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树人：一枚深藏的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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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防科技院校往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钛禾产业观察（ID：Taifangwu） ，作者：张敬业，数据支持：钛禾产业研究院

大国产业

No.06

1952年6月6日，中南海西墙外一街之隔的灵境胡同里，陈赓大将的家里静悄悄的。自3月27日离家以来，他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回来了。

此时的陈赓正在朝鲜战场桧仓“志司”驻地主持一次作战会议，会议中，机要参谋递进来一份来自北京的电报，陈赓接过电报，读完后对与会者笑着说：

“同志们，有一个新情况，我刚刚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我要下野了！”[1]

这份落款为“军委机要局”的1952年第344号电报上写着：

兹决定以下干部调配：

（一）调张宗逊任军委第四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学校管理部部长；

（二）调陈赓任军委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免除三兵团司令员兼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及总高级步校校长职务……

这份任命电报的源起，来自于总参谋部的一份重要报告。

1952年3月，前线战事稍稍平稳，这份由聂荣臻、粟裕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已摆在了毛泽东主席案头，主席当晚批示同意，经过三个月紧张的筹备后，便有了6月6日电召陈赓回国担任院长的一幕。

为了办一所学校，将一员大将从前线战场急调回国，中央领导人急迫之情溢于言表。陈赓也清楚这份任命的分量，这所被简称为“哈军工”的神秘学校，日后将成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摇篮之地。

哈军工：永恒的丰碑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这场二战后东亚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背后打的实质上是工业化、机械化水平。五十年代初的新中国，是刚从战火中走出来一穷二白的农业国。

人民大学教授、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曾经这样调侃：

“建国初期的北京，冶金工业的代表是王麻子剪刀，化学工业的代表是王致和臭豆腐。”

即便是将这些手工匠人全部纳入，全国工业人口满打满算占比仍然不到5%。薄弱的工业底子在战场上，表现为武器装备落后、运输保障能力低下。苏联人在向中国援助“喀秋莎”大炮时，还要随军配备维修工程师。从朝鲜战争刚爆发时，斯大林便不断给毛主席捎来口信，建议中国办一所培养技术军官的高等技术院校，以构建高技术时代的军事技术能力。

此时的中国，发展国防科学技术、培养技术人才迫在眉睫。

旧中国的百年国耻来源于技术代差，技不如人，就只能被动挨打。亲历过炮火的第一代领导人深知，科技的落脚点在于人才。面对朝鲜战场上制式化装备的“联合国军”，中央下决心推动国防科技院校建设，结束军事装备领域“小米加步枪”的局面。

主权靠安全保障。国家工业的现代化，在那个年代的首要任务，是国防工业的现代化。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想推动庞大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需要资金、技术、工业人口等多要素配置。全国各地急需大批工程型人才，巨大的人才缺口、急迫的技术需求，都指向一个解决方案——兴办工科院校，迅速完成对人的改造，以适应发展需求。

培养工业人才就要找到一个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当时的东北，有着全中国首屈一指的工业基础。从帝俄时期、张作霖时期到日伪时期，这里留下了当时中国最为完善的重工业体系。

1952年，在中国国防科技院校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

哈军工，新中国第一所也是当时唯一一所专为国防、军队建设培养军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国防院校落地哈尔滨，全面开启筹备工作。建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师资队伍。

1952年6月，哈军工建校伊始，中央便将华东军区军事科学院研究室划归陈赓名下，这个被称为“聚宝盆”的人才库由留德博士、弹道专家张述祖教授领衔，25名自然科学专家奔赴关外。

人才仍然远远不够。建国初期科技人才寥若晨星，稍有名气的专家、教授对各高校来说，都如宝石一般珍贵。而这些专家，也大多集中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北京、江浙沪等地，要把这些人从优渥的环境下挖到关外苦寒的哈尔滨，并非易事。

要足政策的陈赓，拿到了周总理亲笔签发的调令，派人兵分两路，西扫两湖，东扫江浙沪。

1953年9月1日开学时，哈军工汇集了教授、副教授、讲师约50人；从部队各军兵种、各军区和志愿军调来的技术干部、教师和文化教员约100人；从中央人事部门分配来的1953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约100人。以这250名教师为骨干，哈军工组建起了全院最初的5个系64个专业。

1953年，陈赓在哈军工开学典礼上

除了中国专家，活跃在这所院校里的，还有大量的苏联人。据校史资料不完全统计，1953-1957年，来到哈尔滨的苏联专家就有150人之多，苏联专家根据专业建设的需要，每位顾问工作两年，到期轮换，必要时可以申请延期。[2]这些苏联专家分布在空军、炮兵、装甲、海军、工兵系的数十个学科，帮助中国初步建成了兵种齐全、学科完备的国防科技人才培养体系。

1952年，在哈军工如火如荼筹建的同一年，另一所1931年诞生于江西瑞金，早期专为红军培养无线电人才的学校——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完成合并组建，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六年后，这所学校迁址西安，1960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成为中国军校史上赫赫有名的“西军电”。

当年的“西军电”，如今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同一年，哈军工的炮兵工程系被抽调南下，参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1962年，炮兵工程学院迁往南京，史称“南炮工”，成为如今南京理工学院（南理工）的前身。

哈军工、西军电、南炮工，成为那个年代身穿“黄棉袄”的三大军中翘楚。

此刻的国防工业另一端，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集中组建了国防部第六、第七、第十研究院，国防工业部门陆续建立了第三（航空）、第四（电子工业）、第五（兵器）和第六（船舶）机械工业部，科研试制与工业生产的矛盾不断出现。

针对这一问题，国防工业部门的一些领导提出改变管理体制，将工业部与相关国防研究院合并的建议，即所谓的“部院合并”[3]，由此在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内引发了较长时间的拉锯式讨论。

“部院合并”的深层原因和合并后的利弊，以及对中国国防科技发展的影响，至今仍争议不断。但带来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是——身穿军装的国防研究院只有集体转业，才能完成这种体制上的合并。

1964年，中央决定调整国防工业和科研体制，原属国防科委的几大研究院集体转业，归属国务院领导。

研究院脱下军装，为他们输送毕业生的军事院校，学员入学穿军装，毕业分配到研究机关再脱军装，无形中将产生麻烦，增加不必要的思想问题[4]。1965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工程学院等三所院校改变管理体制的报告》，从1966年１月１日起军事工程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和炮兵工程学院改为地方体制，归国防科委领导。[5]

1966年4月1日，这所被毛泽东主席寄望成为“第二所黄埔军校”的哈军工，改称哈尔滨工程学院，全体军人集体转业。

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事件”，东北不再是稳定后方，成为对苏前线。根据林彪签发的“一号命令”，哈军工开始踏上了浩浩荡荡的分散南迁征途。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支，包括导弹工程系（1966年改建为火箭工程系）、电子工程系、1966年新建的计算机系以及基础课部和院机关，划归第七机械工业部迁往长沙，成立长沙工学院。1978年在邓小平的指示下重回军队序列，这便是今日如雷贯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另一支空军工程系则一路向西，划归第三机械工业部，并入西北工业大学，为日后的中国航空事业培养出无数杰出人才。

第三路原子工程系划归第二机械工业部，迁往重庆，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有关专业一起组建重庆工业大学。1973年，重庆工业大学仍迁回哈尔滨与原哈工大留省部分完成二次合并，组成哈尔滨工业大学，原哈军工的原子工程系仍调回长沙工学院。

第四路海军工程系划归第六机械工业部，留在原址组建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1994年更名哈尔滨工程大学，成为中国船舶工业人才的培养重地。

被分化肢解的哈军工并没有消失，从黑土地上蔓延流淌出来的血脉，日后将在中国的四面八方开枝散叶，结出累累硕果。

国防七子：血脉的延续

同样位于哈尔滨，与哈尔滨工程大学常常被人混淆名字的另一所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

与哈工程“由军转民”不同的是，哈工大是一所“由民入军”的学校。

这所号称中国“工科大学之母”、“工程师摇篮”的理工科院校，前身是1920年创立的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历经中苏共管时期、伪满洲国时期、中长铁路管理时期，吸收了俄国、日本的教学模式。1938年，学校改名为“国立哈尔滨工业大学”。1950年6月7日，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

“中长铁路已决定将哈工大交给中国政府管理”。

至此，这所创办三十年的学校回到新中国的怀抱。因为与苏联教学体制一脉相承，这所工科院校成为新中国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开始肩负起推动旧教育制度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使命。

五十年代初，800多名青年师生响应国家号召，带着满腔热情从祖国各地齐聚哈工大。短短十余年时间里，他们创办了24个新专业，为哈工大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界创设了一批新兴学科，一个基本适应当时国民经济建设需要，以机电、电气、土木、工程经济等为主的专业教学体系基本建成[6]，为国家工业化建设解决了燃眉之急。

高校理工科教材普遍缺乏，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7.5岁的教师队伍自发组织翻译俄文教材、编写教材，白天跟着苏联专家学习，晚上复习消化、准备为本科生讲课。这支年轻的创业队伍，被人们在校史上记录为“八百壮士”。

哈工大博物馆中的“八百壮士”

1954年，新中国首次确定了六所国家重点大学。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除了当时的北大代表着中国综合性大学最高水平，其它五所大学则分别代表全国“文、理、医、农、工”五大行业的执牛耳者。哈工大作为唯一的非在京高校名列其中。

工科院校毕业的人才，往往能最直接为国家工业建设产出成果。在当时的环境下，1958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哈工大，提出了“哈工大要搞尖端”的指示，哈工大对专业设置进行了重大调整，创建了一批尖端专业，67位苏联专家和3位捷克专家先后被聘请到哈工大，到1962年，哈工大基本完成了由民到军地的转变。

与同城兄弟哈军工一样，哈工大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一轮院系拆分南迁的过程。如今的中国至少30所的理工科院校，都流淌着哈工大曾经的血液。

兵器、导弹、核工业，是当时的国防科技院校设置的几大关键学科，而另一门大学科——航空，则是一个更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最初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航空救国”思想，至今仍然深远地影响着国人。与哈军工几乎同期开始创办的，还有北京、南京建立的两所航空类专科院校，即后来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航）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航）。

1951年3月，中央对国内大学原有的航空工程系、科作了初步调整：清华大学、北洋大学、西北工学院和厦门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云南大学航空系并入四川大学航空系；原中央工业专科学校航空科和华北大学航空系合并成立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1952年10月25日，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和四川大学、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航空系再次合并，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科技大学-——北京航空学院正式成立，1988年更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在北京紧锣密鼓筹办北航的同时，南京也正在为筹办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

1951年11月，航空工业局命令在南京511厂成立南京学校建校委员会，开始建校筹备工作，次年6月校名确定为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1956年4月28日，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升格为南京航空学院，此后陆续接收了苏州航空工业专科学校分批并入、西工大直升机专业调入南航。1993年，南京航空学院改名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另一所以航空工业为主要方向的名校，六年后在西安横空出世。1957年10月，脉源民国时期的西北工学院和西安航空学院在西安合并成立西北工业大学；1970年哈尔滨工程学院航空工程系整体并入，形成了今天的西北工业大学（西工大）。

如果说哈工大、西工大是新中国继承了民国遗产，那么北理工则是生于延安，根正苗红的子弟兵。校史的最早记录，是中央1939年在延安创办的自然科学研究院，随后同样经历了一系列的合并、调整，1952年1月1日正式更名为北京工业学院，即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

在雷达、导弹、地面武器等领域培养无数人才的北理工

至此，或创立、或改建、或合并，或拆分，形成了今天的“两航两理三工”格局——哈工大、哈工程、北航、南航、北理、南理、西工大。这七所直属于工信部的重点大学，又被人们亲切称呼为“国防七子”。

体制与人才：科技的中台

梳理中国国防科技院校的发展线，能清晰看出这些典型的工程技术型院校，都一直在不断地拆分、合并、调整、重组中发展。

频繁拆组的背后，既带有强烈的计划色彩，也是为了不断适应新的局势和环境。原高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总结194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思路：

“1952年暑假进行的大规模院系调整，依据前苏联高等学校制度，从庞杂纷乱的旧大学中取消院一级，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系科独立建院或与原有同类学院合并集中，根本上改变了旧的高等学校设置混乱、系科重叠、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而使学校系科专业设置成为新型而能有效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途径。”

建国后，以钱学森为首的大批海外科学家、留学生回国，带回了西方国家工程教育经验，以及技术发展方向的前沿讯息，结合苏式学科制，形成了中国工程型人才培养体系的雏形。

与美国高校的学部制不同，苏联模式的学科制实质上是一套极其高效的将人转化为工具的模式，它能快速将人打造成为知识体系符合具体岗位需求的合格人才。

美国只有军校，没有专门的军工院校，前沿学科散布在各大学。而中国国防科技类院校的设立目标明确方向清晰，就是为国家尖端科技源源地不断输送专业人才。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事实验证了这套计划体制下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性。日后活跃在航空、航天、导弹、船舶等重大国防科技战线的领军人物，大多毕业于这几所国防科技院校。

这些院校的专业设计，原本就为某一领域的科研人才需求量身定做——未来的赛道，从这些学生们结束高考，走进校园之时就已经划定。

即使同一个名称的专业，也有不同的研究侧重。主管单位和专业方向，决定着国家科研经费的投入，决定着学生毕业后的去处。有网络流传的高考报名指南贴戏称：

“同样是航空航天专业，北航是把人‘送上天’的（研究飞机），北理工是把人‘送上西天’的（研究地空导弹）。”

从这些院系毕业的学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对口的科研院所，继续应用工程的研究。例如在航天领域，哈工大的校友圈占据半壁江山。杨利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作报告时曾说：

“在我身边工作的人，从总指挥到工程师，40%以上的人都来自哈工大。”

这些原本为国防工业培养的人才，日后一部分在体制内潜心钻研，成为重大科研项目的骨干人员。另一部分则在近70年的累积迭代中，随着尖端技术向民端的扩散蔓延，为中国工业带来了宝贵的工程师红利。

前沿科技的探索，必须由最终产品验证其正确性和有效性。从科学家提出设想要经历理论的验证、工程层面的预研、实现，最后形成完善的工程方案，进入生产制造流程。将理论设计通过工程实现和验证是一套系统工程，需要多系统多岗位多层面工程师协同完成，直至最终推进落地，这个过程既需要出色的专家来完成顶层设计，亦需要大量执行人才来画图、写代码、设计电路板，还需要有工人在车间里配置参数，完成安装、生产、调试。

这一整套流程，单靠普通工人是不可能完成的，只有大量素质过硬、分工精细的工程师队伍，和完善的保障制度一起铸造出一个强大的中台，才能支撑起整个体系。

由于保密的原因，这些院校的相当部分研究成果不能公开。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深藏功与名的国防科技院校，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量具备较高水平，数量庞大、价格却比国外便宜得多的工程师人才。无论从技术水平，还是从性价比来看，都成为中国工业水平赶超世界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从科研分工上来说，国防科技院校的科研能力主要以武器系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为主，科研院所则以具体型号及应用产品研究为导向。历经多半个世纪、无数个国家重大项目和供需两端的反复打磨，这些神秘的高校和同样深藏幕后的科研院所一起，为国防工业体系打造出一个“人才培养——工程实践——沉淀积累——再培养”的循环系统。

从象牙塔里走出的一届届校友，在各自岗位上耕耘奉献、历练升迁，在各个科研领域做出杰出贡献，成果反哺母校，一代代传承下去，形成一种独特的校园气质和精神积淀。

开枝散叶：经验传承与精神垂范

1970年，40岁的宋文骢离开沈阳，赴成都组建新的歼击机研究所——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成都分所（成都611所，即成飞）。十年后，50岁的宋文骢成为611所副所长兼总设计师。

当时的宋文骢不会想到，五年后他在611所破旧的二层木质小楼里遇到了自己未来的接班人——杨伟。

来自何处？师从于谁？与谁同行？这三个问题强烈影响着无数科研人的人生轨迹。

宋文骢是哈军工空军工程系第三期学员。1960年，30岁的宋文骢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601所。一年后，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组建，求学期间就参与过“东风113”高速歼击机项目研发的宋文骢，在新成立的沈飞担任气动布局组组长。

宋文骢带领战术、布局专业组进行了20多种不同平面形状和参数组合的新机方案设计研究。1964年，宋文骢力主的双发方案获批，成为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超声速歼击机——歼-8飞机研制成功的关键。

1969年7月，歼-8飞机试飞成功。其间，宋文骢带领着组员首创了中国飞机设计第一个气动布局方案，为了取得精确的气动数据，论证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做了无数次风洞试验，边试验、边分析、边修改，积累的大量实验数据为未来研制歼-10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文骢的事迹激励了远在西安求学的一位年轻小伙。1985年，22岁的杨伟从西工大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力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了611所，遇到了宋文骢。

杨伟在那座二层木质小楼里见到自己的偶像时，还有几位副总师同时在场。杨伟毛遂自荐，希望能成为宋总的副手。宋文骢却笑着说：

“年轻人还是先到研究室去，把基础打打牢，把专业面扩扩好，以后才能做更多更好的工作。”[7]

即使是被誉为“天才”的硕士高材生，从大学科的学堂跨入一个全新的大工程团队，也必须在老专家的带领下步步为营。

杨伟与宋文骢

体制内手把手的传帮带，后一代从前一代继承的不仅是图纸、实验数据，还有前一代搭好的方法体系和人才队伍。宋文骢在世时培养出了一支具有先进理念、敢于创新、掌握着先进战机研发技术和经验的优秀人才队伍，这支队伍后来亦为杨伟所用。

2018年，一张合影刷屏朋友圈，这是西北工业大学80周年校庆上，78级5381班的老同学合影，这张合影里有当年同在西工大飞行力学专业求学的杨伟、唐长红和赵霞。如今三人分别为歼-20、运-20的总设计师和歼-15常务副总师。三位总师同出一班，其中二位还来自同一宿舍，78级5381班由此被网友赞誉为“撑起中国天空的一个班”。

西工大78级5381班

这个“史上最牛航空班”看似偶然，但背后却蕴藏着必然性：

一、当时的西工大，几乎汇集了全国飞行器设计和制造领域最好的教学资源；

二、这个专业组建的使命，就是要为未来的中国航空工业培养总体设计人才；

三、78级毕业的工程师，如今在按部就班的科研体制内，正值担当总师的年龄。

按照这个节奏，这些总师们带出的徒弟，也正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成为他们的下一代接班人。

科学的师承关系，在全世界的前沿科技领域，都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人文课题。

师承冯·卡门的钱学森，在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中，发掘和培养了孙家栋、王永志等一批杰出的第二代科学家，这些大师们又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出了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航天科学家。如今钱学森工程思想的扩散与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航天系统，成为中国科研人才教育的圭臬。

技术的传承，不仅仅是经验与数据，还有精神、荣誉、榜样垂范和一种家国情怀。

一位拥有庞大科研队伍的著名企业家，曾经在体制内广泛搜罗参与过“两弹一星”的工程师纳入麾下。对于这家民营企业来说，参与过重大科研项目的工程师们所能带来的财富，不仅仅是科研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科研的“血性”。

技术的流动，纵向是代际的传承，横向是体系间的扩散与传播。

在韬晦年代，这些国防科技院校，默默无闻地为中国科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培养种子人才。这些人才在进入研究岗位或者高校任教后，将技术和研究能力持续传承扩散。部分专家随着高校的变迁和人员的流动，将前沿技术的种子撒播到了其它高校，让它们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这种体制内外的传承与扩散，跨越数代，历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积累，最终形成了中国今天的工程师红利，为中国科技工业积聚了庞大的创新动能。

创新与迭代：下一轮红利

在深圳南山区的高新南九道，深圳大学南校区对面的大片土地上，云集了数十所理工科高校设立的创新研究院。其中一片扇形地块上，近年来陆续落成三幢大楼——分别归属西工大、北理工和北航。这里毗邻腾讯全球总部、百度国际总部、微软公司、后海总部基地。

除此之外，早在2001年，哈工大便率先落户深圳，与深圳市政府合作创办深圳研究生院。2018年，哈工程与深圳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拟设立哈工程深圳海洋研究院。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

在以往年代，这些国防科技院校大多身处内陆腹地，为国防科技事业埋头奉献。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它们的锋芒大多被沿海院校所遮盖。

如今，科技创新进入全新阶段，“融合”与“转化”成为屡屡提及的关键词。这些高校所储藏的先进技术与创新能量，需要在全新的市场环境中完成释放。

催化这一转变的，除了政策，还有市场的需求。

五六十年代的国防经济红利，催生了这批以尖端技术研发为使命的院校诞生。这些耗资、耗时巨大的前沿技术，现在需要释放到国民经济中，获得充分转化，才能迎来二次机遇。

2017年相关部门统计的七校毕业生就业去向，去往国防系统比例最高的为西工大，占44.06%，最低的为北理工，占16.42%

1978年6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发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通知》。此时恰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刊发不到一个月时间。邓小平同志在筹建国防科技大学时指出：

“学校要搞科研，教学科研分不开，只有把科研工作搞上去了，才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8]

与庞大国防工业接轨的科研体系，是这些国防科技院校曾经的立身之本。但是如今，这些学校在走出围城，推进自我迭代的时候，却也接踵遇到各种问题：信息封闭不畅、专业学科间条块分割严重、协同创新机制缺失……屡屡成为阻碍它们接驳全球科技链条的绊脚石。

系铃人完成了他们那个年代的历史使命，被永远载入校史和中国科技史册。解铃人仍需继续前行，为中国科技人才培养体制抛出的下一个方程式寻找最优解。 

 参考文献：

[1] 滕叙兖《陈赓大将与哈军工》，2008

[2] 王潇凡《1953-1960年哈军工的苏联专家结构》

[3] 姬文波《20 世纪60 年代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关于“部院合并”问题的探讨》，2017

[4] 滕叙兖《哈军工传》，2006

[5] 哈军工、国防科技大学校友网

[6] 新华社，韩宇杨思琪《哈工大“八百壮士”科学报国铸丰碑》，2019

[7] 中国航空报，马丽元李昕葳《他是我的“引路人”——杨伟追忆恩师宋文骢》，2016

[8] 马望星《国防科大筹建始末——追忆钱学森》，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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