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国家公园︱公园和茶园之间

由武夷山市区一路向西，约70公里外有个桐木村，这里几乎家家户户以茶为业，世代如此。桐木村之外的武夷山地区大多生产岩茶大红袍，桐木则是红茶，这里是“正山小种”的发源地。

桐木村的一株茶叶，单牙做金骏眉，一牙一叶做银骏眉，一牙两叶做小赤甘，之后的做正山小种红茶。(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 史阳琨 图 图片编辑  周平浪)

早在1979年，桐木村就被划入了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有中国东南面积最大，也是地球同纬度地带保留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森林与茶农世代生活的村落相交，不同于人们印象中大规模集中种植的茶园，桐木村的茶树零星散落在山间，人们俗称它为“野茶”。

傅登旺，桐木人，制茶师，桐木村村委工作人员。

34岁的傅登旺是桐木人，父亲去世后，由他主事做茶已有六年。和每个桐木人一样，他会和客人聊聊正山小种的缘起。相传明朝末年，有军队途径桐木，士兵们误睡在茶青上。等到第二天部队离开，茶青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发酵，为了补救，茶农们焚烧当地的马尾松对茶青进行烘干，意外做出了一款带有特殊松烟香味的茶。17世纪，这款口感带有桂圆香的红茶漂洋过海，出口英国。

意外被引入的马尾松成为“烟小种”的传统工艺，四百年来，桐木人靠马尾松进行萎凋和烘焙。傅登旺称，在这里“你还能看到活着的历史”。但近些年，不少人担心，这门手艺走到了尽头。

2019年8月8日，武夷山市桐木村，傅登旺家中客厅的陈列，桐木村曾是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的落脚处，桐木挂墩也是西方传教士采集并制作模式标本的据点之一，因而桐木村有相当比例的村民信奉天主教。

2017年，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成立，为了控制松材线虫病害，马尾松受到了严格控制。一面是公园生态，一面是茶园生计，傅登旺们有些两难。

“青楼”里的活历史

每年4月，桐木忙碌的茶季开始。由于茶树散布山间，月初人们需要上山人工采摘。

2019年8月8日，武夷山市桐木村位于山上的茶园，不同于其他集中种植的茶园，这里的茶树呈分散式种植在山坡上。

制茶的地方有些特殊，当地人称为“青楼”，三四层的木质结构，能够隔绝春季丰沛的雨水，也能让马尾松燃起的松烟层层渗透。

“青楼”是传统桐木人制作正山小种的场所，“青”指茶青，图为桐木村现存最大的青楼。 

在桐木村，有的村民建起自己的青楼，和家宅融于一体，一半住家，一半制茶，有的则是多户共享。桐木有33个自然村，12个生产小队，每个小队都有一栋集体的青楼。

42岁的茶农陈水明带我们走进当地现存最大的一栋青楼。8月并非茶季，青楼空置，临近的居民自愿成为门卫，以防陌生人进入引发火情。

房子虽空，提起青楼和茶叶，陈水明可以滔滔不绝。青楼的木质结构全由本地人设计，底层烧灶，每一层由镂空的木板隔开，上铺篾席。篾席的材料来自本地的毛竹，由手艺人编制。

陈水明 ，桐木人，制茶师。 

茶青在这里“萎凋”、“熏焙”、“复焙”，一代代桐木人也是从青楼的烟雾中长大。最初烧灶用的马尾松就来自桐木本地，随着保护区成立，本地木材被保护起来，茶农们需要从保护区以外的地方购买马尾松。

2005年，“金骏眉”出世，新的工艺不再需要烟熏。但新工艺并没有完全取代传统烟小种。桐木村村委王坤武表示，每年桐木对马尾松的用量约为300立方米，烟小种仍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但近些年，为了控制松材线虫病，马尾松的进入受到严格限制。

松材线虫病是由松材线虫引起的，以松墨天牛为主要传播媒介的一种松树毁灭性流行性病虫害。最早松材线虫由国外传入，在国内缺少天敌，传播极快。中国于1982年在南京首次发现了松材线虫，三十多年，疫区范围迅速扩大至16个省区的246个县市区，福建也是其一。

在禁伐本地马尾松后，桐木松木大多来自南平市。2018年，受松材线虫疫情影响，南平地区严禁调运，桐木村松木告急。在武夷山市第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团分团审议中，王坤武提出了生产和生态的冲突。后经南平市、武夷山市两级政府及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协调，最终从非疫区光泽县调运了一批经过无害化处理的马尾松木材。

松木是传统正山小种制茶的必备原料，松木燃烧产生的烟熏会留下特殊的桂圆香。近些年为了控制松线虫病害，保护区内严格限制松木进区的数量，桐木人也因此担心会影响传统正山小种的传承。

徐自坤是武夷山国家公园执法支队武夷山大队的工作人员，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要保证马尾松无害化需要经过多道关卡。

“从非疫区运出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保证运输途中不会有松墨天牛附着产卵”。目前的无害化处理方式是将马尾松的树皮剥除，以避免松墨天牛附着。但茶农们认为，松木剥除了树皮，松烟香会大打折扣，这会影响茶叶品质。

更多无害化的处理方式仍在研究中，但政策已经"一刀切"，要求到2020年全面禁止区外的马尾松运进桐木村。

提到马尾松禁令，陈水明有些无奈。他的茶山有二十多亩，每年生产的茶青中有三分之一用来做传统烟小种。和他一样，不少桐木人都在担心烟小种的未来。

“原本你还能看到400年的老工艺，能喝到老工艺制作的茶，它还活着。也许以后我们只能在博物馆的墙上看到正山小种的故事，但它已经死了”。

扩大再生产的度在哪里？

传统工艺能否延续，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人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利用自然？国家公园试点的成立能否找到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平衡点？

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副调研员黄智敏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茶农扩大生产和生活区的发展需求和生态保护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

比如建房。随着人口增加，分家分户时需要建新房，有的老房需要改建，如何处理建材，控制建设工程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眼下尚没有细化的方案。目前，桐木村严格控制村民建房，有需求者可以向地方政府提交申请，经批准后才能建房。如有老宅，需要先将老宅拆除，才能新建房产。

生活之外，更大的矛盾集中在茶叶生产上。前述对传统工艺的保存和延续之外，驱动茶农扩大再生产的还有市场因素。

近些年，茶叶行情持续走高，以武夷岩茶为例，"肉桂"等明星产品的价格一度高达每斤十数万人民币。桐木村的红茶同样受到追捧，金骏眉的价格高达每斤一万多人民币。茶农们也想进一步推出传统的烟小种，丰富产品线。

由于本地产量有限，一些茶农会从保护区外收购茶青，再运进保护区内以传统工艺加工。相比从种植采摘到制作完全桐木生产，这些区外的茶青价格会相对低廉。

但这样的生产方式是否应有上限？

无序扩大再生产的一种极端是“毁林种茶”。

在桐木村，曾有茶农以自家茶园为起点，向外扩建，有的甚至毁坏了临近的乔木。2018年，桐木村就有两起毁林种茶案件立案。

毁林种茶还有相对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有的区域一度是茶农的茶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毛竹行情好，茶叶价格仍然处于低位，不少村民将茶园撂荒，逐渐生长出了灌木、杂木。等到近些年，茶叶行情见涨，茶农想要重新拓荒，却会破坏环境。

实际上，上世纪末，"毁林种茶"是一项被鼓励的地方振兴计划。为了大力发展茶产业，一些乡镇领导甚至被要求牵头“开山”，大面积种植茶叶。但多年以后，盲目开山造成水土流失加剧。

桐木的毁林种茶情况尚少，这在保护区以外的九曲溪上游地带更为明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苏杨关注国家公园体制改革，他曾在武夷山进行调研。在成立国家公园之前，九曲溪上游的大部分面积未被林业局等管理部门覆盖，受茶叶市场驱动，毁林围垦种茶大量出现。根据今年5月武夷山市政府的通知，2019年违法违规茶山整治的目标就有4868.9亩。

桐木村山上的茶园。

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苏杨表示，如何衡量武夷山地区的生态承载力，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人口问题，关键在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生活和生产。

“在玉树，水獭是淡水生态系统的顶级物种，但你能在玉树市的城市中心的河道里发现它。这说明它已经能和人类活动共生，把人赶走并不意味着就会变好。”

在自然保护区时代，桐木村的范围有一部分属于核心区，有一部分属于传统利用区。成立国家公园后，桐木村的范围跨越了核心区和一般控制区。

“如今‘一刀切’的方式存在问题，核心区要完全禁止人类活动，但把人赶走并不意味着生物的栖息地会变好。以贵州草海的黑颈鹤为例，中央环保督查后将草海边的耕地完全退出，黑颈鹤的食物来源大幅减少，这样栖息地的质量反而下降。”

2019年8月9日，武夷山国家公园访客中心附近，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改善，越来越多的野猴下山，但也出现了一些游客投喂现象。

相比一刀切式的管理方式，苏杨认为，更科学的方式是细分不同区域，针对性地研究其物种基础和人地关系，再细化具体的管理措施。

“在划分国家公园时，一些人提出要保留原来自然保护区时代的‘传统利用区’，这是有问题的。传统利用方式并不意味着绿色，要想绿色发展，生产和生活方式必须进行转变。”

堵还是疏？

“国家公园成立以后，限制越来越多，好处呢，暂时还没看到”，对于未来，陈水明有些无奈，这也是桐木村不少当地人的无奈。

马尾松禁令之后，一些人尝试把青楼建在保护区以外，但交通、人力成本都在上升，难以维系。陈水明称，这是一种“一步步被劝退”的感觉，但下一步怎么走，他还看不清。桐木人世代做茶，找寻别的生计并不容易。

2019年8月8日，武夷山市桐木村，村民喂养的鸭子。

前几年，傅登旺刚刚接手家族茶行不久，曾试图开发一条自驾游线路，他称当时"年轻，充满干劲"。他与重庆的两家汽车俱乐部合作，试图开发一条从重庆到武夷山桐木村的自驾游线路，专门撰写了计划书。

但他们最初的设想相对粗放，依靠餐饮和住宿，很快被叫停。“他们拒绝的理由就是担心车辆进入出现事故，不鼓励，但是不是能改，该怎么改，就没有后话了。”这个自驾游的雏形很快夭折。

严格控制表现在方方面面，每天从皮坑哨卡进入保护区的人数有上限，最多500人。但一些村民认为，哨卡的存在很微妙。

桐木村位于福建和江西两省交界，“桐木关”以北为江西，通过桐木村只有一条公路。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只将福建省范围纳入其中，江西省的范围在外，这对管理造成了问题。福建方面对于哨卡和进入者管理严格，控制每天进入保护区的车辆和人数，但另一方面，这对于从北面江西进入的车辆没有约束力，许多游客选择从江西进入，绕开哨卡。

这在村民中引发争议，桐木村的茶农想要从园外带客户进山参观，受到诸多限制，但江西的游客却能绕道进入。陈水明有些疑惑，国外的国家公园可以在网站上申请参观，你能看到实时的园内人数，但现在，模糊地管理难以让人信服。

“就像治水一样，单纯的堵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长期看来，需要的是疏”，苏杨称，眼下，武夷山国家公园缺少对生产方式转变的引导和梳理。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振基教授曾带队“绿色营”在武夷山地区进行自然观察活动。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李振基表示，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自然资源很丰富，比如今年2月，国际动物分类学权威期刊Zootaxa公布了武夷山发现的广义角蟾新种——雨神角蟾，这里有基础进行多样化的自然教育活动。

“保护区内可以划定一块区域进行自然观察，鸟类、昆虫和两栖爬行类动物，也可以观察笋，或是结合茶叶的生产和制作过程组织生态旅游。即便是在（保护区以外）大红袍景区也可以有自然观察，可以向人们讲解丹霞地貌，也观察野生动植物。”

目前，包括绿色营在内，已经有一些自然教育机构在武夷山进行类似的探索，但李振基称，目前当地人的参与度还很有限，“不能一提武夷山就只有茶。”

理想情况下，国家公园可以建立一套“国家公园品牌增值体系”，苏杨解释，短期内，生产方式转变会对当地人产生限制和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损失，如果能建立一套体系，绿色发展后的产品能够获得品牌增值，损失会得到补偿。

这无法单纯依靠茶农自身的力量。

“理想看来，种茶、制茶，与茶体验相关的旅游和民宿，自然体验和自然观察，一整套产业链建立起来，这能够吸纳劳动力，更能丰富产品业态的升级”。

但眼下，一切都还刚刚起步。

（陈鹏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