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社会主义文化视域下的《辞海》22年修订史

1936年版《辞海》于1957年动议修订，1979年正式出版并作为向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献礼，前后22年，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时代的烙印体现在《辞海》的字里行间，作为该时期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研究它有助于更加深刻地认知那段历史。

将“主义”与“知识”结合

1957年9月17日，曾任1936年版《辞海》主编、时为上海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舒新城，向正在上海视察的毛泽东提出修订《辞海》的建议。毛泽东当即答复道：“我极为赞成，到现在我还只能利用老的《辞海》、《辞源》，新辞典没有。你的建议很好，应写信给国务院。”

显然，旧《辞海》“编者立场、观点模糊”，“政治性问题严重”，如称“中国共产党”为“匪”“反革命”等，以及缺乏反映社会主义社会面貌的内容，不能服务于新的政治、经济秩序，有必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基本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收词、释义和编纂”，使其成为一部以百科知识为主，兼顾单字和语词的综合性大辞典。作为一名饱学之士与久经锻炼的政治家，毛泽东深谙文化宣传之道，尤其在一个除旧布新、知识饥渴的年代，“一部物质实体和知性启示高度一致的著作”，对于传播社会主义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新观念、教育社会主义新人无疑会起到独特且普遍的作用。

修订《辞海》是毛泽东以“任务”的形式交给上海的。当时的上海，专家学者比较集中，还有不少学术权威，学术力量很强，学科覆盖面也相当广泛，具备修订大型工具书的条件。由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介入，修订《辞海》兼具文化与政治的双重意义。因而，从中央到上海各相关单位都极为重视，这项任务也随即被纳入各方工作日程当中。《辞海》编辑所（下文简称“辞编所”）于1958年5月1日成立，其性质为“上海批准的事业单位”，直接受上海市出版局领导，负责修订《辞海》的具体事务。

动议修订《辞海》之际，正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文化建设大步开展之时，形势正如毛泽东曾预言的那样，“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新《辞海》要成为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学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知识的普通工具书，内容必须正确，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并尽量阐明最新的科学文化的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风貌由此可窥一斑。

相比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古”“今”“新”“旧”“中”“外”“社”“资”诸问题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毛泽东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此次修订以旧《辞海》为基础，删去其中“冷僻已死”“词义陈腐，有浓重封建气息”的古体字、旧文言词、生僻的方言及俚语等内容，增加“五四”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产生的、与当时政治文化生活和工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词语。辞编所曾就旧《辞海》中哪些语词可以作为修订基础进行过探讨，认为除单字、语词之外，经济、马列主义、政治、外交类词目均不能作为基础。显然，这样有选择的剔除和保留不仅与该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厚今薄古的思想一致，而且着意新意识形态的建设。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修订《辞海》期间，辞编所“派人去国际书店选外国杂志及外国工具书，去邮局补订杂志”，其中“俄文翻译过来的中文专科辞典有四种”，对《苏联百科全书》的使用尤为广泛，对于欧美等国的百科词目则以科学方面为主，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差异，这种差异也会因国家利益和国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总体而言，修订《辞海》在取材上的针对性体现了该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导思想。

修订《辞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将“主义”与“知识”结合起来是形塑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在主编舒新城看来，“一切知识都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绝无为知识而知识的事……因而辞书的每一条都应该有观点”，辞书应“以知识性为主，立场、观点即融化于知识中，它的主要目的是为解决读者知识上的问题，而不重在学术批判也”。同为修订主要负责人的李俊民认为：“修订《辞海》是厚今薄古，否则不必修改。‘专’是端正业务思想，即是‘红’要在‘专’中体现，方有具体内容，否则‘红’是教条，若‘专’中无‘红’，便会迷失方向，所以二者应该统一。”也就是说，修订《辞海》要兼得“主义”与“知识”的平衡，修订者除了对选取资料的正确性负责外，还要在知识加工过程中融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这并非易事，需要经验传授与专门指导。舒新城在给辞编所全体同人讲授如何搜集、加工资料时说道：“搜资料首应问为什么？《辞海》的对象是高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和干部，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资料要能够帮助他们，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因之，旧词的去取要以厚今薄古为方针……以《时事手册》和学习《新华半月刊》为例，说明有若干词改写后即可用，有若干词只能有一部分资料，尚须查其他文件才能补充完成；有的则正在发展，现在只能记出词目，要继续记其发展情况，俟一事结束后再来整理。”他自己则“每日看《人民日报》进行勾画，并将修改编写若干条目”。通过这样有技巧的取材、加工，在一定范围实现了“主义”与“知识”的结合。

舒新城进而认为，修订《辞海》“对很多词目要给以完整的、明确的、科学的解释，必须把毛主席的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指示，进行全面的、认真的钻研、分析和概括，不能断章取义。不然的话，就是发生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例如，对于“革命阶级”的解释是从道义上的善恶或诗人般的义愤出发，以压迫、剥削来区分，还是以促进或阻碍生产力发展为标准？若从毛泽东的论断出发，“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问题便迎刃而解；对于像“国家”“民族”等古今意义差别较大的词目，以及“政制”“法制”等因执政理念和国情相异造成不同理解的词目，在修订《辞海》中采取“以现代意义为主”，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进行解释，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当成反面教材拒绝收入等办法处理。总体上，修订《辞海》贯穿着当代事要有政策观、国内外事物须有阶级观、释文要与党的精神保持一致、反面角色要敌我分明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构建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极具普遍性。

不过，“主义”与“知识”的结合在现实政治面前出现了不确定性。“为了迎接文化革命高潮的到来，多快好省地供应广大读者必要的工具书”，仅靠辞编所有限的力量不足以迅速完成这项文化工程。根据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建议，修订《辞海》可以分组包与各大学学系及学会代编。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依靠领导，组织各学术单位的力量和编辑部三结合”的修订方针，即党委应加强领导，经常督促检查，保证能按时完成任务；各学术单位主要以上海的高等院校、学术团体及有关单位为主，按照学科大体分类，包干负责进行编写。上海无法解决的，可请外地单位承担编写任务。编好后由辞编所调整词目、加工文字、统一体例，并且对初稿作初步审查；然后将初稿送编委会和有关部门审阅修改；最后，报送国务院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决审。这种办法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广泛、高效的组织动员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从1958年夏开始，“大跃进”运动在科学、教育、文艺等领域兴起，刮起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打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受“左”倾思想的影响，辞编所里有的青年“要求在三四年内赶出《辞海》以符合多快好省”，而接到《辞海》修订任务的各个单位也将任务层层分解下放，使许多不具备修订资格的人参与进来。就上海各编写单位情况而言，有的组织学生在“一星期内突击完成一千条词目的初稿编写”；有的分头编写，集体讨论；有的在田间地头展开讨论；有的“师生齐上阵，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南京、北京、杭州等地亦是如此。

原本“辞书编写必须请一流的专家学者加入，请他们亲自编写并作为领头人，他们的学养代表着当今专业研究的高度……凡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优秀辞书，无一不是由造诣颇深的学者们，甚至是一代宗师精心编纂的，有的竟不惜倾其毕生精力”。令人遗憾的是，“大跃进”期间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脱离了真正的群众路线，变异为大规模的人海战术，各编写单位竞相比速度，比政治挂帅。有些进度超前的单位继而对试写稿展开了大字报、实地调查、油印草稿、专业会议等形式多样的群众审查活动；有的编写单位甚而走进工厂、公社，将词目初稿当面读给工人、农民听，直到他们提不出意见就算通过。把本该是“一代学术带头人对知识通过仔细认真描述，通力合作，做大量的艰苦工作”才出的成果，交给那些粗通文墨或目不识丁的人去审定，其结果不言而喻。经过“集体编写、集体审查”形成的《辞海》（初稿）出现了“空洞议论多，具体知识少；反面批判多，正面介绍少；题外之言多，基本内容少”的问题，“特别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稿件政治性问题比较多”。

当时的中国，各种政治运动频繁，路线、方针、政策常常被过度解读，甚至被曲解。如果一些词目政治性少了、缺了，在路线上有可能被打成右倾、修正主义；多了、过了，往往又使词目变成批判性文字，失去了知识应有的客观准确性。例如，关于拟收录的1200条军事类词目，辞编所因顾及政治性问题而难以操作，认为由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方面承担这项工作较有把握；“民族问题稿件政策性强，处理不好易发生政治性错误……必须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支持”；关于宗教类词目，“尽管他们（宗教协会）在选词和编写中一般是认真的，而且力求客观，但不可能从他们笔下写出马列主义来”。再如，有些修订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释文最后加上“当前特别要注意右倾危险”；在“主观唯心主义”释文中写上“对右倾机会主义作严正的批判”。类似这样特别“强调立场观点，片面理解了政治性”的现象在修订《辞海》中俯拾皆是，但对于词目“如何体现党的政策方针，体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体现时代面貌等问题，最重要的是如何体现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方面做得不够。

对于这些问题，上海市出版局后来在一份报告中提到：“用走群众路线的方针来编写这样一部收有九万条词目的大型综合性辞书，我们是没有经验的。因此，在选收词目和编写释文方面都曾走过一些弯路。如在选词方面收过不少类似章节标题、不够稳定的某一时期的生产（运动）的口号，有的过细过专。在当代在世人物要不要选收的问题上，曾经有过较大的争执，最后由于难以平衡和不够稳定终于放弃。在释文方面也曾走过一些弯路。”由此可见，修订《辞海》走了一条在探索构建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具有普遍性的道路，但在当时形势之下，人们对于政治的理解出现偏差，致使党领导文化事业这一正确原则在实践中走了样。

《辞海》（1979年版）的诞生

修订《辞海》可被视为一次知识重构，一方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另一方面要“在有限的篇幅中概括地阐明词目的含义，提供切合词目的知识内容，为读者解疑释惑”。很显然，在“多快好省”口号下的《辞海》修订背离了其初衷。时任副主编的杭苇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指出：“批判不是《辞海》的主要任务，辞书的基本任务是给读者以必要的知识”，“编写《辞海》必须肯定专家的作用，没有专家参加编写，不调动专家的积极力量，要求《辞海》有高度的质量，看来是不可能的”。1960年8月23日至9月2日，《辞海》编委会召开初稿审查会，针对初稿中的问题提出了“明四至”“撕标签”“割尾巴”“挤水分”的补救措施，在肯定此前提出的政治性、科学性、通俗性前提下，提出了知识性、稳定性、正面性，此即修订《辞海》的“六性”原则。

与此同时，上海市委宣传部一方面“要求各编写单位配备编写骨干，并给予必要的条件和时间，争取脱产、半脱产，集中修改，保证这一任务如期完成”；另一方面“转告有关大学党委继续给予协助和支持”。辞编所也“将经过集体讨论修改后的词目和标兵，印发各编写单位，并继续广泛征求意见”。在上级部门的重视下，各编写单位有的减少词目数量以求提高编写质量；有的开展“务虚”工作，选“标兵”，逐级定期讨论、汇报；有的抽调人员错峰工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等。经过修订，二稿内容充实了，知识性、正面性加强了，少数词目已接近定稿的水平。但是，又出现了释文过于重视知识性，过长、过专或者过于重视概括性，显得很抽象，不够通俗、不易理解这样简而不明或明而却泛的问题；在处理材料与观点时没有抓住最本质、最必要的部分，没有做到取舍适宜、详略得当、中心突出、主次分明。从初稿到二稿，词目由过度政治化向知识性的调整与转变反映出知识重构的曲折，但作为工具书，要提供给读者客观、准确、权威的知识。

1961年初春始，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约请了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地学术界150余名顶尖专家学者在浦江饭店对二稿进行集中审阅，其中有不少右派，他们经“市委特许……可以不参加任何政治学习”。“时值三年困难时期，粮油定量供应，但浦江饭店仍然四菜一汤，另有香烟、糖果和茅台酒供应”。在人才、知识得到尊重的氛围中，浦江饭店变成了研究学问的乐园。中医名家裘沛然回忆说：“在浦江饭店集中的一段时间，我们都从早到晚非常认真地进行编写……既有商讨，也有争鸣，还征询一批学有专长的同道意见，以达成共识，往往为一条词目，一句成语，字斟句酌地反复修改，最后才定稿。”8月，16分册的《辞海》（试行本）出版，随即，上海市委对试行本开展了一次遍及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3个大中城市的252个高校、科研院所的征求意见活动，共收到口头和书面意见6万多条。整体而言，“大家对《辞海》（试行本）的估价基本上是肯定的。在此基础上，1963年4月，更加成熟的60分册《辞海》（试排本）出版，供后续修改使用。

修订《辞海》与政治形势发展息息相关，60年代初期，国家对“大跃进”中“左”倾错误思想进行纠正，在经济、文化领域进行了调整，使修订《辞海》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正常轨道。但是，《辞海》修订仍然要考虑政治影响。当《辞海》进入定稿复查的最后关头，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等相关词目印成约10万字的审查本报送中宣部，得到如下答复：“对于目前不易妥善处理或不易发表的政治性词目，可以尽量从略不载，或只作简略的阐述”，“凡没有把握的，宁可只做客观表述，或介绍现有的不同看法，或只作极概括的叙述”，“建议在书上发表编委会的名单及总主编、副总主编名单，增强责任感、积极性，可避免人们错误地把《辞海》中的论点当作国家党政领导上的定论”，可先“以《辞海稿》或《辞海》（试行版）名义内部发行”。由此可见，中宣部的回复极为谨慎。

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两次批评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很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加之中苏关系恶化等因素的影响，从1964年夏天始，政治形势又紧张起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愈加严重。受此影响，出现了“删风有点盛”“矫枉过正”的情况，基本定稿的《辞海》，被删去词目800多条，对5800多条释文进行了修改，中国现代史当中的大多数词目都改动过。1965年4月，历时八年修订的《辞海》终以未定稿形式内部发行，没能成为一部公开发行的出版物。

1966年5月，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的“左”倾错误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曾经领导过《辞海》修订工作的石西民、白彦、罗竹风、杭苇等人被批为“走资派”，在他们领导下成立的辞海编委会被诬为“大肆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广泛搜罗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组成的一个黑班子”；参加过《辞海》修订的许多专家学者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共老手”“反动学阀”“汉奸文人”等帽子，遭到不同程度的批斗。他们耗费大量精力修订的《辞海》（未定稿）被定性为“一株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之大成的大毒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工具”，从而被彻底否定，以致远在新疆的一位读者无意中发现杂货店将《辞海》用作包装纸；在浙江，造反派不时传出话来，要将这“毒草”烧毁；在北京，梁漱溟从一位学生处借来的《辞海》《辞源》被红卫兵烧毁，给他留下了不能物归原主的终身遗憾。

在“知识要服从于无产阶级政治”的口号下，工农兵对《辞海》（未定稿）展开“革命大批判，狠批孔孟之道和修正主义路线流毒”，使修订过程变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其结果是《辞海》（未定稿）变得面目全非。针对工具书严重缺乏、群众呼声很高的情况，周恩来在1971年3月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作出决定，修订《辞海》（未定稿），并把它列入国家出版计划。但是，在“四人帮”百般干扰下，修订“迟迟没有结果，最后于1975年底只出版了《辞海·生物分册》，余均为初稿，大多以白皮书形式印出来”。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政治上是第二次翻身”，思想“没有马上得到解放，《辞海》的修订工作仍然迟迟不前，像个小脚女人走路”。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这使得编写者“心有余悸，顾虑重重”。

进入1978年，政治形势进一步明朗起来，针对“中外语文词典十分缺乏，已严重影响教学、科研、生产、国防和外事活动”的情况，上海市将《辞海》与《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一起列入重点科研项目，并且成立了由市委书记王一平担纲的《辞海》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同时决定恢复停止工作十年之久的《辞海》编委会，夏征农继舒新城、陈望道之后任第三任主编。10月，国家出版局向上海接二连三地传达中宣部紧急指示：“《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向建国30周年献礼。”这无异于又一次重编，不仅要纠正《辞海》（未定稿）中的错误，还要增添时代发展所产生的新内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要在被“四人帮”破坏殆尽的烂摊子上重整旗鼓，困难可想而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但是对《辞海》修订过程中涉及的“重大的理论、政策性问题”要做到不出现重大问题是很难的。当时中央对某些问题也没有明确态度，“罗竹风专程去北京，希望有关问题得到中央的具体意见，花了二十多天时间，未果”。献礼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主编夏征农提出：“《辞海》采取什么方针，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要我们负责，我们就要敢于负责；如果我定，我也敢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解决《辞海》编纂中的各种问题的钥匙”。时任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巢峰数易其稿，起草了《〈辞海〉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对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导师和领袖、路线斗争、社会主义经济、台湾和国民党、国际问题以及历史人物和事件等，一一提出具体处理原则”，使《辞海》（1979年版）编纂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基本上迎刃而解。这次编纂不仅是一次拨乱反正，而且新增了单字、词目，分别比《辞海》（未定稿）多1285个、7370条，从两大册变为三大册，另有一卷本缩印本问世；在释文方面也体现了新时期总任务的精神，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

在《辞海》（未定稿）基础上的修订、编排、付印、校对到出版，辞海人仅仅花了200余天，其原由或许正如巢峰所说：“那时候大家都有热情……当国家需要他们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没有一个人讲价钱。十年没工作了，一旦有工作就觉得自己还是有价值的，还是能做点事情，能为党和国家做点贡献的。还问什么名利，生命都可以牺牲。”正是知识分子这种奋发图强的优秀品质和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成就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的综合性辞典，书写了新中国历史上一段壮丽的文化篇章。

小结

《辞海》（1936年版）于1957年动议修订，至1979年正式出版，整个修订过程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中国现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历史的烙印深深地印在《辞海》的字里行间。作为一部大型的综合性工具书，《辞海》需要对收录其中的百科词目进行解释、定义、规范，形成客观、准确、权威、容易被读者接受的知识，因而其每一次修订都意味着一次知识秩序的重建。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这个意义上，《辞海》的重修不仅集中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图景，而且展现了该时期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面貌。

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正经历着社会各项事业从初创、奠基阶段向巩固、形塑阶段的过渡。尤其是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各项事业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文化建设而言，相比民国时期，从体制机制到指导思想、根本方法、主要内容、功能意义等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修订《辞海》可以看出，该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在中共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主要依靠国家力量来进行的。通过将文化事业放置于行政体制当中运作，在社会主义文化得以建成的同时，也使得政治与知识文化之间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通过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国家主导下的建设，各项文化事业被纳入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之下，这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后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外国优秀文化进行整合的基础上，逐渐塑造出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遵循着继承、借鉴和发展的方针。当然，文化建设作为时代发展的一部分，也共时性地呈现出建设、改造、调整、批判的特点。虽然该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但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积累起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有益方针以及一些失误，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07期，原题《社会主义文化视域下的《辞海》修订（1957—1979）》，作者陈来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研究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有删节，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