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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设立审委会:有作品“王羲之”也写错
相比以往,此次国展评审设立了专门的审查审读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虽然在以往的书法大展评审中也会对作品进行审读,但由于是评委进行审读,出现了很多问题,“评委在进行审读时,存在经验主义问题,没有严谨的依据作支撑,也有一些评委有跟风现象,进行盲目投票,并且不能很好地处理‘文’和‘艺’的尺度拿捏等问题。”此次展览审读专家组成员李刚田说。为了保证此次展览审读水平,中国书协邀请了业内资深专家和国内高校书法、文字学、文学等专业20余位青年学者,形成审读专家组和审读小组,共同组成审委会。
为什么要设立这个环节?“一段时间以来,展览作品中存在大量错别字和错漏诗文,自撰文辞也常常出现格律乖谬、文理不通等现象,大量作品还存在着礼仪失范等问题,文化品质令人担忧。”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此次展览审读审查委员叶培贵说。
审读环节设置在每一书体的作品进行复评之后。复评后的作品被送到审读组后,先由审读小组成员对作品进行逐字、逐句、逐篇审读。但具体审读什么?中国书协的审读审查准则上已清楚标明:“核查抄录古今诗文作品书写内容的正误,评判自撰诗文水平的优劣,以及字法是否符合规范,如篆法、草法及楷、隶、行写法是否准确,是否存在形讹、错别字等。”
需要进行审读的作品,各书体加起来共有1300余件,因为需要长时间连续进行审查审读,又加上作品尺幅多种多样,记者在现场看到,起初审读小组的成员们还都在坐着看,但是到后来出现了各种姿态,有的站着看,有的甚至趴在地上看。为避免主观性、经验性误判,对于存疑问题,他们还要不时去核查权威版本工具书,以及让监委监督工作人员调出作者提供的使用版本说明及《疑难用字表》进行核查。不得不说,审读工作不但是一个脑力劳动,还是一项体力活。为保证审读质量,经审读小组审读后的作品会再一次送到审读专家组中,由审读专家进行进一步把关,“在这一环节,我们要确认审读小组标注出的错误是否准确、是否有疏漏,确保标准统一。”李刚田说。如此周折,只为能更好地保证审读质量,不放过一个错字,也不冤枉一个“好”字。
能进入审读环节的作品,是在全国众多来稿作品中评选出的佼佼者,其“艺”的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但在审读组的“聚焦”下,众多“文”的问题就显露出来了——错字、漏字现象大量存在,甚至在审读现场还发现有作者在提供的释文中贴上权威版本的封皮,而后附内容居然为自造,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实在可笑。
“在文本方面,很多有问题的作品表现在版本来源不明、语句不通,以及脱文、衍文等现象也很普遍。自撰文本方面问题多表现在诗词不合格律、格调不高,散文主题不明、文义不通、文辞浅俗等。”此次展览审读小组成员田熹晶介绍。
叶培贵在审读后,将此次国展作品审读出的问题归纳出六大类重点错误:
第一类,对文史常识太过疏忽,比如“鍾繇”写成“鐘繇”,“王羲之”写成“王義之”等,至于“里”与“裡”、“余”与“餘”混用,就更多了;
第二类,随意改变古文字形——笔画的连断、部件的布局,有时候事关意义,有些作者擅自处理字形,造成失误,如把“金”“黄”两字随意平列组织在一起,变成了“鐄”字;
第三类,食古不化——汉字在历史应用中,出现过包括“古人犯错”等十分复杂的各种情况,其中许多错误早已被指出,但有些作者却完全不了解继续使用,如六朝造像记中的许多别字;
第四类,为形式而形式——古代不同用途的书写,往往会因为礼仪等原因,形成不同的格式,如书信里的“平阙”,有的行短、有的行长,有时文中还有空缺,但是有些作者不了解这些规范,仅仅因为长短参差,就随便采用了这种格式,更有甚者随意把一篇文章“肢解”成各种段落,用不同大小、不同字体组合在作品中;
第五类,缺乏版本知识,随意抄录——最有“趣”的一件作品是,网上版本中有两个空缺字,用“囗”表示,而在权威版本中这两字其实是存在的,但作者居然在作品上直接就把两个“囗”也抄录上去;
第六类,缺乏传统文体知识——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自作诗文中,表现为不懂诗词和对联格律,有位作者用了古人的文辞,但也因为不懂对联格律,把非对联写成了对联。
在审读后,审读专家组会把审读结果分为“没有问题”“一般问题”“问题严重”三类,带着这些“问题”作品,全体评委、监委、学术媒体观察员集中进行审读陈述——将作品审读标注的问题向全体评委逐一作出陈述,并对自撰诗文作品水平的优劣作出评判。在这一环节,审委会只陈述问题,不参与作品的艺术评判,不投票决定作品的取舍。“对于作品,评审站在艺术表现的立场,审委会站在文化的立场,评委和审委两权分离才能既把握了文化观,又搞活了艺术表现。”李刚田说。
审读陈述后,全体评委再集体审看审读结论有问题和没有问题的全部作品,之后对问题严重作品再次进行投票表决,超过半数评委同意,作品淘汰。“十二届国展的审读工作虽然紧张、繁重,但是提高了入展作品‘文’的质量,将问题严重的作品指出来,为评委最后一轮投票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依据,杜绝了以往凭感觉投票的弊端。”田熹晶说。虽然中国书协提出,审读采取“积极倡导,适度从宽”的思路,叶培贵也表示:“审读时充分照顾了‘文’与‘艺’、‘纠错’与‘宽容’、‘当下现状’与‘日后提高’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过度苛求。”但是每种书体,有一般问题的仍能有上百件,严重问题的能有几十件之多,没有错误的作品大概只能占到三分之一。据中国书协的最后结果公布,本环节共淘汰282件问题严重的作品。在审读陈述现场,当看到许多艺术性很强的作品被指出有严重错误时,尤其是有很多低级错误时,现场无不感慨连连,已经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最后因自己的大意与国展擦肩而过,实在可惜。
有人认为,审读环节的设置没有在征稿启事中标明出来,让作者没有注意这一问题,如果重点标明会进行审读,结果会大为不同。其实通过对比第十一届国展和第十二届国展的征稿启事就可发现,第十二届国展征稿启事中新添了“坚持根植传统、鼓励创新、艺文兼备、多样包容”一条。再者说,如果真把审读环节字字确凿标明出来,错误率真的就会大幅度降低吗?只能说,在中国书协此前的引导下,此次展览相比以往,错误率已经有所下降,但要想把错误率大幅降下去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关于审读环节,虽然在国展的评审中是第一次单独设置,但在此前的“现状与理想——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和“源流·时代——以王羲之为中心的历代法书与当前书法创作展”等中国书协的大型展览评审中都进行过严格审读,并且对审读数据进行了公布,曾经参加过以上两次展览审读的田熹晶介绍:“‘现状与理想’展中,审读发现错误率比较高,文辞有错误者要重写,结果在104位作者中只有18位没有重写,仅占总人数的17.3%。‘源流·时代’展中‘我书我心’部分,文辞全部要求自撰,程序为作者在创作前提交自撰文本,由专家审看,对作者用词、行文、诗词格律等方面进行纠错,没有问题的文本约占总数的20.8%。”
此外,叶培贵在参加完审读工作后,又参加了最后的面试环节,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面试试卷中的命题创作,中国书协提供的是繁体字版本,有不少作者居然根本不看试卷,径自把“深山何处鐘”的“鐘”写成“鍾”,把“安禪制毒龍”的“制”写成“製”,把“慶曆四年春”的“暦”写成“歴”,令人大跌眼镜。如此看来,一次次公布审读数据,并没有把当代书者全都唤醒,“艺文兼备”还只有少数作者能做到。
此次国展专门设立审委会把很多对自己作品不负责的书者筛选出列,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展的作品质量。然而值得反思的是,对一名书者而言,保证书写文辞的正确不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吗?“是错误根深蒂固?还是根本缺乏对文本的尊重?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至少说明,这项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叶培贵说。
(原题为《“王羲之”的“羲”都能写错,如何入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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