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辛成评《国家的科学》｜科技馆何苦“自废武功”

2019年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国盛老师主编的科学博物馆学丛书。过去两年间，他的足迹遍及美欧，探访了许多科技历史类和工业行业类博物馆，一路记下心得体会，科学博物馆学的理念与架构亦随之日引月长。如今他山之石已有集成，可喜可贺。此译丛第一辑的内容主要包括西方学界与从业人员对科技类博物馆的学术认识和对科学中心实践经验的总结，其中《国家的科学：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历史透视》一书最能反映此译丛的精神：科技类博物馆的形成与发展，与国家的经济政治、科学技术、行业产业等宏观变化之间，山鸣谷应相辅相成，英国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

《国家的科学》是伦敦科学博物馆2009年百年馆庆时的汇编之作，作者群体中一半出自博物馆内部，他们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回顾了这座科技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道路，讲述内容甚至包括了一般博物馆史论著中不常见的库房、图书馆和建筑空间等内容。也正是因为这种对内优先的特殊属性，这本书的部分章节里陌生人名层出不穷，叫我们这些“外人”颇为头疼。全书中最有价值的块别私以为有二，其一是关于伦敦科学博物馆坎坷的创立独立之路，其二是关于该馆在面临经费不足和产业革命的双重压力下，是如何借力企业临展在争议声中摆脱困境的。

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创立与独立

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创立，可以追溯到1851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也就是今日世博会的最早原型。五月到十月间，六百万人走进水晶宫，英国国力之盛誉满欧美。博览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出身德国并在波恩大学接受教育的亲王，对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一直抱有浓厚兴趣。他与维多利亚女王的结合，使得欧陆工程科技迅速移植英国。蒸汽火车便是一例。正是在阿尔伯特的力荐之下，维多利亚坐上了她的“皇家专列”，于1842年6月14日从苏格兰温莎返回伦敦，长久以来不受农民欢迎的铁路在获得国君背书之后，终于盼来了生机。

在阿尔伯特的构想中，万国博览会须承担三种使命，一是向欧陆列强展现英国技术创新的领跑姿态，二是促进世界各国商贸与文化的沟通交流，三是让全体国民无分阶级皆可领略国家日新月异的雄心，这三点与之后伦敦科学博物馆的使命可谓一脉相承。在博览会落幕前两个月，阿尔伯特亲王就已经提议在南肯辛顿购置土地，建设博物馆推进工业知识在社会的传播。但是在这一构思落地初期，工业和科技尚未自立门户，十年之后建成开放的南肯辛顿博物馆里，科学藏品与艺术藏品共处一室，馆内机构亦分为艺术、科学两部。

1882年，专利局博物馆和南肯辛顿博物馆合并，虽然建筑仍与艺术区连为一体，但文书上首次出现了“科学博物馆”的字样。万国博览会的机械展品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后来这座博物馆的气质，专利局的收藏则是锦上添花，因为发明家申请专利时所用的图纸都被专利局制成了模型，两者合璧，旨在说明“机械发明进程”的博物馆已现雏形。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随着对艺术品馆藏管理的深入，两种类型的展品在学术范畴上开始分道扬镳。

当然，真正推动科学博物馆独立的，主要是欧洲日益激烈的科技竞争。国与国之间的比拼，尤其是统一后德国工程技术的快速崛起，令海峡对岸的老牌强国危机感深重，英国政府意识到，发展不能寄望于少数能工巧匠，国民中必须源源不断产出人才。此种情势为科学从业者提供了时代契机，他们以行会的形式愈发深入地介入到国民教育的方案制定中，“工业化公民教育”的理念应运而生。在当时的教育委员会常务秘书罗伯特∙莫兰特爵士看来，科学博物馆作为人们“理解技术成就，赞美手工作品，歌颂劳动”的文化场所，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除了来自外部的地缘政治威胁，来自国内的变化也不容忽视。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科学家人数稳步增长，学术界的科学席位从六十个增加到四百多个，这些人对话语权、课程空间和研究经费的不断索求，也使得“科”与“技”逐渐分离。机械制造原本被视为手工艺的一部分，与艺术品并列自然并无不妥，但科学家渐渐以职业阶级自成一派，这就令维多利亚时代的博物馆安排显得格外落伍。1909年，科学博物馆在英国顶尖科学家向政府联名上书后，以独立建制获得议会资助，是为伦敦科学博物馆的诞生。

去工业化和去国有化

伦敦科学博物馆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夹缝中艰难成长，到1928年方在新址实现全部开放。待到战争结束，英国的国力地位变了，科技登堂入室的门槛也变了。英国人曾经最引以为傲的十九世纪机械工艺，在雷达、核武器和冷战期间的太空技术面前已成隔年黄历。六十年代的太空竞赛主题临展，观众发现向史密森学会和国家航空博物馆借来的美国展品唱着主角，英国展品却无足轻重，伦敦科学博物馆就这样走到了被迫转型的十字路口。

博物馆尽其所能，从具象的蒸汽火车头转向抽象的元素周期表，陈列面积成倍增长，服务意识也与时俱进，然而这些举措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科学性、时鲜性不足的“内虚”。战前，伦敦科学博物馆有过引入工业群体策划展览的尝试，当时举办的塑料产业展览和橡胶行业展览邀请实业家参与，皆大获成功。1934年的橡胶展得获逾三十万人次参观，其中包含亚洲橡胶种植园模型、特制活橡胶树和家庭、汽车和医院中常见的橡胶产品。英国橡胶制造商研究会和橡胶种植者协会深度影响展览取向，不但为博物馆提供咨询，还自主编写手册，借博物馆的平台出版和销售。

与企业联袂的做法虽然双赢，但有碍国有博物馆的中立原则，然而战后，资金吃紧的伦敦科学博物馆又多次试水外部“赞助”，例如1954年的“石油的故事”。五十年代，英伊石油公司（亦即后来的英国石油公司BP）与英荷合资的壳牌公司分庭抗礼抢夺客户，为了赢得民众好感，壳牌石油公司展览部举办了名为“石油的故事”的巡回展览，展到伦敦科学博物馆时免不了又要经历一番伦理考验。譬如，博物馆与壳牌展览部主管约定，为了保持中立，导览手册中“壳牌公司”的字样要全部删除，但是加油站招牌上的商标可以留下；待到开幕前夕，博物馆又要求商标亦不能出现，壳牌公司只能出现在致谢章节中；开幕式上，壳牌展览部主管虽然发了言，但在新闻稿中却不见踪迹。当然，博物馆百般遮掩壳牌公司的深度参与，除了出于中立原则，也是担忧惹恼壳牌的对头，毕竟英国石油公司是国有企业。如此冒险走钢丝，可见是财竭力尽不得不搏。

1973年起，玛格丽特∙韦斯顿出任伦敦科学博物馆馆长。韦斯顿既有电气工程师的职业训练，又任职于通用电气，行业经验丰富，这样的双料背景使博物馆具有了联络工业界的主观意愿。客观上，七十年代，中东爆发两次石油危机，油价飙升出口锐减，大西洋两岸陷入滞涨危机。在各国高通胀、低增长的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各国政府削减开支，文化类预算首当其冲，博物馆拨款受到冲击，必须另谋出路。

《国家的科学》第十章指出，韦斯顿掌门的1974年到1983年间，伦敦科学博物馆共举办临展七十四次，平均每年七点四场临展，频次较前显著提升，其中甚至不乏由外国政府变相资助的陈列。例如1976年的临展“伊斯兰的科学与技术”，该展览本质上是建国不久的阿联酋的公关大戏，为此阿联酋政府借基金会之名投入了近三万英镑（折合2019年的二十一万英镑）。博物馆找来牛津科学史博物馆的两位策展人，但无奈伊斯兰国家由于石油危机在西方形象堪忧，该临展叫好不叫座。尽管如此，伦敦科学博物馆还是在这样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一条财政上持续可行的道路。

八十年代，西方为了走出滞涨危机挥舞新自由主义大旗，简政去规风行一时。1983年，英国议会通过《国家遗产法》，此法律规定在伦敦科学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当年的南肯辛顿博物馆艺术部）内成立托管委员会，此后政府只负责部分埋单，管理运营则外包出去，馆长也需自行筹款，以期改善博物馆的运营效率。这与撒切尔及保守党的执政理念可谓如出一辙，也为我们今日所熟悉的欧美博物馆的运营模式定下了基调，通俗地讲，就是馆内运作靠专家，馆外要钱靠馆长。

通过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历史不难看出，博物馆中科学与技术的内涵和偏重，是随着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地缘政治格局变迁和制度化的学科演进而不断变化的。机械工艺占优时，英国重技术轻科学，因为前者具象，离艺术更近；欧洲列强竞相创立基础教育时，英国重科学轻技术，因为前者抽象，可复制易推广；发明家的图纸是阶级跃迁的通行证时，科技等于工程；一旦科学家开始提供跨越式的解决方案，科技又和基础研究画上等号；国库殷实时，科技是中立的真理，求真求知谈钱俗气；国库空虚时，科技是能创造财富的秘方，博物馆与企业一个搭台一个唱戏，两全其美，共度难关。也正是因为经过了这一历史进程，并于此后反复实践积累经验，西方诸多大型博物馆才能既跑量又走心，逐渐成为名利双收的优秀品牌。

对中国而言，现代科学是舶来品，工业技术是舶来品，博物馆也是舶来品，于是作为三者交集的科技馆，我们可以说只学到了形，却未得其神。建国后，我国依照苏联模式自上而下打造国家科技馆，本世纪初又靠上海科技馆这样的地方级科技馆充实队伍，它们全方位仰赖拨款，是高度国有化的创造。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此时西方学界和业界已经完成了科与技的剥离，基础科研成为了唯一有资格入主博物馆的陈列内容。于是，在接受科技馆这一概念时，我们就已经走进了重科不重技的“陷阱”，严重限制了从业人员对科技馆内涵的想象。

之所以说是“陷阱”，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历史地、辩证地认识科技馆的功能。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制造业能力低微，长年靠廉价拷贝为生，自然没有什么可以歌颂；相较之下，困难时期的两弹一星工程扭转乾坤，基础科研的地位因此被拔得很高。所以，科技馆主动远离技术远离行业，既是我国科技馆高度国有化的结果，也是特定时期接受特定西方模式的阶段性产物。在这种纲领指导下，科技馆自然而然担起了向低龄观众科普的职责，甚至视之为唯一使命。然若科技馆止步于此发展阶段，那与南橘北枳何异？

科技馆是时代的产物，亦须随时代而动。过去十年内，我国在科技领域的进步可谓国家企业并驾齐驱，双管齐下。国家层面，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在航空、航天、水利、核能、光伏等领域所获成就举世瞩目；企业层面，民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日俱增，便民利民手段层出不穷，移动通讯、移动支付、人脸识别、人工智能等科技深刻改造了日常生活的内容与节奏。然而，二十年过去了，科技馆仍然是科学中心，仍然是八九十年代中学物理课大型教具的现场展示地，既对过往发展缺乏连贯的叙述，也跟不上生活和行业前进的步伐。于是乎，科技馆既无历史感，又无未来感，除了向游客炫耀一线城市的文化资本之外，对工业行业的助益微乎其微。

和老牌制造业大国英美相比，中国技术立国不过是过去几十年的事，也正是由于缺乏历史的洗练，我国科技类博物馆越级生长，错过了与企业合力营造实业文化、创新文化的历史窗口。近年来，中央一再强调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研究机构尚且如此，科技馆何不敞开大门，邀请奋斗在行业前沿的人们将最新科技带进来，再经由专业人员的调整雕琢，大大方方走出去？也只有在公共文化领域态度鲜明地终结科研和财富之间的对立关系，我们才有谈万众创业的土壤。

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正如上世纪初的欧洲一样，当下多边主义秩序悬于一线，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科技馆应时而动变换职能当为国策。重视科教是好事，但我们若身处历史的洪流之中，却用孤立的眼光看待科技馆的功用与价值，视我国瞬息万变的经济科技图景为静物，那无异于自缚手脚画地为牢，我想这也是《国家的科学》一书中最有价值的一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