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印记70年③｜章永浩讲述《陈毅市长像》创作之路

1993年国庆前夕，一座高9米的铸铜雕像开始矗立于上海外滩，雕像刻画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首任市长陈毅，他英勇、豪迈、气度不凡，它的创作者是雕塑家章永浩。这一年，浦东开发开放进入第三年，上海远没有如今那么高、那么亮。这一年雕塑家章永浩60岁。时隔26年，2019年国庆70周年前夕，“澎湃新闻·艺术评论”走访章永浩，听他讲述当年创作《陈毅市长像》的始末。

而除了《陈毅市长像》，外滩黄浦公园的《浦江潮》、复兴公园的《马克思恩格斯纪念像》（下简称“马恩像”）、富民路长乐路口街心花园里的《田汉像》都来自于章永浩的创作。

章永浩出生于1933年，1955年从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研究生毕业，师从刘开渠。1956年6月进入新成立的“中国雕塑工厂华东工作队”（上海油雕院前身），成为该单位三人核心领导成员之一。1985年负责筹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任雕塑系系主任，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突出贡献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关《陈毅市长像》和其创作者章永浩的故事，要从1990年讲起：

1990年前后，曾参与上海解放战争的老干部等各界人士呼吁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任上海市长陈毅塑像。1949年，陈毅带领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虽然陈毅担任上海市长时间不长（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58年2月起兼任外交部部长），但在上海任职期间，他解决了通货膨胀，并对上海文艺界作出保护，上海市民对这位老市长爱戴有加。

几番讨论后，由上海市委市政府牵头，成立“《陈毅市长像》筹建委员会”，这是迄今为止上海唯一一个由分管副市长（倪天增）牵头的纪念性雕塑，经过市长会议讨论决定《陈毅市长像》选址在南京路外滩，这是上海最中心、最具代表性的区域。

据章永浩回忆，《陈毅市长像》的创作采取在“有限范围内、有目的的征稿”，具体来说就是上大美院雕塑系、上海油雕院和园林局下属园林雕塑创作室三家单位，每家选送2件方案。此后筹委会从选送的6件中选择了2件送市委讨论审定，再经过一轮修改，最终选定了章永浩创作的《陈毅市长像》。这也就是如今立于黄浦江畔的这座风采飞扬的铸铜雕像。这件《陈毅市长像》当时又经过哪些调整？

多件泥样，呈现《陈毅市长像》创作过程

“1950年代初，我曾远远见过陈毅市长。当时美院在孤山，我和同学正在开小组会，忽然看到一批穿黄军装的人在西湖边，其中有一位嗓门很大，记得我听到他说‘我来看看这天下第一泉……’，我定睛一看，这是陈毅。他当时身材清瘦，我再定睛看，他们已经迅速走出了视野。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陈老总’。” 章永浩说，“我最初也设想过采用那时我远远看到陈毅时的形象，瘦瘦的、穿着建国初期解放军的黄军装，但这用雕塑语言不易表达。我也设想过陈毅市长戴军帽的样子，也做了稿子，但也感觉不合适。在讨论中，大伙一致认为我们提供的小稿中一件穿中山装的陈毅市长，比较符合公众心中‘陈老总’的形象。”在雕塑材质的选择上，认为相比大理石、花岗岩、玻璃钢等，铸铜材质与英雄人物更为匹配。

在确立了大方向后，章永浩对陈毅市长的雕塑形象不断细化，采访中，章永浩带着“澎湃新闻”记者走入他的“小稿陈列室”，从其中的多件泥样中，能清楚得看到《陈毅市长像》如何一点点成为后来矗立在外滩的模样。

小稿中的“陈老总”大多身穿黄军装，也有外披军大衣快步前行、或将大衣搭在肩头的形象。而后，逐渐明晰的泥塑形象是着中山装、一手叉腰、一手挽大衣，且腹部微微腆起，面部刻画比较具体，服装则高度概括。再往后，则是叉腰的手舒展往下。不过，这与最终定稿的形象依旧有一些细节的不同。

章永浩解释说，穿中山装、稍显富态的“陈老总”形象，并非他任上海市长时的样子，而是后来陈毅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形象，他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很有气势和性格、爱憎分明的一个人。“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伴随着一段陈毅任外交部长参加国际会议时的视频，大约也在潜移默化中将他“舌战群雄”的激情和气势融入雕塑中。

缘何雕塑中的“陈老总”要挽着大衣？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发动的“二六轰炸”，空袭了上海电厂水厂，一度威胁市民的生命和生活安全。发生空袭后，陈毅市长几次赴现场慰问，雕塑中这件挽着的衣服也表示他在建国初并非端坐办公室，而是经常风尘仆仆地走到群众中去。

对比一件件泥塑小稿直至定稿，不难发现陈毅市长右手从叉腰、到手中拿军帽、最终顺势握拳，在大块面的衣服处理中亦有手部细节作为点缀。挽大衣的左手高度和双腿均做了微调，让《陈毅市长像》显得更威武壮阔、气势不凡。

北移东望，城市雕塑应存在于环境之中

在原本的设想中，《陈毅市长像》位于南京东路与外滩垂直交叉之处的外滩滨江，也就是说从南京路东望，可以看到“陈毅市长”立于路的尽头，但建成时《陈毅市长像》则比原定位置向北移动了一点。究其原因就在于城市公共雕塑需要“在地性”地考虑各方面因素。

之所以微微北移且并未面向南京路，而是稍稍望向浦东。从自然环境的角度讲，是考虑了日照因素。试想一下，太阳从东边升起，如果《陈毅市长像》面向西边的南京路，则每日上午这座雕像都将处于背光的状态。所以将雕塑微微北移、且稍望向浦东，这样解决了雕塑的采光问题，让《陈毅市长像》可时时沐浴在阳光之下。

面向外滩的万国建筑、并望向浦东，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浦东开放刚刚启动，东望浦东几乎是“一马平川”。1993年《陈毅市长像》立于外滩之时，陆家嘴地区仅有正在建造的“东方明珠”（1995年投入使用），其他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等标准性建筑都尚在蓝图之中。

在《陈毅市长像》筹建的同时，外滩开始了一轮改造，黄浦江规范轮船停靠区域、外滩防汛墙提高、沿江滨水区变宽，中山东一路由6车道拓为10车道、外滩天文台向黄浦江方向平移。 在这一轮外滩改造中，当时参与外滩改造设计的邢同和（上海博物馆设计师）与章永浩多次探讨《陈毅市长像》及其所在的“陈毅广场”的建造细节。在一次次的实地调研和考察中，《陈毅市长像》由原计划的总高8米（底座3米，塑像主高5米），调整为总高9米（底座3.5米，塑像主高5.5米），这个高度即为大众提供了一个仰视视角，且站在外滩防汛墙所在的3米平台看《陈毅市长像》也微微高于视线。

据1992年底《新民晚报》的报道，当时《陈毅市长像》5.5米的大泥样在闸北铁路工人文化宫大院的工棚内制作，自1992年9月25日开始，章永浩与4位助手在简易的工棚中工作了72天。在此之后泥样进行石膏翻模后送到大连做整体浇铸。

1993年9月29日，《文化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均以《陈毅塑像在外滩揭幕》为题发表报道，塑像由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揭幕，报道中写道：

“坐落在鲜花绿树丛中的陈毅塑像坐北朝南，高5.5米，用青铜浇铸。底座采用枣红色磨光花岗岩，高3.5米，正面镌刻着‘陈毅1901-1972’几个大字；背面刻有立像单位：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背面还刻有雕塑作者章永浩的名字。塑像采用陈毅同志视察工作时的典型姿态和面部表情，再现了广大市民心中陈毅同志高大而亲切的形象。”

澎湃新闻记者儿时，父亲在“陈毅广场”对面的外滩23号工作，透过父亲上班的窗口可以俯览当时“陈毅广场”的建造和外滩的改造，在采访中章永浩说起1990年代初的外滩故事，亦勾起了儿时零散的外滩记忆。当章永浩拿出那时“陈毅广场”的照片时，更是记起当时自己也有一张站在喷水池边与《陈毅市长像》的合影。

2019年9月底，当澎湃新闻记者再次站在“陈毅广场”，在类似的角度再看《陈毅市长像》，不觉发现雕塑背后的树长高了，而“生长”更快的是黄浦江对岸的摩天大楼。

一次大修，让“老市长”重回年轻

对比1993和2019年的《陈毅市长像》和“陈毅广场”的图片，会发现“陈毅广场”的喷水池拆除，《陈毅市长像》边多了一块与底座相同的枣红色磨光花岗岩材质的介绍碑。

其实在上海世博会之前，外滩经历了一次大型综合改造，为了让外滩景观更为贯通，拆除了延安路高架下匝口、将中山东一路车道变窄、人行道拓宽、并建滨水区，留出更多的公共空间给市民和游客。

但外滩综合改造中陈毅铜像并未列入整修范围，当外滩焕然一新后 “老市长”显得陈旧了。当时外滩风景区综合管理办公室常收到市民的来信和电话，内容多是关于《陈毅市长像》的修缮。

其实，自1993年起《陈毅市长像》虽然会不定期进行日常清洗和补色维护，但铜铸的塑像不可避免因为氧化反应出现了绿色斑点，得闲时会到外滩拍照的章永浩对于自己创作的变化更是了然于胸，面对风吹日晒的《陈毅市长像》的斑驳和变色，也谏言对《陈毅市长像》进行修缮。

2011年4月，《陈毅市长像》被建筑材料围了起来，当时年近八十的章永浩受邀主持大修。其实从3月开始，章永浩就带着学生制订大修方案，并上报讨论。修缮首先打磨、喷砂修整雕塑的表面，但在过程中发现雕塑内大量积水，长此以往内部的钢材支撑将受损，在处理了积水问题后，章永浩联系铸铜厂重新加固、焊接……修缮后《陈毅市长像》重回年轻。

也就是在此次大修中，在《陈毅市长像》边多了一块花岗岩材质的碑，上面简单介绍了陈毅同志的生平和缘何要立项于此。

雕塑表达时代发展和城市精神

从某个层面上讲，雕塑是文明的象征，记录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在封建社会中国雕塑大多塑造的是佛像或墓葬的陪葬品。直至20世纪上海开始出现现代雕像：1921年在澄衷中学建立的叶澄衷铜像。1924年树立在延安路外滩的大型欧战纪念碑是上海早期标志性城市雕塑。

章永浩说，他的先生刘开渠曾回忆留法归国拜见蔡元培，适逢鲁迅也在，鲁迅对他说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过去是给菩萨塑像，现在轮到为人塑像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陆续建立了不少名人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复兴公园的《马克思恩格斯纪念像》（章永浩作，1985年立）、静安公园的《蔡元培塑像》（刘开渠代表作，1988年立）、复兴西路绿地的《聂耳像》（张充仁晚年力作，1992年立），以及《徐光启》《萧友梅像》《贺绿汀》等。

在章永浩的“小稿陈列室”，可见多件出自他手的雕塑的诞生过程。其中1985年落成的《马克思恩格斯纪念像》应是雕塑家本人比较满意的作品。

当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有关部门计划在北京、上海两地建造《马恩像》，在雕塑选址上，北京一直悬而未决，上海则选择了毗邻“一大会址”和孙中山故居的复兴公园内。

章永浩的《马恩像》创作开始于1982年秋，初定的方案是以“V字”（Victory，胜利）作为纪念像的主题，但看了他们的传记后，章永浩感到他们应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并肩战斗的形象，且被他们的家庭生活感动，感到在艺术创作中他们不应该被塑造成理想中的“超人”，而是战友间的和谐和革命导师的庄严。

“当时我一口气捏了两个稿子，一个是单独刻画头像，另一个是一座是一坐一站的立体构图，结果都不理想。前者不符合欣赏习惯，而后者过分地突出了两位导师的主次关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伟大的革命导师，这一点必须表现得非常得体。于是我开始新的构思，努力使两个人物之间显得既有主次，又相辅相依。”章永浩回忆说，“在创作过程中，得到市领导和刘开渠先生的关心和帮助，对一些细节的处理给出了具体意见。最终，马克思凝思着，一手抚石；恩格斯微敞大衣，庄重又潇洒。”

这也就是现在在复兴公园所见的《马恩像》的样子：马克思和恩格斯组合在一整块花岗岩之中，上实下虚，既是全身像但不又不完全刻画出来，用以衬托人物思想的力量以及两人之间的友谊。

《马恩像》也是上海城市雕塑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作品，“城市雕塑”是特定历史时期成为约定俗成且影响甚大的用语，今天看来，城市雕塑更应该与“公共艺术”一词相连。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交之际，也正是中国城雕艺术观念的重要转型期，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交汇中，雕塑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探索也在不断地深入，并开始回归艺术语言本体。

雕塑如同一部石头的史书，展现每个时代的风范，不断繁茂的城市雕塑也成为了文化书写的一种方式。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发以来，针对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特性越来越多注重美感和材质的名人雕塑和美化城市的环境雕塑点缀着城市空间，也激发对未来的畅想。而纪念性、观赏性、标志性等各种形式的雕塑装点城市的同时，也沉淀着文化、彰显着文明，成就城市风貌和风格，更见证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