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健康70年】顾方舟：做护佑健康的“一叶方舟”

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7日签署主席令，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已故“糖丸之父”、我国著名病毒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顾方舟的名字赫然在列。“人民科学家”这个国家荣誉称号对于将一生贡献给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的顾方舟来说，当是最值得欣慰的褒奖，亦是最恰如其分的总结。

一次触动

南宁七八月那么热的天气，家家户户都把窗户关起来，不让孩子出去，都怕成这个样子。 20世纪50年代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的暴发流行，给顾方舟留下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发病率从十万分之二三上升到了十万分之三十几。 1955年，该病在江苏南通造成1680人突然瘫痪，466人死亡。 随后迅速蔓延。 青岛、上海、济宁、南宁……

一次，面对找上门来求救的瘫痪孩子的家长，顾方舟不得不告诉他，这个病目前还没有治愈的办法，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到医院去整形、矫正，恢复部分功能。 家长得知实情后瘫坐在走廊长椅上，黯淡又绝望的眼神深深刺痛了顾方舟的心。

因此，1957年，当顾方舟得知有机会从事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时，便横下一条心，要倾注全部心血攻克这个难题。

1952年，顾方舟（右1）与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生同学

曾赴前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留学4年的顾方舟，将当时非常先进的组织培养技术带回国应用于脊灰病毒研究。 做体外细胞培养需要牛的血清。 当时，牛血清在国外已经商品化，但我国却还没有。 “咱们不能按照老外的方法，一定把孕牛杀了，把胎牛拿出来采血，那成本太高了。 ”回忆起当时科研条件的艰苦，晚年的顾方舟仍历历在目，他和同事联系屠宰场，等有小牛要生产了，再去那里采血。

就这样一点点克服困难，解决问题，顾方舟带领研究小组调查了国内几个地区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粪便标本，最终从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且成功定型。 这是我国首次用猴肾组织培养技术分离出病毒，用病原学和血清学方法证明了I型为主的脊灰流行，为预防脊髓灰质炎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流行病学资料。

三次抉择

1959年3月，顾方舟等人受命赴前苏联考察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 当时，美国已经发明了死疫苗，并上市销售。 在充分了解相关情况后，一个艰难的抉择摆在顾方舟的面前： 是选择可以直接投入使用，但国内无力生产的死疫苗，还是用成本低却要深入研究的活疫苗？

1959年，卫生部派小组去苏联（后排左1： 顾方舟）

“当时死疫苗打一针就几十块钱，而且一共要打四针，中国一年就有一千万到两千万新生儿，光是这个经济账算下来，我们中国承担不起!”顾方舟果断向原卫生部汇报建议： 我国应采用减毒活疫苗这条技术路线。 1959年12月，经原卫生部批准，由顾方舟任组长的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成立。

疫苗的研发计划分两步： 动物实验成功之后，要完成Ⅰ期、Ⅱ期、Ⅲ期临床试验。 Ⅰ期临床试验主要观察疫苗对人体是否安全，只需少数人受试。 Ⅱ期临床试验是对安全性和药效的初步评价。 1960年，2000人份疫苗在北京投放。 试验结果表明，疫苗安全有效。 Ⅲ期临床试验，是对疫苗的流行病学检测。 顾方舟将受测人群从2000人扩大到450万人，在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沈阳等大城市展开试验。 用时近一年的Ⅲ期临床试验同样获得圆满成功。

那时，美国的活疫苗研究因为找不到试验对象而停滞不前。为了顺利通过Ⅰ期临床试验，冒着瘫痪的危险，顾方舟决定自己先喝下了疫苗溶液。一周过去后，他生命体征平稳，没有问题。

然而，疫苗主要服用者是孩子，到哪里寻找适龄的受试者？ 顾方舟又决定拿自己当时尚不满1岁的儿子做试验！

在顾方舟的带动下，实验室同事的五六个孩子都参加了这个实验。 “我没跟老伴说，她那阵子刚好出差不在，后来她知道了，也没埋怨我。 我们都是干这一行的。 当时我想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去吃，这太不仗义。 ”

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在全国11个城市推广，发出的疫苗很快遏制住了疾病蔓延的形势，流行高峰削减。

面对好转的疫情，顾方舟却没有松懈，疫苗需要冷藏保存，运输的难度大，且服用时需要滴在馒头上，如果孩子不吃，不仅会造成浪费，还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他便将疫苗制成糖丸，将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瓶中。 这样一来便全面解决了保存、运输、推广的问题，糖丸疫苗迅速覆盖到祖国的每一个角落。

1990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实施后，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 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卫生部举行，顾方舟花费40多年的心血去打的这场“脊灰”歼灭战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一个承诺

早在1958年，原卫生部派顾方舟去苏联考察前，就考虑到疫苗的生产问题——原料是猴子肾脏细胞的上皮细胞，决定在云南建立猿猴实验站。 1959年1月，正在筹建的猿猴实验站改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这也是我国脊灰疫苗的生产基地。

顾方舟告诉妻子李以莞，他打算在昆明扎下去为这个事业干一辈子。 当时在病毒研究所工作的妻子只回答了一个字——行。 1964年，她跟着时任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的顾方舟，带着孩子和婆婆举家入滇，此后便开始辅助丈夫做组织培养、细胞培养。

1997年，顾方舟、李以莞合影

研究所选址在离昆明市区好几十公里的玉案山花红洞。 这里当时一片荒芜，建房子的地基需要顾方舟和同事自己平，做饭的炉灶需要自己搭，饭吃不饱，大家也就那么忍着饥饿干。

3年自然灾害期间，很多项目都下马。 当时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沈其震给顾方舟打电话问： “顾方舟，你要说老实话，到底能不能干？ 干不干得了？ ”顾方舟坚定地答道： “沈院长，困难是有的，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我们这些人在这儿一定干出成绩来给您汇报。 ”据当年参与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筹建工作，后担任副所长的尹芳回忆，顾方舟主抓的疫苗生产工作即便是在文革期间，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缺货、完不成任务的情况。

1961年10月，周恩来总理视察昆明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顾方舟向总理汇报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生产情况。 他一边走一边跟总理说： “我们这药要生产足够量，让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都能吃到这个疫苗，这个病就消灭了。 ”总理用有点开玩笑的语气说道:“嗯，是这样吗，那你们以后就没事干了？ ”顾方舟答道： “那不会，这个病消灭了，我们再去研究别的病。 ”

顾方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介绍，顾方舟是力推将乙型肝炎免疫规划列入我国婴幼儿免疫规划的关键性人物。 在肠道病毒的研究和疫苗的研制上，他也做了大量工作。

顾方舟在担任原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院校长的8年里，大力推进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 其间，院校在食管癌、肝癌、肺癌、子宫颈癌、白血病、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等重大疾病的病因学、发病学及防治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有4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他还坚持八年制医学精英教育，推行临床实习阶段“导师制”。 实行开放政策，增强国际合作，为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或许正是幼年便因病丧父，又目睹国破民受辱的经历，让顾方舟立志为了国家振兴义无反顾、奉献一生，让他并未如母亲所愿去当一名医生，而是选择致力于疾病预防。 他说： “当医生固然能救很多人，可从事疾病预防，却可以让千百万人受益。 ”

来源：微信公众号“健康报新闻频道”

编辑：周垚 王成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