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龙仁与中国艺术

任教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芬兰艺术史学者米娜·托玛（Minna Torma）的专著《陶醉于罗汉：喜龙仁的中国艺术之旅》（Enchanted by Lohans: Osvald Sirén's Journey into Chinese Art ）于2013 年8月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西方第一本关于中国艺术史研究先驱喜龙仁的传记。韩书瑞称喜龙仁在他的领域里极其有名，而且在今天仍备受尊崇。

喜龙仁于1897年4月出生于当时附属于俄罗斯帝国的芬兰大公国，年轻时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读书，主修艺术史。在那时艺术史还是一门处于起步阶段的崭新学科。他还是一位诗人，这可能有助于他获得高超的写作技巧。罗多弼称他虽然不懂喜龙仁的专业领域，但是可以看出喜龙仁善于写作。米娜·托玛在书中引用了喜龙仁著作中一些充满诗意的段落。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前馆长方滕告诉笔者，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很喜欢阅读喜龙仁用英文编著的《中国画论》，常在他喜欢的段落下面做标记。不过方滕称他后来找来中文原文与喜龙仁的英译文对照，发现喜龙仁增添了一些诗意的成分和引语，使得他的译文读来更有韵味。

喜龙仁

喜龙仁年轻时就去了瑞典，发表了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史论著，名声大噪，最终被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聘为教授。

接近四十岁的时候，他声名卓著，已经成为意大利艺术史权威，应邀去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波士顿美术馆和福格美术馆讲学。但此时他看了关于罗汉的绘画之后，被中国艺术深深吸引。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陶醉于罗汉绘画。喜龙仁对于自己的叙述有时候不是那么一致，对于同一事件，有时候会给出相互矛盾的叙述。所以，笔者很难确定他到底是在何时何地开始着迷于中国艺术。但是在各种论述中，他都坚持说自己陶醉于中国的罗汉绘画。那么这一点应该是可信的。转向中国艺术史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不想让学术领域的竞争破坏他和友人伯纳德·贝伦森之间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喜龙仁早在转向中国艺术研究之前就已经对中国文化有好感。

作者对于喜龙仁生平的描述并非完全按照时间顺序，而是从喜龙仁在紫禁城里的摄影活动开始。当喜龙仁在1922年拍摄紫禁城时，紫禁城的大部分还是由溥仪占据。他晚年的时候告诉一位朋友，当他在溥仪居住的区域及其周围拍照时，溥仪突然闯进来，要求他摘掉眼镜。后来在溥仪的要求下，他又向溥仪展示照相机如何使用，并把相机拆开给溥仪看。不过溥仪左右的人突然宣布会见结束，喜龙仁只好把拆得七零八散的相机零部件装在口袋里，向后退着离开宫殿——他不能把背部朝向天子。

南京栖霞寺石塔（以下图片均由喜龙仁拍摄）

但是喜龙仁在早年发表于《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称，在他的摄影活动中溥仪更像是一位助手，会提醒他节省胶卷，因为还有更好的景点，也会在摄影的角度和地点选择方面给他提供建议。

我们可能会好奇，他是如何进入溥仪居住的紫禁城内廷的，这可能是通过庄士敦。另外，喜龙仁也可能在溥杰的帮助下获得了进入内廷的许可。在进入紫禁城内廷摄影之前，喜龙仁已经认识了溥仪的弟弟溥杰，并且曾经在溥杰的王府中摄影。溥杰可能向溥仪展示了喜龙仁拍摄的园林的照片，这些照片可能激发了溥仪的兴趣。根据喜龙仁发表的文章，溥仪对摄影很感兴趣，还让喜龙仁检查内廷里面的一些照相器材。喜龙仁看了之后建议送到城里最好的摄影店修理。

很难确定喜龙仁最初接触到中国艺术是在何时何地。但喜龙仁在第一届弗利尔奖的获奖演说中声称他最初是在波士顿美术馆看到中国画尤其是罗汉绘画，并一见倾心。

1910年左右，喜龙仁因为他在意大利艺术方面的研究开始获得国际认可，1914年，应邀前往耶鲁大学演讲。在同一时期，他也在波士顿地区的波士顿美术馆、福格美术馆和哈佛大学发表演讲。

他有很多机会去美国，要么是讲学，要么是研究美国收藏的意大利美术品，并且给这些艺术品编目。他在美国的旅行让他有机会见到美国博物馆收藏的很多了不起的中国艺术品。特别是波士顿美术馆通过菲诺洛萨和冈仓天心的积极收购，在西方世界中收藏了最好的中国艺术品。

青铜鬲，收藏于柏林国立博物馆

米娜·托玛认为喜龙仁由西方艺术史研究转向中国艺术史研究可能是渐进的过程，并非像他自己后来所叙述的那样突然。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那个时代很多研究西方艺术史的学者都对中国艺术充满兴趣。喜龙仁的师友伯纳德·贝伦森在波士顿美术馆看到罗汉绘画后也颇为震撼，因此也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品。只是他们并未因为这些，像喜龙仁那样在年近四十岁时放弃熟悉并有所建树的领域，而转向一个完全崭新和陌生的领域。

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中，查尔斯·弗利尔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中国艺术品收藏者，是当时西方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品私人收藏家。喜龙仁曾写信给弗利尔，请求去看他的藏品。他在1916年就想去看弗利尔的藏品，但是并没有如愿。1917年，他再次给弗利尔写信，终于如愿以偿，应邀去底特律的弗利尔家中看他收藏的中国艺术品。

根据弗利尔的建议，喜龙仁决定去日本参观日本收藏的中国和日本艺术品。1918年初，他去了日本，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月。日本给他留下了很美好的回忆。在日本期间，他参观了名胜古迹以及日本的博物馆、寺院和私人收藏的中国和日本艺术品。在这期间，他以日本为基地，曾前往朝鲜和中国。他在1918年4月和5月考察了北京、洛阳及周边地区、开封、苏州和杭州。回到瑞典以后，他用瑞典语写了一本题为《金阁寺》的书，是游记、旅游手册和学术著作的融合体。该书的插图中有很多是他自己拍的照片，其中将杭州的照片和日本收藏的马远、夏圭的绘画放在了一起。这本书出版以后，反响极好。他的著作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诗人”喜龙仁——米娜·托玛引用的很多段落都充满诗意。

东亚对于喜龙仁的吸引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难以抗拒。他很快又回到东亚，不过这次他的目的地是中国而非日本。在到中国之前，他与奥维尔·卡尔贝克（Orvar Karlbeck）取得了联系。卡尔贝克是一位住在安徽蚌埠的瑞典工程师，但是他对于考古有浓厚兴趣，在当地帮助瑞典王子收购中国古董。

这是激动人心的考古大发现时代。喜龙仁也想参与这些新的发现，但是在安徽寿县发掘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他又从上海出发，在洛阳和渑池稍作逗留，然后坐骡车前往西安。其实，行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跟着骡子步行，这样既可以避免颠簸，又有利于沿途拍摄。在那个时代，一个外国人这样旅行并非没有危险，幸运的是他安然抵达了西安。西安这座古都让他着迷，尤其是古城墙。他在这座古都住了将近一个月，参观了当地的各种名胜古迹，如碑林、大雁塔、关帝庙、城隍庙、文庙、东岳庙等。在考古发掘的请求遭到冯玉祥的拒绝之后，他决定立即离开西安。回到上海之前，他又访问了洛阳、嵩山、郑州、安阳和开封，再度造访杭州并拍下了大量照片。他对杭州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又于1922年和1930年重访杭州。

他还发现山东青州的古城墙和北京的园林特别美。

曲阜颜回庙

喜龙仁年轻时是文学和美学的痴迷者，并且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文人画的理想境界是诗与画的结合，一幅好的画作里面一定有诗的存在。照相机之于喜龙仁正如笔之于诗人画家，他的摄影和文章中都充满诗情画意。正如米娜·托玛指出的那样，喜龙仁拍摄的大部分照片如同绘画。米娜·托玛也指出，20世纪早期很多西方人在中国拍摄的照片，特别是那些关于荒凉景物的照片，今天看起来都像绘画一样。当时的实际情况可能未必如此，只是照片里的历史沧桑感使得很多老照片如同绘画。但是对于喜龙仁来说，他内心深处的那位诗人和艺术史学家在有意识地努力使他拍摄的照片如画，或者说，使得自己的摄影作品美如绘画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

根据中国传统艺术批评的理论，最好的艺术杰作是那些看起来不见努力痕迹的很自然的作品。喜龙仁的照片有时使我们觉得是毫不费力地按快门的摄影。但是在喜龙仁那个时代，快门照相还没有出现，照相相当耗时耗力。

喜龙仁是个完美主义者。在1930年对喜龙仁的采访中，就有关于他摄影过程的描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喜龙仁往往会为一幅照片耗费很多心血。

一位不高不矮的中年优雅男子，穿着熨烫平整的棕色或者黑色西服，带着相机、笔记本和测量工具，常常出现在北平某一座巨大城门上或者紫禁城一个角落的阴影里。他等待阴影到达恰当的地点、足以唤醒创造了这些伟大的纪念性建筑的中国艺术精神时，就在那个时刻，喜龙仁博士按动相机。这样，全世界就可以通过照片分享一部分北京之美。有时他对摄影环境不满意，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回来，直到光影和色彩的互动能够以最清晰的形式传达出最初的建筑师、雕塑家、画家或者艺术家的思想讯息。

有些批评者说喜龙仁的很多书看起来像是图画书，可能确实如此。高居翰声称，喜龙仁主要是一位编纂家、收集者。这也不无道理。然而，喜龙仁拍摄的那些中国古城墙和园林，如今大部分已荡然无存。幸亏有喜龙仁当年辛辛苦苦、费尽心血拍摄的照片，我们才得以从中一窥旧时风貌。那些雅致的古城墙和古园林也得以永远存活在喜龙仁的照片中，为此我们不能不对喜龙仁心怀感激。

他被中国城墙、园林、宫殿、雕塑和绘画的美深深打动，以至于宁愿放弃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职位来探索中国艺术。他在中国流连忘返，一再推迟归期，并且告诉斯德哥尔摩大学，如果不能够延长他的假期，他情愿放弃教授职位。期间的好几年时间，他是一位没有职位的独立学者，却继续研究中国艺术，撰写相关著作，收集中国艺术品。

喜龙仁并非来自富裕之家，他一定感受到了经济的压力，暮年时，他变得很小气。高居翰说喜龙仁对他的助手很不好，让助手过度劳累，酬劳又太低，也没有让助手从出版的著作中分享适当的荣誉。以至于喜龙仁去世后，在整个斯德哥尔摩几乎找不到一个足够尊重喜龙仁的人为他撰写讣告，而最后写出来的讣告也非用心之作。当然，高居翰的说辞可能有些夸张。

喜龙仁的主要问题是他想把大量时间投入中国艺术研究，只想抽出部分或者一半时间来工作。他的一些朋友如安特生（J.G.Andersson）等对他说这种期望不切实际。

他最终获得了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馆员职位，而且出乎意料地发现工作日程还是他能够忍受的。从1926年10月起，他一直是瑞典国家博物馆馆员，直到1945年退休。在这段时间内，他依然四处旅行，但是不再像以前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时那样经常请长假了。

鸮形礼器，尤摩弗帕勒斯收藏

当他的研究兴趣转向中国艺术后，他开始学习中文，甚至在大洋中乘船旅行时，他还坚持自学。但彼时他已经快四十岁了，而且中文并不好学。他在学习过程中，有时会感到绝望，不得不主要依靠助手和翻译来利用中文资料。其中一位翻译杨周翰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很有名望的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

传记也讲述了喜龙仁与中国艺术品商人和鉴藏家的来往。其中提到的喜龙仁和王衡永的来往，最令我感兴趣。我发现过去不少中文文献都提到了王衡永（有时提到他时，用的名字是衡永、完颜衡永、衡亮生、衡酒仙、寸园酒仙等）。此人是崇厚的三子、民国初年北京第一大收藏家完颜景贤之叔、恽毓鼎的亲家、溥雪斋的连襟。溥仪、郑孝胥、恽毓鼎、许宝蘅的日记中都提到过他。他也出现在章士钊、邓之诚、傅增湘、滕固、张伯驹、启功、王世襄和李铸晋的著作中。李铸晋在《鹊华秋色——赵孟頫的生平和画艺》中还以为衡永和亮生是两位收藏家，其实是同一人。

衡永旧藏吴镇《渔父图卷》现存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赵氏一门三竹图卷》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刘熊碑》拓本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崇厚使法日记》稿本现存河北省图书馆。

米娜·托玛一开始打算写作一本更加全面的传记，但后来决定集中写喜龙仁的几次东亚之行。她认为喜龙仁的意大利艺术史研究的权威成就应该单独写一本书，而对于喜龙仁中国艺术研究的批判性评价也应该单独写一本书。

喜龙仁档案现存于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但并不是很有条理。米娜·托玛着手研究喜龙仁时，对档案做了一些分类整理工作。喜龙仁档案大部分是英文和瑞典文的，也有一些是法文、意大利文、德文和中文的。米娜·托玛是旅居英国的芬兰人。瑞典语是芬兰的国语之一，而且北欧小国比较重视外语教学，很多北欧人都懂得多种语言。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档案馆的柯斯廷·伯格斯特龙女士告知笔者喜龙仁档案大约有一半为英文。

我觉得米娜·托玛在中文文献的发掘方面显得太过薄弱。书中只有两处提及杨周翰，其实杨周翰的一篇回忆录中至少有几段谈喜龙仁，但是这本传记没有利用。

另外，胡适日记中有多处提及喜龙仁，虽然胡适在日记中曾经把Osvald Sirén翻译成西伦，但是Osvald Sirén就是喜龙仁是毫无疑问的。从胡适日记记载看，胡适对喜龙仁的印象还不错。喜龙仁还曾经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演讲的翻译就是胡适。《北京大学日刊》还有一则启事通知关于这场演讲的消息，不过在启事中把喜龙仁称为“西冷”。桑兵在《国学和汉学》中称喜龙仁为喜龙士。还有不少地方把喜龙仁称为喜仁龙。

杨周翰曾经去瑞典帮喜龙仁翻译资料，明确称其为喜龙仁。民国十八年“内政部”的一份指令中也称其为喜龙仁。黄宾虹和张大千的函件中亦称其为喜龙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雷强先生曾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亦称其为喜龙仁。喜龙仁曾经下过不少功夫学习中文，喜龙仁这个名字即使不是他自己起的，至少也是得到他自己认可的。

根据胡适日记手稿本，胡适1925年在伦敦曾经与喜龙仁一起参观博物馆。喜龙仁称博物馆中的玛雅文物与中国文物很相似，胡适不太相信。喜龙仁对东方神秘主义有兴趣，而胡适对东方神秘主义是没有什么好感的。这可能是后来他们没有什么来往的原因吧。

雪山大士像，鎏金漆雕，元朝，收藏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鲁迅在致莫斯科著名的犹太人艺术史学者帕维尔·艾丁格尔的书信中给予喜龙仁的专著《中国早期绘画》极高的评价。鲁迅后来还寄赠这位莫斯科犹太人艺术史学者一本喜龙仁编著的《中国画论》。据笔者研究，张元济、蔡元培、黄宾虹、张大千、庞元济、袁同礼等也与喜龙仁有交往。

喜龙仁多次造访北京，有时住的时间还比较长。美国近代来华传教士、收藏家和艺术史学者福开森在喜龙仁逗留北京期间也一直在北京。而且两人跟美国收藏家弗利尔以及曾经与美国女诗人艾米·洛威尔一起翻译中国诗歌的爱诗客很熟，两人都认识胡适，因此两人在北京没有碰过面是不可能的。福开森在1929年《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第11卷第5期发表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书评，1936年曾经在英文《天下》月刊第三卷发表喜龙仁所著《中国画论》的书评。根据书评中的文字判断，福开森和喜龙仁不仅认识，而且很熟悉。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前馆长罗覃在回复笔者的一封电邮中这样描述他见过的喜龙仁：“当读到关于喜龙仁的资料时，我想起了我跟喜龙仁的唯一的一次见面。那还是很多年以前，我还是哈佛一个年轻的研究生，当时喜龙仁来借用福格美术馆的鲁贝尔研究图书馆的研究设施，我惊讶地发现喜龙仁很矮，但是穿着很整洁。本杰明·罗兰教授把我介绍给喜龙仁，他跟我握手之后，又匆忙地回到跟他的研究相关的书架。”

喜龙仁的西方同行也有对他不好的评价。高居翰告诉方滕，对于他们那一辈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来说，喜龙仁就像一位穿过黑莓地的人采摘了所有容易采摘的黑莓，而让他们后来者采摘那些难以采摘的。这个评价可能过于苛刻。不过高居翰晚年所做的关于中国绘画发展的讲座中亦推荐喜龙仁的著作并对喜龙仁做专门介绍。

喜龙仁通过不知疲倦的开拓性的摄影、记录、研究、著述和出版，保留下大量关于中国古城墙、园林的珍贵记录，而这些城墙和园林如今只存在于喜龙仁的照片中。

在传记的最后一章，作者称喜龙仁西方艺术史的方法论可能限制了他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不过，在喜龙仁那个时代，艺术史是门崭新的学科，而大学里面根本没有中国艺术史课程。而且受到过西方艺术史训练对于研究中国艺术史来说未必不是好事。有了西方艺术史的知识和方法论，他可以拿这些跟中国艺术史做比较。喜龙仁在中国艺术史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他肯定懂得中国艺术史的很多方面跟西方艺术史很不一样。

何炳棣受到的是欧洲史的训练，但是对于他后来研究中国史却提供了不少启迪。高居翰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时常去听西方艺术史和其他区域艺术史的同事的授课，自称受益良多。

余英时称，现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人实际上有意识无意识地都拿中国历史文化跟西方历史文化做比较。这种与西方做比较和借用西方理论和方法，只要不生搬硬套，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有诸多好处。余氏本人自述治学历程时，亦称他在哈佛时主修中国史，副修欧洲史，目的就是找到一个参照体系和欧洲史研究的可资借鉴之处。

对于喜欢研究西方汉学史或者中国艺术史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对于喜龙仁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本文摘自《西洋镜：中国早期艺术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