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燕园“三剑客”：洪子诚谈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

“钱理群先生显然不将自己定位于书斋“学者”，愿意扩展成为一个“介入”的，对社会问题发言，并参与社会实践的“知识分子”。他顽强地以言、行，以他的英雄主义，以他对历史，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有限度的）乐观态度，让“乌托邦”继续成为动人的“诗篇”。陈平原则好像走向“学人”道路。不过，却也绝不是那种不问窗外事的学究式的皓首穷经。以“学术”来“依托”人间情怀，关切现实，是他选择的基本路径。而开拓、创新学术路向的那种“学术带头人”角色，更是他自觉的承担。比较起来，黄子平要“边缘”得多。有点沉默，也有点诡秘。身居南方那座国际化，却绝对不是政治、学术中心的繁华都市。“边缘”是一种窘境，但也是一种选择，并经过自身的争取，成为一种优势位置。”

本文摘自洪子诚教授文章《“边缘”阅读和写作 ——“我的阅读史”之黄子平》

洪子诚，1939年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教学研究工作，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合著）、《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合著）、《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材料与之注释》等。

80年代中期提出“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燕园“三剑客”， 90年代以来走着相近，但也不同的道路。

燕园“三剑客”，左起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

钱理群先生时刻感到有无形的鞭子在驱赶、鞭打着他，他经常说“要赶紧做”，这来源于他内心紧迫的焦虑。他似乎有无尽的精力。文章、论著源源不断。奔走于全国各地参加各种活动、会议，发表演讲。无时无刻、不屈不挠地发掘着、阐发着鲁迅，以为拯救社会颓败、重建国人崇高精神的思想之源。现当代文学学科领域，诸多社会、政治问题，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农村教育问题，以及近来对毛泽东的研究……都积极深入其中。

他显然不将自己定位于书斋“学者”，愿意扩展成为一个“介入”的，对社会问题发言，并参与社会实践的“知识分子”。虽已高龄，却仍然“日夜兼程”（不是比喻意义上的）。在会议上，有时似乎已经睡着，但只要有紧要的问题、观点提出，立刻狮子般圆睁双眼，精神抖擞或反驳，或支持地激昂陈词。

曲折复杂的当代史，以及个人的经验告诉他，理想主义如何被专制、民粹崇拜、狂热的宗教、道德迷狂所纠缠，他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但是，并不因此将理想，将启蒙精神如敝屣般委弃，作为与各种体制合流的自我辩护的理由。从这样的意义上，虽然他好像也有哈姆雷特附灵，但“本质上”其实是唐·吉诃德化身。他仍顽强地以言、行，以他的英雄主义，以他对历史，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有限度的）乐观态度，让“乌托邦”继续成为动人的“诗篇”。

钱理群，一生裁为四截。前二十一年，算是入世前的准备，1939年出生重庆，在南京读小学、中学，在北京大学亲历反右运动；中间十八年，在边远地区贵州安顺小城中等专业学校教书，在社会底层经历了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1978年重返北京，与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同代友人一起，风风雨雨二十四个春秋，并写有多部研究周氏兄弟和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2002年退休后五年，又回归中学和贵州，关注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和青年志愿者运动，同时从事现代民间思想史研究。八十载的生命，和两个空间——贵州与北大，一个群体——中国的年轻人，建立了血肉的联系，其主要连接纽带，则是鲁迅。

陈平原则好像走向“学人”道路。90年代初和朋友创办很有影响的《学人》杂志，提倡文学史和学术史研究（并主编文学史和学术史丛书），强调“学术规范”，都说明这一点。在90年代思想、学术分化中，这有时被看做是一种“退却”。不过，却也绝不是那种不问窗外事的学究式的皓首穷经。以“学术”来“依托”人间情怀，关切现实，是他选择的基本路径。而开拓、创新学术路向的那种“学术带头人”角色，更是他自觉的承担。小说叙事方式转型研究，近现代学术史的梳理，武侠等现代通俗小说类型研究，大学体制的问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晚清”的位置……以及方法上“触摸历史”等的提出，都在学界产生相当的影响。

在“组织”学术“生产”上他似乎有更大抱负，但有些时候质疑“正统”的坚持异见，桀骜不驯，自然不能获得掌权者的欢心：这在他任职的，具有“科学、民主”传统的学校，也不例外。2009年春天，他被委任为北大中文系主任，对此，严家炎先生感慨道：“已经晚了十年！”行动思维言语，透着潮州人的精明敏捷，但较少潮州人的狡黠算计。讲话并不抑扬顿挫，追求“卖点”，却直接尖锐，少有虚言铺垫，有时也让人搁不住面子，下不来台。组织会议，举办活动，从不以高低（官职）贵贱（财富）为序，从不请各级官员坐主席台来光耀门面，而知名学者与在学学子也享有同等的发表见解、争论辩驳的权利。眼界甚高，轻易不会说前辈、同辈学人的好话，更不要说学生；即使是前贤、师辈，也遵循先明事理，后讲长幼的立场。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78年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4年于中大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是北大首批的两位文学博士之一。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从事研究或教学。主要研究现代中国学术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散文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代表作有《北大精神及其他》、《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与夏晓虹合作）、《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老北大的故事》、《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等。

不过也不总是板着面孔、咄咄逼人，天真可爱之处也随处可见。90年代末某年初冬，北大出版社在蓟县长城脚下的宾馆召开选题会议，我和他同住一个房间。他提议在清晨日出之前去爬长城。我觉得正午、傍晚都已登过了，不大想去。他坚持说时间、光线不同，情形会有很大差异。我不想被他看做是个没有情趣的俗人，只好天没亮就跟着他在寒风中簌簌发抖。在蓟县的两天里，他晚上都要在服务台给“夏君”打一个钟点电话（那时还没有流行手机），从会议议题，发言情况，到一日三餐饭菜花样品种一一汇报，让我们这些旁观者唏嘘感动不已。潇洒的日子，既有现代“小资”的情调，也充满传统“士大夫”的趣味：上任之后在中文系组织的定期学术活动，起的名字既不是“研讨”、“座谈”，也不是“沙龙”，却是学术“清议”。

此书收入《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论文，和三人的对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的小书，只有 128页，九万余字。

此书为 1988年人文版的重刊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距人文版有 15年。陈平原在本书“小引”中，回顾 15年前他们三人于燕园切磋学问时合力奋进，“生气淋漓”，“果敢决绝”的精神状态，说“不过几年光景，可物换星移，再也没有了当初的豪气，志气与稚气”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先锋，化身为庄重，厚实的学者教授，这也是人世间不可逆的定律。

比较起来，黄子平要“边缘”得多。有点沉默，也有点诡秘。身居南方那座国际化，却绝对不是政治、学术中心的繁华都市。“边缘”是一种窘境，但也是一种选择，并经过自身的争取，成为一种优势位置。不管是从“物理”角度，还是心灵方面，他这些年多少经历了他所说的“流动”。流动“除了彷徨，苦痛，格格不入”，也有“正面”之处：这就是“多重参照的视觉带来‘惊奇’”。十几二十年来的著作，除《革命·历史·小说》与《边缘阅读》外，就是出版于 80年代的《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浙江文艺出版社），和一本薄薄的随笔集《文学的“意思”》（浙江文艺出版社）。

这个情况，他自己解释说，生活的辗转，“身心二境的无法沉潜”，是重要原因之一。他任职学校工作的繁重，也应该是另一方面。但也许又是一种慎重和矜持，并由此转化的“文体”态度。在他那里，“文体”与“人生”之间本难区分。在评说某一作家的文章里他说，“要写得简单而不贫乏，沉稳老实而又并不犬儒自卑，真的很难，很难”。“很难”两字做这样的重叠、强调，这种表达方式在他很少见。当然，由于对自己的写作要求很高，期待“一鸣惊人”，就出言谨慎，惜墨如金。这种保持写作、发言所具有的震惊效果，既来自厌弃人云亦云，平庸委琐，追求创新的动力，但有时也会成为一种颇为沉重的心理负担。

黄子平，广东梅县人，1949年生。高中毕业后，到海南岛橡胶农场当农场工人八年有余。1977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论著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文学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学》、《革命‧历史‧小说》、《边缘阅读》、《害怕写作》及《远去的文学时代》、《历史碎片与诗的行程》等。参与编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漫说文化》丛书、《中国小说》年选以及《香港散文典藏》。

但是，也还有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于写作、“对于‘言说’的深刻怀疑与警惕”，包括对写作与权力的复杂关系的认识。《革命·历史·小说》的第十章是“灰阑的叙述”，讨论香港作家西西的小说《肥土镇灰阑记》。虽然放在书的最后，写作时间上其实最早。西西在这个故事里，携带着她所处的历史时空向那个古老的故事提出质询。她改写了《灰阑记》，让在过去的文本（李行道的，布莱希特的……）中那个没有一句台词，立于灰阑中被争夺的孩子开口说话，让“弱小者”发出声音。黄子平认为，西西让马寿郎做出“灰阑的叙述”意义重大：这是“对沉默的征服，是对解释权的争夺，是凭借了无数‘参考书目’和人生体验，提出一个基本的质询”。因为西西倾向于认为弱小者的叙述具有“较大的可信性”，因此，“她捕捉、倾听这些微弱的声音，用来作为那些由‘高音喇叭’发布的言辞必不可缺的‘诠注’”。

西西，原名张彦，广东中山人。1938年生于上海，1950年定居香港，毕业于葛量洪教育学院，曾任教职，又专事文学创作与研究，为香港《素叶文学》同人。著作极丰，出版有诗集、散文、长短篇小说等近三十种。1983年，短篇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获联合报第八届小说奖之联副短篇小说推荐奖。1992年，她的长篇小说《哀悼乳房》名列台湾《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1999年，长篇小说《我城》被《亚洲周刊》评入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2005年，继王安忆、陈映真之后获世界华文文学奖，获奖作品是长篇小说《飞毡》。2009年，《我的乔治亚》、《看房子》入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

可是，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另一种怀疑也随之而生：在这喧嚣嘈杂的世界上，这些“灰阑”中微弱的话语谁能听到？谁愿意倾听它们？谁愿意肯定它们自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更为令人困惑的，是“无往而非灰阑”的这一事实。“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是自身历史的编剧、导演或观众，或只是身不由己的渺小的‘角色’？”不过，西西和黄子平都没有因此放弃信心，言说、叙述、写作，就是挣脱“灰阑”的拘囿，渡向对岸的“羊皮筏子”，就是面对现代生活的荒诞、焦虑、恐惧的一种方式。

一方面，“身在灰阑之中，则试图倾听异时异地的灰阑中的声音（无论多么遥远而微弱），以观照自身的生存境况”，同时，“也似乎因自己的叙述汇入这些声音而（在想象中）‘挣出’了灰阑……”与钱理群的坚定的英雄主义相比，这看起来有些“低沉”，有些“悲观”，不过，也是对英雄主义的一种必要补充。有了上述的怀疑，有了对自身处境的清醒认识，也就有了“限度”的意识，事物不再看的那么绝对，对自身力量的估计也不再那么膨胀。因而，叙述也就“不再是慷慨激昂地大喊大叫”，更大可能的，“是理智的，温婉的，满怀期望又无可奈何的”。在黄子平看来，“大声疾呼显得滑稽；智性而温婉的话语，才有可能具备持久的内在力量”。这也就可以看做是他对自己人生的，和文体形态的特征的概括。

问题也许不在文字的多少。“宏观研究”、“深刻的片面”、“革命历史小说”等概念和问题的提出，“边缘阅读”策略的运用，有关人的困境和“挣脱”这一困境的思考，与钱、陈二君的“ 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述框架，连同“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的难登大雅之堂，却仍经常在大雅之堂征引的名言——这一切，似乎都已经成为八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遗产”了。那么，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