春天在哪里”》广州日报，201903

《孩子们为何仍唱着“上了年纪”的儿歌》光明日报，201906

《儿歌数量不少传唱度不高 孩子们的歌曲去哪了》天津日报，201703

《这么多年，为何没一首儿歌唱响》半月谈，201807

✎作者 | 胡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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