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林乾：曾国藩家教之法

【编者按】

近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专家林乾做客北大博雅讲坛、新华大讲堂，围绕曾国藩家训中有关“劝学”的方法，为我们分享了曾国藩指导子女读书的“看读写作”等多个面向，对今天具有颇多启示。以下讲座内容摘编自现场录音整理稿，经主办方以及林乾教授本人校核并授权发布。

早年毛泽东在他的《讲堂录》里提出：“几千年中国历史中，办事兼传教之人，只有两位，一位是宋朝的范仲淹，一位是清朝的曾国藩。”曾国藩践行儒家“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的思想理念，一生以克己为体，严于治家，无论是对待自己的家人，包括几个弟弟和子女，还是对待自己的官长和同僚，特别是他所供职的清朝政府，都极尽心力。他的家书多达1500多封，一百余万言。每一封家书，都婉言劝善，用心良苦。其中一部分提升为曾门家训，世代相守，他的后代也人才济济。“劝学”是曾国藩家书中最为重要乃至核心的部分。

曾国藩的读书之法

曾国藩的读书之法可以概括为四个字：“速、熟、恒、思”。“速”就是博览群书，“熟”就是背诵经典，“恒”就是坚持不懈，“思”就是要有个人见解。后来，他把曾家的男子必须作的功课，概括为“看、读、写、作“四个字，提出只要是曾家子弟，断断不能缺了这四个字。互联网时代对学校教育提出了很多挑战。我至今仍然认为，真正读进去的书，一定要经过曾国藩所说的“三到”，即眼到、手到、心到，通过自己的阅读，把重要的段落、语句，抄写下来，记忆就会非常深刻。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抄》，就是读书后抄写、编辑而成。他所说的“读”，就是“诵读”，对经典、名篇，不但要熟练地诵读，还要背诵，特别要在诵读的过程中，体会古人文章的精义，像王安石等唐宋八大家的名篇，不涵咏、诵读，就无法体会文章的意境。只有在广泛阅读、对名篇的精读的基础上，才会有古人所说的“出口成章”、“下笔如有神”，进而到达“作”即写作的层面。

曾国藩说：人生是一个“常”字，因而“恒”对劝学读书，极为重要。普通人大多有懒惰的心理，厌倦的时候，不耐烦的时光。曾国藩的小儿子曾纪鸿有一段时光，不愿意读书。曾国藩没有逼，更没有勉强，而是针对儿童的心理，给曾纪鸿放了一个月的假，让他痛痛快快地玩耍，让他玩耍到了“厌烦”，有强烈读书欲望的时候，因势利导，让他回到书本，回到课堂。这是他在教育中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中国传统的教育，兼顾科举考试与文化素养多个方面。而通常的做法都是以经史为轴心。张居正在培养万历小皇帝时，上午基本学的都是经学，即儒家的经典教义，到清朝为十三经做注疏，就是便于理解经义。下午读的基本都是史书，也是印证历史兴衰的过程。自宋朝以后，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成为历史教育特别是帝王必读的“教科书”。

曾国藩强调读书要经世致用。他在给弟弟、儿子写的家书中，反复强调读书立志，要“志大人之学”，即不为己寒己饥而忧，而要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追求的不是个人、家族的发达，而是要培养一代代有家国情怀的人。在曾国藩五兄弟中，曾国荃资质最高，曾国藩在翰林院时，收入微薄，还是把曾国荃接到京城，亲自课读，一篇文章要他读五十遍，并以蜀汉马良相期许。后来曾国荃位至封疆大吏，他多次写信告诫这位“沅弟”：精力虽有八分，却可用到十分，权势虽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每天晚上历数为国家劳心的事情做了几件，劳力的事情又做了几件。

按照孔夫子所说的，“十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曾国藩由于家庭等原因，治学的时间显然较晚，读他的早年日记，他对“三十而立”充满自责和惶恐，他加入由倭仁主持的“修身俱乐部”，每天都在批评自己：今天做了什么，哪些地方没有做好，明天又该怎么做，真正下苦工夫不断改正自己的缺点来完善自己。曾国藩后来做了高官，担任两江总督，兴办洋务，每天有大量的公务需要处理，但他每天都要“舟次不废学”，读几卷诗书。桐城的方宗诚颇为不解，曾国藩回答说：我身在名利场，如果不读几卷圣贤书，理不能明，心不能养，何以知人，何以应事，古往今来大人物，中途栽了大跟头，都是不学之过啊！后来家属来到身边，在安庆、金陵、保定，每天晚上做的最多的，就是灯下课子读书。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是夜与纪泽论为学之道，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学问远过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善学者于古人之书，一一虚心涵咏，而不妄加评隙，斯可矣。（同治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记）

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的日记中，留下非常多的庭前闻训，随大人课读的记载。曾国藩把儒家的主要经典，整部讲解。据曾纪泽日记：“自（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二更后听大人讲孟子，每日如此。至次年正月二十六日，大人忽患艰于言语之病，侍奉良久。”此时距离曾国藩去世仅有一年，曾纪泽每夜陪着自己风烛残年的老父亲，听他讲孟子。因为曾家的家运渐渐不顺了，曾国藩担心家道衰落，为长子讲解孟子，就是要养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

曾氏不是长寿家族，他的小儿子曾纪鸿34岁就去世了。曾纪鸿是非常有名的数学家，他翻译了欧洲经典的数学研究著作。在他与长兄曾纪泽的“青葱岁月”，曾国藩为他们请外国人教习英文。曾国藩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但他不固守传统，又与时俱进的把西学纳入子女教育中来。曾纪鸿虽英年早逝，但他有四子，他的妻子郭筠是曾国藩的同年进士郭沛霖的女儿，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写的家书中，称赞郭家“家教勤俭可风”，曾纪鸿一家随侍父亲后，曾国藩指导儿媳妇郭筠读了几部大部头的书，包括《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一个老公公指导儿媳妇读书，即便今天都不可思议，曾家确在郭筠这里光大门户。

曾国藩读书治学有两个字最为重要，一个是“专”，一个是“耐”。他提出，艺多不养身，人只有做到专，才有可能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如果“庞杂”，什么都懂，就会什么都不懂。他还引用荀子“鼯鼠五技而穷”的典故，说明人如果要有成就，读经要专守一经，读史要专熟一代。立志成为古文大家，也必须专门在一家上下功夫。要学王安石的文风，必须看熟、背诵临川文集。如果兼营多物，肯定是“四不像”。所谓“耐”字诀，就是读经书、读经典跟读史不一样，一开始会觉得索然无味，但这些书籍却是经过了中国几千年的锤炼，因此一定要读透，一句不通，不看下一句，今天不通，明天再看，今年不通，明年再读。钱穆先生说他就是受到曾国藩的专字诀和耐字诀，才走上治学之道有成就的。清朝康熙教育皇子读书，都是每书读到120遍。

曾国藩为子女们开的书单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积淀太多，所以择书非常重要。曾国藩提出一个人做事、读书、治学，先要择善而从，然后是“守约”。这里都涉及择书。他特别重视从文化的源头上择书。曾国藩谦逊地说，他终其一生，有的书还没有读透。

“我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可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姚鼐）所选《古文辞类纂》，自编《经史百家杂抄》。早岁笃志为学，恒思将此十余书贯串精通，略作札记，仿顾炎武、王念孙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愧悔。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与纪泽

四书五经，最迟从宋朝起，是传统士大夫知识架构中的主体，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它符合儒家的义理，所以从儿童启蒙后，几乎相伴终生。这跟我们今天学校的教育有很大不同。除四书五经外，曾国藩最推崇的还有《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史书中难以超越的里程碑，因为《史记》不是官方史学，写得又惟妙惟肖，现在中学的课本，采用了史记的不少名篇。诸子百家中曾国藩最推崇的是庄子。庄子有一种洒脱的气质，明朝张居正告病假居乡六年，看的最多的就是庄子。一个人心灵无法安放，最应读的就是庄子。曾国藩还特别推崇“韩文”——韩愈的文章。他在家书和日记中，至少几十次谈到韩愈的文章。韩愈是唐朝古文运动的先驱，八大家之首，有“百代文宗”之盛誉，他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曾国藩对曾纪泽详细解释曾家男子的“看、读、写、作”四字必修课：

“看指你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愈文、近思录之类书。读是指像四书、诗经、书经、易经、左传等经书和《昭明文选》、李白、杜甫、韩愈、苏轼诗作，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文章等，如果不高声朗读，就无法体会到它们雄伟气概，如果不细心、认真地低声咏吟，就不能探究到它们深远意韵。譬如兵家战争，看书就像是将帅攻城略地，开拓疆土；读书就像是将帅壁垒森严、固若金汤，得到土地便能保守住。看书与子夏所说的“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缺一不可。”——与纪泽

古代读书与我们现在不同。互联网时代冲击我们的阅读习惯，现在阅读大多没有做笔记的习惯，但曾国藩强调，看的时候一定要做札记，要笔笔划划，核心的还要抄下来，博览群书、由博到专；其次，曾国藩特别强调诵读，一定要出声，把文章的灵魂、韵律读出来，像李白、杜甫的诗，你不高声朗读，就无法体会那种雄伟的状态。

他又解释“写、作”二字：“余生平因作字（写）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谕纪泽（咸丰八年）

看、读之后最为重要的是“写”和“作”。“写“就是”书写“。唐代公务人员进入职场，要经过“身、言、书、判”之类考试，可见书写的重要性。曾国藩的“写”主要是指书法，要临摹很多大家，写的熟练，才能提升速度。最后是“作”，是指“写作”，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书读多了才有了写作的资本。许多文章失之于空泛，就是没有“看”、“读”的基础。对于写作，曾国藩强调不能只会一种体裁，而是文章的各种体裁都要熟练，但有一种体裁，你是最精通的。他谈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写作。曾国藩鼓励他的儿子“少年不可怕丑”，少年人有些狂妄，应该肯定。

曾国藩还提出，年轻人的文字，应该蓬勃向上。他说：

“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东坡所谓，蓬蓬勃勃，如釜上气。古文如贾谊《治安策》、太史公《报任安书》、韩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论》、苏东坡《上神宗书》，皆有最盛之气势。”——谕纪泽、纪鸿（同治四年）

他在家训中强调，年轻人做文章，最重要的不在于熟练，不在于字句用语，而在于气象峥嵘、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意气风发。他列出了长长的“蓬勃之气”的篇目。他给青年人打气，告诫不要看《红楼梦》《三国演义》，如果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变得世故圆滑，后来的成就就很有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