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尼克松政府与EC-121事件的处理

1969年4月15日，美国海军舰队空军第一侦查中队EC-121飞机从日本厚木空军基地起飞，到日本海上空执行例行侦察任务，飞机上载有31名机组成员及6吨装备。东方标准时间下午十一时五十分，在朝鲜清津东南约九十海里处，飞机从雷达屏幕上消失。几个小时后，朝鲜宣称自己打落一架试图进入其领空的美军侦察机。不多久，美方确认该信息。

此前的1968年1月23日，美国海军情报侦察船“普韦布洛”号曾被朝鲜围攻，美方1死4伤，其余船员全部被俘。时隔一年，EC-121被击落，机组成员无一生还。两次危机把朝鲜半岛推向战争边缘，如果说“普韦布洛”号危机发生后美方没有采取武力行动是顾虑到人质安全，那么EC-121事件后美国没有大规模报复却着实让人无法理解。是什么原因最终使尼克松政府放弃了军事行动，其内部又有什么样的讨论？

尼克松政府的初始反应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职第37任美国总统。踌躇满志、希冀在外交领域有所作为的他却在当任后的第四个月遭遇到“共产主义阵营里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地区发生的重大危机。”总统第一反应是以暴力回应朝鲜。与此同时，政府各部门的分析报告纷至沓来。参谋长联席会拟定“（朝鲜）动机考察”一文，给出了诸如“外交途径获得合理赔偿；在同一领域，用相同的侦察机执行任务；要求苏联派代表到朝鲜；摧毁朝鲜沿海飞机；和封锁朝鲜港口”等对策。情报和研究中心的报告则着眼于分析中、苏、日、韩对美国可能采取措施的反应，结论是除非获得苏联和中国支持，朝鲜不大会轻举妄动。中情局列出了一份更为完整的朝鲜局势分析报告，称“金日成一直以军事敌对态度对待美国。他认为小国在国际共运中也能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他希望这样的做法能使北京和苏联相形见绌。特别是在‘普韦布洛’号事件后，朝鲜的宣传主题是，一个有毅力的小国可以打败‘大帝国’。”

4月16日晚，国家安全委员会针对EC-121事件召开第一次讨论会，参会人员包括总统尼克松、副总统阿格纽(Spiro Agnew)、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Rogers)、国防部部长莱尔德(Melvin Laird)、紧急战备局负责人林肯（George A Lincoln）、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Earle Wheeler）、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惠勒列举了美方可以使用的军事手段及各自利弊，如袭击朝鲜机场、封锁朝鲜海港、空中打击、发动地面进攻等。但武力报复的后果是战事升级，美国不得已开辟越南战场外的第二战场。随后，罗杰斯提出外交手段解决此次危机，如板门店对话和以联合国为平台声讨朝鲜。整体来说，此次讨论会既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也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政府内部也由此衍生出两派意见：一派主张息事宁人，做基本的外交努力；一派力主强烈打击朝鲜，还以颜色。

前者代表罗杰斯、莱尔德和赫尔姆斯。罗杰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指出：“也许我们不必太快行动，静观其变更好”、“从朋友和盟友这里寻求外交解决措施”。莱尔德更是立场鲜明，他继承了前任克利福德对朝缓和策略，在处理EC-121坠机事件中反对军事打击。基辛格总结道：“罗杰斯反对（战争）是因为这会惊动舆论；莱尔德反对是因为他认为这会妨碍在越南的作战，而且得不到国会支持；赫尔姆斯反对是因为以上顾虑他都有。”

主战派的代表则有基辛格、基辛格的军事顾问黑格（Alexander Haig）和副总统阿格纽。基辛格在自传中曾略带讽刺地表示：“由于我们没经验，我们甚至没有要求朝鲜赔偿。到四月底，这场危机在一阵子喧闹之后沉寂下去了。从惩罚朝鲜的角度来说，什么结果也没有。”而黑格在比较了EC-121事件和“普韦布洛”号危机后指出，“普韦布洛”号事件中，总统需要考虑到被俘船员的利益。但在EC-121坠机事件处理中，该顾虑不存在，所以某种形式的武装报复是必要的。“如果总统不愿意以他的命令来执行使用武器的信号，我可以建议我们不必公开发起对朝鲜飞机场的袭击行动，我们可以埋伏在海底。”

在这里，有必要着重讨论总统尼克松的态度：鹰派看来，他过于软弱，总是犹豫不决，不能及时有效的作出武力回应；鸽派看来，他态度强硬，甚至考虑过用核弹打击朝鲜。至于尼克松本人，考虑到上任初并不是发动新战争的时候，他最终放弃了武力选择。但他又表示，如果对方再犯，绝不留情。私下里，还排斥“鸽派”罗杰斯、莱尔德和赫尔姆斯等人的主张，威胁说一有机会就撤掉他们。

虽然政府高层在事件发生后争执不下，无法定夺方案，但基辛格和尼克松明白，即便美国有一系列军事选择，也没有任何一种可以保证能有效对抗朝鲜的反击和避免冲突升级，于是“切实可行的选择就是外交手段，或是使用能够消灭朝鲜整个空中力量的核武器”。但显然，核打击过于激进，且要顾虑到中苏的反应。于是直到1969年4月底，除了在联合国抗议，派遣航空母舰到日本海炫耀武力，尼克松政府仍没形成一个完整的方案。4月29日，尼克松宣布继续实施带有防护措施的对朝侦察活动，但不再考虑武装行动，EC-121危机最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美国放弃军事打击的原因

EC-121事件充分反应出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在面对敌对行动时的谨慎与力不从心。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该事件以美国“忍下去”的方式而结束？从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有哪些？

1. 越南战争

自肯尼迪时期起，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到约翰逊时期愈陷愈深。越战俨然成为美国的梦魇。对于尼克松政府来说，体面结束越南战争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虽然坠机事件发生后，尼克松曾短暂考虑通过秘密发动对柬埔寨境内越共的袭击，暗示朝鲜美国还没有筋疲力尽到无力顾及世界其他地区。但这样的想法最后也未能付诸行动。此外，国会方面也不会同意开辟亚洲第二战场。

2. 国防部的反战角色

国防部在“普韦布洛”号危机和EC-121事件中均扮演了积极的反战角色，这是总统放弃使用武力的重要因素。国防部部长莱尔德主张，美国在亚洲的外交及军事重心仍是越南，他本人也在极力促成越战的“越南化”。对待EC-121被击落，他认为要么使用战略核武器攻击朝鲜，要么什么都不做，小打小闹显然不能使对方吸取教训。事件爆发后，他甚至暂停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飞机侦察任务。莱尔德对武力报复朝鲜所持的消极态度是军事手段难以推行的重要阻碍。

3. 美国对朝鲜意图判断不明

自1966年起，朝鲜执行了一套更为激进的对外政策，但并未引起美国相应关注。通过外交档案我们可窥见，“普韦布洛”号危机和EC-121事件发生前，美国判断“平壤没有意图侵略韩国，或者发动旨在挑衅南朝鲜的蓄意活动”。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的关注点集中在朝韩关系，而不是美朝关系的处理。所以尼克松及其内阁根本预料不到朝鲜会接二连三袭击美军。对朝鲜意图的不甚了解使美国政府在事件发生初花了大量时间分析朝鲜动机。而对待危机本身，美国显得被动和无所适从，以致提出两个极端选择——“要么不做任何回应，要么核武器打击朝鲜，使其空中力量崩溃”。

4. 美国的全球利益观

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是保持朝鲜半岛局势稳定，否则牵扯进中国与苏联太过棘手。另外，尼克松政府担心武力报复朝鲜会刺激韩国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将会激起国内的反战运动。”

综上所述，越南战争对于美国力量的限制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也正是越战，使美国无心他顾。在面对来自朝鲜的挑战时无法积极应对，更不可能贸然开辟第二战场。其次，历任美国总统大多都将战略重心仍放在欧洲。随着朝鲜战争结束，东北亚地区的冷战格局基本固定，谁也不能轻易占据整个朝鲜半岛。基于对朝鲜意图的判断不明，面对EC-121事件，新政府不会贸然发动战争，更不会轻易改变东北亚的现有局面。

结论

20世纪60年代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麻烦不断，又惊险刺激的年代。它面临着来自苏联的威胁，深陷越战不能自拔，同时盟友西欧、日本在经济领域与之激烈竞争。60年代末，全球局势更为紧张。美国在越南问题上毫不妥协，但却对朝鲜退避三舍，以致朝鲜半岛迎来了危机高潮：EC-121被击落。

面对突然袭击，美方是被动的，对事件的处理在很多人看来也过于牵强。但设身处地思考，缓和未必意味着妥协。首先尼克松早在1967年《外交季刊》上发表的《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一文中便表示，除非受到核大国威胁，美国将鼓励其亚洲盟友自己承担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的责任，而美国则避免卷入越南式的战争。本着不愿过度卷入亚洲事务，尼克松无论如何不能与朝鲜展开长期拉锯战。同时，新任政府为了稳定国内局势和政府内部分歧，也需要采取稳重的态度对待突发事件。

这次事件也带给美国决策者以反思。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叙述道，“EC-121事件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它使我们狠狠地把办事的程序紧凑起来了。后来的一次次危机都处理得干净利落……我们专门为这种事情成立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

在EC-121事件中表示出的克制政策，为日后尼克松政府的亚洲收缩战略奠定了基础，为美国逐步从韩国撤军铺平道路。所以针对朝鲜挑衅行动展示出的态度，一方面反应了美国因越南战争而力不从心、身处窘境，另一方面则体现了美国政策制定者因时制宜的现实主义思维。五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EC-121事件时，感受到的是冷战时期大国与大国间、大国与小国间来自两个阵营的摩擦纷争及对世界的影响。虽然此次事件没有掀起学术界热烈的讨论，但对1969年美国对朝反应进行研究，仍具有特殊意义。通过分析主要决策者的讨论内容，我们可以总结出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模式，以及美国处理类似危机的态度等。另外，美国对东北亚的缓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武力及冲突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权衡利弊，因时而异不失为一种应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