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侦探 | 赫鲁晓夫对柏林修辞的演变史

赫鲁晓夫经常口无遮拦，他的金句之一是：柏林就是西方国家的睾丸。英国国际关系史学者戴维·雷诺兹所著《峰会：影响20世纪的六场元首会谈》一书（中信出版社2018年4月版，马俊译，以下简称《峰会》），提供了关键的证据。作为出身剑桥的历史学家，雷诺兹极其看重一手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峰会》就是以鲜活的档案为基础，记述了六场攸关数十亿人命运、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元首会谈。1961年6月3日至4日，美国总统肯尼迪与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维也纳峰会是其中一场。

维也纳峰会，是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上任后的第一次正式会面。本次会面因柏林问题而起，结果却是双方不欢而散，美苏对立加剧险些兵戎相见并由此导致柏林墙的建造。《峰会》第四章探讨了柏林问题的成因、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会面的酝酿、筹备、谈判过程和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关于柏林危机的成因，雷诺兹在书中分析道：尽管（二战后）德国已经被分裂成两个国家，而且作为前首都，被英、法、美、苏四国分区占领的柏林深处东德腹地，但是西方大国仍然拒绝承认瓦尔特·乌布利希所领导的东德政府，而是支持德国的最终统一。于是，赫鲁晓夫“挥出了自己的一棒”，毫无耐心地终止了和西方没完没了的争论。赫鲁晓夫的愿望是苏联可以拿到一份正式的德国条约来承认新秩序，否则西方就要加深对东德政府的认可程度。在这段分析之后，雷诺兹援引了赫鲁晓夫关于柏林的比喻——他（赫鲁晓夫）评论说：“柏林就是西方国家的睾丸，每次我想让他们尖叫，捏一下就好了。”（《峰会》第193页）

柏林危机，是冷战时期重要的政治事件。《峰会》为之铺陈笔墨，而在另一部国际关系史著作《冷战》（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版，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翟强、张静译）中，它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而《冷战》中与柏林危机相关的章节，即第二章《死亡艇和救生艇》之第八节中，也援引了赫鲁晓夫著名的比喻（《冷战》第82页）。

《冷战》中的“睾丸之喻”，在文字表述上与《峰会》大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峰会》还是《冷战》，联系上下文阅读，你只能确认“睾丸之喻”出自赫鲁晓夫之口，却难以定位他究竟在何时何地说了这句话。

进一步排查相关线索发现，两本书都在注释中标明，赫鲁晓夫的“睾丸之喻”出自同一本书：迪安·腊斯克出版于1990年的政治回忆录《如我所见》（As I Saw It）。腊斯克是肯尼迪时代的美国国务卿，也是维也纳峰会的见证者。他在《如我所见》里记载赫鲁晓夫的“名言”，显然有亲历的意味。但很遗憾，《如我所见》尚未有中译本，所以无法通过阅读原文来确定赫鲁晓夫的“名言”出自哪个场合。

好在，雷诺兹在《峰会》的注释中还是透露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他不无反讽地写道：“《如我所见》的原文是‘柏林是西方的睾丸’，但有人质疑赫鲁晓夫的话可能没那么‘文雅’”。从雷诺兹的注释文字推理，《如我所见》给予《峰会》的资讯大约就是“睾丸之喻”本身，腊斯克在《如我所见》中似乎也没有交代这句话的言说背景。

论及话语背景，《峰会》和《冷战》两本书中对赫鲁晓夫性格的评价，则对人们理解他的语言风格提供了帮助。在《峰会》中，称赫鲁晓夫“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火暴脾气，有些时候常常把幽默的段子变成了口出恶言的侮辱”（第190页）；在《冷战》中，称赫鲁晓夫“爱走极端，有时吵吵闹闹的像是一个滑稽演员”（第80页）。

从两本书对赫鲁晓夫的性格画像看，他在柏林危机期间说出“睾丸之喻”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非常有趣，一本研究柏林危机的专著《柏林1961：肯尼迪、赫鲁晓夫和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1月版，弗雷德里克·肯普著，武凤君、汪小英译，以下简称《柏林1961》），作者在书中详细地罗列了赫鲁晓夫关于柏林的各款比喻。这些修辞具有浓厚的“医学、解剖学”色彩，串联起来恰是审视柏林危机的另一种视角。

柏林自1949年分裂后，英、法、美等国占领的西柏林由于获得大量援助，重建顺利，经济繁荣，对包括东柏林在内的东德居民吸引力不断增强，这令苏联颇感不快。1958年，权力得到巩固的赫鲁晓夫决意解除问题。当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场体育宫对来访的波兰共产党代表团发表讲话，宣称他将废除与战时盟国签订的《波茨坦协定》，并且单方面改变柏林被占领的状态，他要求撤出驻柏林的所有武装部队，以完全肃清柏林的西方势力。这次讲话标志着柏林危机的开始。在讲话前两天，也就是1958年11月8日，为了给自己的柏林行动做舆论准备，赫鲁晓夫在一次小型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西柏林已经成为充斥着法西斯和德国复仇主义者的恶性毒瘤，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外科手术。”“恶性毒瘤”是赫鲁晓夫最早就柏林所打的比方。

1961年初，肯尼迪入主白宫。当年2月底，他委托美国驻苏联大使卢埃林·汤普森带着一封私信去面见赫鲁晓夫，信中包含了赫鲁晓夫期盼已久的会谈邀请。在被拒之门外十天后，汤普森于3月9日才被赫鲁晓夫“恩准”接见，并呈上了肯尼迪写的亲笔信。然而，当信件译成俄文后，赫鲁晓夫发现信中对柏林只字未提。对美方拖延政策忍无可忍的赫鲁晓夫立即对汤普森发飙，他说：“西柏林对美苏关系来说就像卡在喉咙里的刺，现在是取出它的时候了。”“喉咙里的刺”是赫鲁晓夫对柏林使用的第二款修辞。

1961年5月23日，借美国白雪溜冰团访苏之机，赫鲁晓夫再度接见汤普森。由于此时与上一次接见之间，猪湾事件和老挝危机接连爆发，美苏紧张关系骤然升级，憋着一肚子气的赫鲁晓夫作势要在柏林问题上采取强硬手段，他对说汤普森：“柏林是正在溃烂的伤口，必须将其彻底剔除。”“溃烂的伤口”是赫鲁晓夫为柏林选择的第三个词组。

到了1961年6月，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维也纳峰会终于上演。在这场“青涩男孩与黑帮大佬”的遭遇中（美国外交家威廉·斯蒂尔曼语），赫鲁晓夫始终处于咄咄逼人的优势位置。峰会持续了两天，即6月3日和4日。其中6月4日，会谈话题围绕柏林展开。处于弱势地位的肯尼迪措辞委婉，老调重弹，“平衡不可打破”云云。被激怒的赫鲁晓夫则双臂挥舞，脸色紫红，用凶狠而又高亢的语言恫吓之，他说：“美国不想让这个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局势正常化。苏联要给这一顽疾做个手术，拔掉这个刺，清除里面的腐烂物……”“腐烂物”是赫鲁晓夫在与肯尼迪正式交谈中的比喻。

从“恶性毒瘤”到“喉咙里的刺”，再到“溃烂的伤口”，直至“腐烂物”，赫鲁晓夫对柏林的修辞正一步步接近“睾丸”。换言之，上述词汇是属于同一种逻辑的表达。不过，在《柏林1961》一书中，作者肯普并未提及“睾丸”，所以也无法确定赫鲁晓夫在哪个场合使用了这个词汇。

就语态分析，赫鲁晓夫其他对柏林的比喻，都应该出自与美方人员的会谈中，而“睾丸之喻”更像是赫鲁晓夫与本方人员相对私密的交流，那种大局掌控、成竹在胸的优越感显而易见。问题是，私密谈话的内容，怎么会被腊斯克听到并被收入《如我所见》？这是一个谜。

人们确信所看到的是，1990年，柏林墙在建造29年后被拆除，两德统一。此后，柏林成为统一之后的德国首都。统一才是历史不可抗拒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