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出笼之虎与习俗的遗孤；阿连德为什么会失败？

【国内】出笼之虎与习俗的遗孤

9月6日晚21时，网传视频中一只老虎突然发狂从铁笼中跃出，驯养师阻挡不及，围观人群发出惊叫、四散逃开。新京报旗下栏目@紧急呼叫 在7日早上10时许采访当地警方，当地警方称已发现老虎踪迹但还未抓到。

7日下午，原阳县政府发布第二份通报称：“经过多方努力，现已成功捕获。未对当地群众安全、生产、生活造成损失。”据新京报“我们视频”发布的抓捕画面，老虎被围困在玉米地中，被麻醉倒地后，是民警和村民合力将其擒获。

本以为对于老虎来说，重获自由又再陷桎梏的经历已经足够传奇，但没想到等待着它的是命运的终结。9月8日，大河报记者从新乡市动物园独家获悉，被捕获的脱逃老虎送到动物园时已经死亡，冯姓科长告诉记者，这只脱逃的老虎由于遭到车辆撞击后，可能造成了内伤，加之捕获时麻醉等原因，送到动物园时已经死亡。目前老虎尸体被动物园冷藏存放，具体死亡原因有待上级部门进一步鉴定。

几经挣扎，老虎终于以一死换取了自由，但等待相关责任人的则是牢狱之灾。新京报报道，马戏团6日的首演未备案，两名负责人已被刑拘，河南省林业局表示已上报国家林草局。相关案件仍在处理中。

老虎死了，还有很多问题留给我们去思索。

不少网友认为，马戏团的老虎是从被山野捕获的百兽之王，并表达了自己深刻的同情，希望将位于埇桥这一马戏团之乡的老虎们全部放归野外。微博网友@做点正确的事 的热评获得了140多个赞：“请让老虎回到野外！目前澳大利亚，新加坡，以色列，芬兰，丹麦等36个国家，389个城市已禁止使用野生动物或某些种类的动物。期待中国的那一天。”

然而这种怜悯很可能只是一种自作多情的幻想，因为此次事件中的幼虎和它成十上百的同类一样，是地地道道生在埇桥、长在埇桥的城镇之虎。埇桥区林业局动物保护站站长时伟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每个饲养老虎的马戏团都需要上报审核材料，老虎数量的变化也在上报范围之内，但每年的上报材料都有固定的时间点，如果在上报之前正好有老虎繁殖了新的小老虎，这个数量自然就多了出来。”这些老虎从未曾见过荒野、森林和河流，野化的希望非常渺茫。

微博网友@后沙月光本尊 评论说：“客观地说，马戏团关了，动物去哪里？谁来养它们？就算动物园勉强收下，会有好下场？2009年玻利维亚立法禁止马戏表演，狮子只能送给美国、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伊朗、欧盟。”

在动物表演相关法律从不完善走向完善的路上，这些城镇老虎或许是诞生在历史夹缝中的遗孤。它们因为特殊的身世不可能回到野外，也因为法律的完善再难充当人类的宠物。

同样进退两难，被围困在笼子里的，除了老虎还有驯养老虎的人，他们对何去何从同样有一个大大的问号。11日发表在“澎湃新闻·澎湃号”上的《老虎出逃死亡背后：马戏团的江湖悲歌》一文敏锐地指出：“近年来，随着马戏市场监管趋严、娱乐形式多元化冲击、动物保护组织的呼吁禁演、马戏团自身流动分散缺乏创新、马戏专业人才流失等因素叠加，使得“马戏之乡”的从业者在成本增高、收入下滑的现实情境下，不得不思考前路。”

然而对于这些从业者来说，他们的人生也早已被驯化，不具备其他谋生的技能。此次事件中驯兽师张峰的妻子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张峰是原阳县太平镇磨张村村民，十几岁便跟着马戏团到各地演出。他之前在山东的马戏团给人打下手，还演杂技，也会驯动物。”

澎湃新闻《“老虎死了”，马戏团呢？》一文引述了新华社的评论，尖锐地描述了马戏团从业人员的低技能现状：“目前埇桥马戏八成以上的从业者都是初中没有毕业，有些甚至是文盲。中国马戏行业的低门槛，从业人员参差不齐，导致了马戏节目的粗糙。埇桥马戏同样也处在重实践、轻理论的初级阶段。”

更无奈的是，被驯化的往往是一整个家庭。据新京报官微的评论，目前的马戏团仍多是“师傅带徒弟”式的传统教学模式。而事发的马戏团正是一个以家庭作坊模式运营的小型马戏团，出事时刚成立4天。鞭子和老虎本是他们发家致富的梦想，如今却成为了打开牢狱的钥匙。

耐人寻味的是，安徽省杂技家协会副主席、宿州市著名的明星大马戏团副团长张宏伟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的采访时，却依然对马戏表演有着一种近乎固执的自豪。《现代快报》评论说：“埇桥人自己繁殖驯养的老虎，被一个外地的 " 半吊子 " 马戏团带出去演出，还出了事，这让他们蒙羞。”

驯兽师也好，老虎也好，都是这个笼子的囚徒。在梦中，他们也许都幻想过这一生会有另一种可能。要让他们走出樊笼，除了同情之外，我们或许还需要多一点智慧。

【国际】另一场9·11：阿连德的失败留给“民主社会主义”的一课

提及9·11，纽约世贸大楼轰然倒塌的画面立即浮现在人们脑海之中，但是另一场9·11却被人遗忘了——它是1973年的那个9·11，智利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在由美国中情局支持的皮诺切特发动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近五十年后，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实践仍然不仅仅是智利左翼的重要参照系，也是西方左翼不断思索的遗产。2017年，智利的左翼与中左翼联盟——广泛阵线（Frente Amplio）在成立三年后以20%的得票率在大选中排名第三，获得了与强有力地震动了智利的政治图景。在政变46周年纪念日，《雅各宾》杂志刊出《阿连德在今日智利》一文，广泛阵线联盟能从曾经身居阿连德身后的人民团结联盟（Popular Unity）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中，学习到什么呢？

20世纪智利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与当时拉丁美洲备受瞩目的古巴的游击队革命道路截然不同，它企图在不打破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包括遵守法制与多党制体系——的情况下实现新经济与社会秩序。冷战的铁幕之下，苏联与美国都对其感到不信任。苏联害怕智利的“民主社会主义”经验的成功会影响到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寻求更多的公民自由。而美国则将智利视为自家后花园里的“社会主义瘟疫”，会蔓延到周边国家。

阿连德政府的实践大概可以被看作民主社会主义选举路线之局限性的一个测试。近五十年后，阿连德人民团结联盟的经验，仍然是智利左翼内部争论不休的问题，尤其显露出社会民主主义者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阿连德在今日智利》的作者Noam Titelman介绍了社民派理论家 Adam Przeworski 和 Gøsta Esping-Andersen 对通过选举走向社会主义的局限性所进行的分析。Przeworski指出，社会主义政党，尤其在西欧，想要通过选举而上台，面临着太多的需要克服的困难。其中一个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很难成为社会的绝对多数，于是，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在坚持其阶级立场的纯粹性和扩大其动员目标（超越对工人阶级的狭隘定义）之间作出选择。因此，它们在放弃“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成为“大众的、人民的、民族的、穷人的、或仅仅是市民的政党”时，也就放弃了阶级身份。即便社民党通过选举掌握了国家机器，它们也必将面对资本和统治阶级的对抗。一旦任何改革威胁到了资本积累，资本家们立即就会采取措施——通过“资本罢工”——抵制国民经济，就像智利留下的教训。Gøsta Esping-Andersen 对选举通往社会主义同样持悲观态度。他认为选举的局限性在于它是对中产阶级和资本家精英阶层的现实主义妥协。至少在短期内，左翼的纲领性立场必须妥协。在这个意义上，阿连德的错误在于他的不妥协。于是，那场实践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因为他把自由主义国家机器逼得太紧。在智利语境中，这种说法通常被表述为阿连德缺乏与象征着政治中间派的基督教民主党的对话，后者在农民之中尤其受欢迎。基督教民主党早先在阿连德赢得选举的过程中起到了必要作用，后来却支持了皮诺切特政变。政变带来的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政府统治了17年后，正是上述认识让阿连德的社会党总结出：只有与政治中间派联盟才可能重新掌权。这个中左翼联盟与独裁政府协商体制转型，并在继任后的20年中带领国家小心谨慎地追随着政权，只有在一些确信可行的方面往前推进，因为他们需要确保与右翼反对派的“民主共识”。

而 Ralph Miliband 总结了左翼内部更激进的阵营之中所给出的阿连德倒台的解释。阿连德的错误在于：阿连德并非一个革命者，他是一个有着革命性的议会政治家。但是革命性是无法克服一个不适合于实现其议程的政治系统的。具体而言，Miliband 批评阿连德不愿发动可以推动激进变革的平行的民众力量。当统治阶级反对集团感受到其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并且他们不再拥有重新通过选举而夺取权力的信心时，阶级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想依靠自由民主的体制力量来制衡统治阶级至少是极其幼稚的。智利共产党早先也是“通过民主选举抵达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而当政变发生后，智利共产党领袖被捕入狱，在他被释放（通过苏联的交换囚犯谈判）后，智利共产党开始走上了武装造反之路，拒绝再与其早前的中左翼同盟者结盟，因为后者选择了与皮诺切特独裁政权协商回到民主制度的制度转型之路。

智利左派在二十年来的一个共识是：不管阿连德政府多么英勇，它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分歧只是一部分人认为他的失败在于他不愿与政治中间派妥协，另一部分人认为原因在于他缺乏对民众革命的支持。不过，在 Noam Titelman 看来，前一种说法高估了阿连德对事态的控制程度——他曾多次与基督教民主党接触，但是基督教民主党对帮助左翼政府在意识形态上获胜并无兴趣；而后一种说法则高估了一场起义在反抗正规军（和其美国盟友）时所具备的力量。并且，这种内战很有可能以巨大的流血牺牲换取相同的专制主义结局。更重要的是，这两种说法都忽视了阿连德的政治同盟和实践的历史语境。阿连德的人民团结联盟并非第一个通过选举掌握国家权力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盟。仅仅几年前，三任不同的智利总统都来自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联盟，这个联盟在成立之初包括了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并且由中间路线的激进党领导。这三届人民阵线政府因为在国家建立了很多进步的机构而受到了赞誉。比如，人民阵线的第一任总统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Pedro Aguirre Cerda）被称作“智利公共教育之父”；这个政府还成立了CORFO公司，旨在在战略领域建立和扩大国家所有制。在人民阵线之后，阿连德上台前，基督教民主政府在加强工会化、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和进行重大的土地改革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民团结联盟的议程是1925宪法所缔造并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长期社会与政治民主化的激进延续。阿连德政府和此前智利人民阵线政府的差别仅在于其与中间派的关系。尤其是基督教民主党与激进党非常不同，前者代表着一个将自己视为与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有着不同意识形态位置的中间派。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在阿连德时代，左翼有两种选择：与意识形态中间派联盟并牺牲自己议程中的社会主义特性；或者像阿连德政府所做的那样，挑战中间派。

2011年的智利经历了自独裁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这场社会运动由学生运动领导，后者抗议智利极端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模式。这些动员体现了民众对后独裁时代的“民主共识”普遍性不满，他们要求政府在公共健康、教育和养老金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随着运动的发展，前学生领袖建立了新的政党并组建了一个政治联盟——广泛阵线。今天的情况比起人民团结，更像是人民阵线时代。在皮诺切特政权留下的混乱之后，当前进步力量的第一个政治挑战是民主化进程的建设，并扫清独裁留下的遗产。在民主政权和立宪大会等民主机制的运作下缔造出新宪法，对于当前的斗争而言尤其相关。对于这个过程而言，与中间派结盟也是必须的。但是长期看来，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之局限性问题仍然需要得到回答。最大的挑战是找到一种与社会运动保持强烈的连结的同时，并熟练操作国家体制的方式。在 Noam Titelman 看来，阿连德的人民团结政府留下的最重要教训是，上任绝非道路的终点。一旦开始威胁到精英阶层的利益，民主政府之可行性仍然是问题之所在。一个处于统治位置的社会民主联盟需要有面对选举失败的能力，要接受它必将面对处于政府之中和处于政府之外的时期。确保保守的反对派能不绕过民主架构（如发动政变）接受中左翼社会改造工程的唯一方式是，让他们相信他们有朝一日还能赢得选举重返权力中心。在某种意义上，阿连德被政变倒台是被其反对派的选举劣势所推动的。一旦他们意识到他们不太可能通过选举重夺权力，全面的阶级战争就爆发了。

Noam Titelman 最后指出，通往社会主义的漫长民主之路必然包括挫折和选举失败。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的民主路线需要确保在政府中制定的某些变化成为拥有一定合法性水平的“新常态”，这样即便中左翼联盟丢失了制度性权利，保守反对派也难以扭转已经推进的社会改变。并且，联盟离开政府后也将不会崩溃。无论处于执政党位置，或是作为反对派，都要有能力积聚能量是最关键的。广泛阵线联盟（Frente Amplio）在可预期的未来可能会上台也会下台，但成功的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必须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