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沃勒斯坦｜全球左翼的未来：怎么办？

8月31日，著名社会学家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开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去世，享年88岁。在这本首次译介为英文的具有开创性的晚期作品中，沃勒斯坦描绘了西方左派在过去和未来的轮廓。在此过程中，他提出了关于左翼与国际主义关系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左翼如何在21世纪规划新的前进道路的问题。

本文最初（2017年）由人类科学研究所以法文形式版出版成书，书名为《全球左翼：昨天、今天、明天》（La gauche globale: Hier, aujourd'hui, demain），书中还收录了埃蒂安·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Pablo González Casanova）、詹姆斯·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ames Kenneth Galbraith）、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尼吕费尔·格尔（Nilüfer Göle）和米歇尔·维奥尔卡（Michel Wieviorka）的回应。

这本小册子近日被译作英文，由Verso出版。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组织了沃勒斯坦晚期这篇长文的中文翻译，按照其本身的三个章节将这篇译文编辑为三篇文章，分别为《资本主义与反体系运动：1789-1968》、《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危机：左派的困境》、《分化与集体选择：转型策略》。此篇为第三章，给出了左翼未来的可能图景。

三、分化与集体选择：转型策略

到目前为止，我在努力做两件事。一是概述全球左派未来面临的困境的背景。对我来说，这就是现代世界体系，是建立在资本无止境积累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我解释了这个系统在过去500年里是如何运行的。我认为，像从最大的（宇宙）到最小的纳米系统的所有系统一样，这个系统是一个有三个阶段的历史系统——它的最初形成，它根据支配系统的规则长期“正常”运行，以及它不可避免的结构危机。

在我所说的正常时期，现代世界体系有明显的周期性节奏，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所谓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和霸权周期。每一种节奏都是周期性的，它们的节奏都是“前进两步再后退一步”。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按原路回到上一次经济好转开始时的位置。为了实现其目标，每一种节奏都依赖于构建一种准垄断。准垄断的时间必然有限，因为它们总是在自我清算。

此外，我分析了生产的三个基本成本——人员成本、投入成本和基础设施成本——以及生产商寻求将这些成本最小化的方法。然而，这些努力只能部分实现。这些不完美的周期性节奏运作的结果，是500多年来一个上升的长期趋势。这些成本在可能获得的价格（有效需求）中所占的百分比稳步上升。它们最终达到了成本如此之高、离可能的平衡如此之远的地步，以至于导致了系统的结构性危机。

这场结构性危机的关键特征是体系分化。也就是说，现在有两条可能的、完全不同的路径可以让系统进化。在分歧中，人们可以肯定系统无法生存。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从本质上讲，无法预测分岔的哪个方向最终会占上风，从而创造一个新的历史体系。

在这个框架内，我概述了我们现代世界体系历史演变的某些转折点。一个是法国大革命，其历史重要性不是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讨论的。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既不是法国的政治转型，也不是法国的经济转型，而是整个现代世界体系的文化转型。法国大革命给世界体系留下了两个世界默认的文化概念：“变革的常态”和“人民的主权”。我称之为世界体系地缘文化的构建。

两者的结合可能会产生非常激进的后果。主权国家的人民或多或少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改变这个体系——这种信念必然被统治阶级视为威胁。之后，出现了三种如何处理这一新现实的版本。这三个版本是三种意识形态——右翼保守主义、中间派自由主义和左翼激进主义。每一种都是对这一新信仰的政治回应，我称之为现代世界体系中新建构的地缘文化。

我把1848年的世界革命解释为三种意识形态的关键对抗时刻。这种对抗以中立派自由主义在地缘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而告终。另外两种意识形态被简化成主导意识形态的替身。这种中间派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基本上一直持续到1968年的世界革命，其主要结果恰恰是将保守派和激进分子从他们对中间派自由主义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1968年后，这三种意识形态再次成为自主的意识形态，再现了最初的三联体。中间派自由主义并没有消失，而是像1848年以前一样，沦为三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之一。

在大约从1945年到1970年的这段时间里，世界体系享有历史上最高的资本积累水平，也享有有史以来最广泛和最强大的对体系的霸权控制。正是因为现代世界体系在这一时期的目标方面运作得如此出色，才使得体系过于接近渐近线，并引发了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但是请记住，我要分析的是全球左派的概念，所以我首先试图解释的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在1848年世界革命遭到严酷镇压之后，全球左派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我认为，这一政治转变的关键结果是左派不再寄希望于自发起义，而是建立更稳定更长期的组织结构，并建立官僚体系。这一组织结构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形成。

这两种运动——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在它们关于三个问题的内部辩论中表现出显著的相似性：运动与其国家的关系、主要历史行动者的身份、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应该是垂直结构的。在社会运动和民族运动中，胜出的战略是所谓的两步走战略——首先获得国家权力，然后改变世界。

这一策略的失败正是因为它成功了。1968年的世界革命是对几个现实的回应。第一个是霸权的帝国主义角色，以及革命者所定义的苏联和美国的勾结（雅尔塔协议）。第二个是这些运动的失败，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实现了战略的第一步，但没有以任何显著的方式改变世界。第三是垂直主义战略的局限性和错误。

最初，全球右派能够在1968年后的二十年里利用当时形势。随后，大约在1994年左右，全球左翼重新开始推动变革。全球左派有三个连续的觉醒时刻：1994年恰帕斯的萨帕塔起义；1999年在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会议上，示威者有能力破坏保障所谓知识产权的新世界条约；以及2001年在阿雷格里港成立的世界社会论坛。

有待讨论的是全球左派在当前体系结构危机的剩余20-40年中的有用和可能的战略。为此，我需要提醒你经典的两步走策略失败的原因。

认为进步不可避免的信念实质上是去政治化的，尤其是当一场反体系运动掌握国家权力以后。1968年后，全球左翼支持一种反国家主义。这种向反国家主义的普遍转变虽然受到资本主义制度庆祝者的欢迎，但并没有真正为后者的内部利益服务。因为事实上，反国家主义使所有国家结构非法化，而不仅仅是左翼政权的结构。因此，它破坏了（而不是强化了）世界体系的政治稳定性，并由此加剧了其系统性危机。

转变时期的政治不同于过去500年的政治。在政治上一切皆有可能的时候，当大多数行动者发现制定中期战略极其困难的时候，抓住优势和地位是一种策略。意识形态和分析上的混乱变成了普遍的现实，而不是偶然和短暂的变量。日常生活的经济学受制于现代世界体系已经习惯的波动，对此也有相对简单的解释。最重要的是，现在社会结构似乎不太可靠，人们赖以确保其直接安全的制度似乎摇摇欲坠。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反社会犯罪和所谓的恐怖主义似乎比过去更加普遍。这种感知，无论正确与否，都会产生恐惧。对此恐惧的反应是，由非国家雇佣部队组成的私人安保安全措施的扩大。

今天的全球右派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并不构成一个单一的有组织的核心小组。然而，它们可能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团体倾向于对全球左派采取镇压策略，另一种倾向于选择让步的政治。在过去，从最大限度地保持短期平静的意义上来说，选择让步似乎奏效了。在结构性危机带来的越来越多的混乱和不确定性中，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接受镇压策略。他们找替罪羊，支持更加铁腕的领导人。

一直以来总有一群人认为镇压从长远来看是行不通的，它会引发叛乱，而不是降低叛乱的可能性。他们今天也许是上层社会的少数，但他们有洞察力和智慧。他们意识到目前的体系正在崩溃。他们劝告每个人不要惊慌。相反，他们提倡另一种策略，旨在构建一个非资本主义但仍保留其特权地位的新体系。后一组人提倡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德兰佩杜萨策略”（de Lampedusa strategy）——改变一切，以使一切都不变。

全球右派的两个小组都有坚定的决心，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他们可以雇佣拥有智慧和高水平技能的干部——政治家、律师、媒体专业人士、大学知识分子。有了这些钱，他们可以随意雇佣更多或更少的人。事实上，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了。

我不知道德兰佩杜萨派会想出什么，或者他们会用什么方式来实现他们所喜欢的过渡形式。我知道，不管是什么，它对许多人来说都是有吸引力的，而且是欺骗性的。因此，对全球左派来说，这比主张镇压的人奉行的政策要危险得多。最具欺骗性的一面是，这些提议将被披上激进、进步变革的外衣。这将需要持续地分析、批评，来揭示真正的后果，并区分和权衡他们提出的措施的积极和消极因素。

全球左派的目标是朝着相对民主、相对平等的制度方向前进。一个主要的困境是他们必须在一个不确定的结果框架内行动。这一点都不容易。没有游行庆祝花车，没有保证成功的道路。只有艰苦而漫长的斗争，他们可能会赢，但也可能会输。结果的不确定性令人不安。

1968年以前的左翼分析包含了多种偏见，这些偏见把它推向了国家导向。第一个偏见是同质性比异质性好，因此集权性比分权性好。这种偏见源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平等意味着同一性。诚然，许多思想家都指出了这个等式的谬误，包括区分公平和平等的马克思。但是对于匆忙的革命者来说，集权化、同质化的道路似乎是最简单、最快的。它不需要计算如何平衡复杂的选择集合。实际上，争论的焦点是不能把苹果和桔子相加——唯一的问题是现实世界恰恰是由苹果和橘子组成的。如果你不能解答这样模糊的算术，你就不能做出真正的政治选择。

第二种偏见实际上恰恰相反。将努力和结果相统一的优先考虑本应该从逻辑上推动单一世界运动的建立和对一个世界国家（a world state）的拥护。但是，事实上的多国体系中一些国家明显比其他国家更强大、更有特权，客观上推动了将国家视为世界体系内保护集体利益的机制。他们倾向于把各国看作是对大多数国民更有用的工具，而不是对少数特权阶层。许多思想家又一次指出了这样一种谬论，即认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够服务于集体利益，而不是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然而，在弱国的多数人看来，在他们反对边缘化和压迫的斗争中，除了一个国家结构之外，没有其他武器。他们认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自己控制国家结构。

第三种偏见是最奇怪的。法国大革命宣布了三位一体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从那以后，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大多数人都默认放弃了口号中的“博爱”，理由是其听上去太过多愁善感。自由主义坚持认为“自由”必须优先于“平等”。事实上，自由主义者真正的意思是，“自由”（用纯粹的政治术语来定义）是唯一重要的东西，“平等”对“自由”来说是一种危险，必须被贬低或彻底抛弃。

这种分析有一点站不住脚，而全球左派却陷入了这个逻辑。全球左派的列宁主义变体尤其如此。列宁主义者对这种中间派自由主义言论的回应是将其颠倒过来，并坚持认为（经济）平等必须优先于（政治）自由。这完全是错误的答案。正确的答案是，没有任何办法将自由与平等分开。如果一个人的选择受到不平等地位的限制，那么没有人可以“自由”选择。如果一个人没有另一些人所拥有的自由程度，也就是说，没有享有与另一些人同样的政治权利和同样程度的决策参与，那么没有人是“平等的”。

我们仍然不想讲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全球左派的错误，其失败的战略，是全球左派与之斗争的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全球左派的这一历史性失败得到了广泛承认，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普遍危机造成的混乱的一部分。

然而，全球左派现在和未来几十年应该推动什么？我认为有三条主要的理论和实践路线需要强调。第一个是我所说的“强迫自由主义者成为自由主义者”。中间派自由主义者的阿克琉斯之踵是他们不想实施自己的言论。他们言论的核心是个人选择。然而在许多初级层面上，自由主义者反对个人选择。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选择居住地的权利。移民控制是反自由的。通过金钱去选择医生或学校是反自由的。专利是反自由的。这些例子可以无休止地举下去。事实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恰恰是在不履行自由言论的基础上生存下来的。全球左派应该系统地、有规律地、持续地挑战中间派自由主义。

当然，修辞上的努力只是重建的开始。全球左派需要有自己积极的计划。从1960年到今天，世界各地左翼政党和运动的纲领发生了真正的巨变。1960年，他们的纲领强调经济结构。他们主张以不同形式、程度将生产资料社会化，通常是国有化——然而，他们几乎没有谈到不被定义为基于阶级范畴的不平等。

今天，几乎所有这些政党和运动，或者他们的继任者，都提出了解决性别、种族和民族不平等的建议。许多纲领都不充分，但至少这些政党现在意识到他们有必要说点什么。另一方面，今天认为自己是左派的政党或运动很少把生产资料的进一步社会化或国有化作为他们计划的一部分。事实上，许多人实际上是在提议向相反的方向做出改变。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有人欢呼，有人谴责。大多数人只是接受它。

自1968年以来，各种新旧运动对替代性策略进行了大量测试，此外，反体系运动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当健康的转变。昔日凶残的相互指责和勾心斗角的斗争已经大大减少，这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注意和赞赏的积极发展态势。

我想建议一些路线，全球左派可以沿着这些路线进一步发展替代战略的想法。

（1）弘扬阿雷格里港精神。这是什么精神？我的定义是：这是世界反体系和全球正义运动大家庭围绕一个共同的最低纲领以一种非等级化的潮流走到一起：（a）更有对现实的洞察力，（b） 基于民众动员的、可以即刻改变人们生活的激进行动，（c）坚持追求长期的、更基本的变革。

阿雷格里港精神有三个关键要素。这是一个松散的结构，汇集了来自南方和北方的世界规模的运动，而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它的好战性既是智力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从智力上来说，它并不是在寻找具有达沃斯精神的全球概念。在政治上，它强调了支持1968年运动的国家外的行为模式。当然，我们必须看看一个结构松散的世界运动能否团结在一起，以及它能以什么方式发展斗争的战术。它过于松散，难以被抑制。随着它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影响力，它有可能会鼓励许多中间派力量变得不那么敌对。

（2）推行防御性选举策略。如果全球左翼参与结构松散的非国会所能控制的的激进策略，这将立即引发人们对其选举进程的质疑。它将会面对希腊神话中的食人海妖斯库拉和卡吕布狄斯。一方面，选举对长期变革并不重要，因此不能成为全球左派的优先事项。另一方面，对短期而言，选举确实重要，不容忽视。

选举胜利不能改变世界，但它们确实有所成就。它们是保护世界人民当前需求的重要机制，防止全球右派减少或清洗全球左派所获得的利益，也是许多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必须进行选举，以便通过世界各国政府的控制，尽可能减少全球右派可能造成的损害。从这个意义上说，赢得选举是一种防御策略。因此，选举策略纯粹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术语。一旦全球左派不认为获得国家权力是改变世界的一种方式，选举就不会显得那么邪恶。邪恶与否，部分取决于选举制度的形式——赢家通吃的制度必然不同于两院制或代议制。

此外，全球左派中有许多不同的政党和次政党传统。这些传统大多是另一个时代的遗物，但许多人仍然按照它们投票。因为国家选举是一个务实的话题，所以建立尊重这些传统的联盟至关重要，赢得51%的选票是务实的目标。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在选举胜利的情况下，不要在街上跳舞，因为“我们赢了！”的胜利仅仅是一种防御策略，选举胜利是一种宽慰，我们只是尽量减少了损失，特别是对那些最贫穷、受压迫最严重的人。

（3）民主化，不断民主化。各地绝大多数人对国家提出的最普遍的要求是“更多”——更多的教育、更多的健康和更多的终身收入。这些要求的人气之高，是因为它们确实关系到民生。此外，获得“更多”使得资本无限积累的可能性更加困难。这些要求应该在世界体系的所有区域高调、持续地推动。这些“更多”要求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太多”。

诚然，以各种方式扩大所有这些“福利国家”的职能会对支出的效率、腐败的危害以及对创建权力过大且反应迟钝的官僚机构的恐惧提出合理的问题。这些都是全球左派应该准备解决的问题。但是他们不应该因为这些问题而放弃“更多，更多”的基本要求。

尤其重要的是，民众运动不能放过他们从这些要求中选出的中间偏左政府。仅仅因为一个左翼政府比一个彻头彻尾的右翼政府更友好，并不意味着全球左翼应该停止对“更多、更多”的需求。在选举竞争中，向友好政府施压的结果，往往是将右翼反对派力量推向中间，甚至中间偏左。相反，如果不能将中左翼政府推向左翼，往往会导致中左翼运动转向中右翼运动。虽然偶尔会有特殊情况来避免这些老生常谈，但民主化的一般规律远不止于此。

（4）呼吁自由主义中间派实现其理论。这也被称为推动自由主义的步伐。自由主义中间派很少言出必行，也很少实践它宣扬的东西。举一些明显的主题，比如，自由。自由主义者过去经常谴责苏联，因为它不允许自由出境。当然，自由出境的另一面是自由入境。除非你能去别的地方，否则被允许离开一个国家没有多大意义。全球左派应该推动开放的边界。

自由主义中间派经常呼吁更自由的贸易，更自由的企业，不让政府参与企业家的决策。另一方面，在市场上失败的企业家不应该被拯救。当他们成功时，他们拿走了利润；他们失败时就应该承担损失。人们经常认为拯救公司就是拯救就业。但是还有更便宜的保住工作的方法——支付失业保险，提供再培训，甚至创造就业机会。这些行动都不需要挽救破产企业家的债务。

自由主义中间派经常坚持认为垄断是一件坏事。但它的另一面是废除或严重限制专利。全球左派不应该要求政府保护工业免受外国竞争。外国竞争会伤害核心地区的工人阶级吗？如果钱和精力都花在试图实现世界工资率的更大趋同上，那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这些命题的细节很复杂，需要讨论。然而，关键是不要让自由主义中间派的花言巧语侥幸逃脱惩罚并从中获利，同时不支付其提案的成本。此外，中和中间派观点的真正政治模式是诉诸其理想，而不是利益。要求制定自由言论是一种追求理想的方式，而不是迎合中间派的利益。

最后，我们应该始终牢记，最贫穷的阶层并不容易享受民主化的许多好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无法获得好处，因为他们在官僚主义的障碍前困境重重。在这里，我要谈一谈克洛沃德和皮文（Cloward and Piven）40年前提出的主张，即人们应该“打破常规”，即在最贫困的社区动员起来，使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合法权利。

（5）坚持反种族主义是民主的界定标准。民主就是平等对待所有人——在权力、分配、个人成就感等各个方面。种族主义是区分那些拥有权利（或更多权利）的人和那些根本没有权利（或更少权利）的人的主要方式。种族主义定义了哪个群体属于哪个类别。同时，它为这种做法提供了似是而非的理由。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种族主义都不该是次要问题。这是自由主义中间派对普世标准的承诺被系统地、故意地、不断地破坏的模式。种族主义普遍存在于现有的世界体系中。地球上没有一个角落没有它的踪影。无论在哪里，它都是地方、国家和世界政治的中心特征。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司令埃斯尔2001年3月29日向墨西哥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说:

“白人（ladinos）和富人取笑我们土著妇女的衣着、语言、祈祷和治疗方式，以及我们的肤色，这是我们工作的地球的颜色。”

她继续请求有利于土著人民自治权的法律：

“当土著人民的权利和文化得到承认时，…法律将开始调和其立场和土著人民的立场....如果今天我们是土著妇女，明天我们将是因为差异而被杀、被监禁、被迫害的其他人。”

（6）去商品化。资本主义制度的关键问题不是私有制，它只是一种手段，真正的问题是商品化，它是资本积累的基本要素。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商品化的历史。尽管如此，即使在今天许多人试图努力实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仍未完全商品化，。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实际上可以朝另一个方向前进。大学和医院（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长期以来被定义为非营利机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将它们转变为寻求积累资本的资本主义结构。除了抵制大学和医院角色的转变之外，全球左派应该考虑如何将钢铁厂转变为非营利机构，即不分红的自我持续的结构。这是一个更有希望的未来，事实上可以从现在开始。

（7）永远记住，我们生活在一个从现有的世界体系向不同世界体系过渡的时代。这意味着几件事。我们不应该被全球化的修辞或关于你别无选择（TINA）的推论所欺骗。存在着替代方案，唯一不存在的替代方案是维持目前的结构。

将会有一场巨大的、将持续20-40年的关于继任制度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历史没有站在任何一方，这取决于我们所有人。另一方面，这种内在的不确定性为创造性行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在一个历史体系的常规生活中，即使是巨大的变革努力（所谓的“革命”）也只能产生有限的结果，因为这个系统对其平衡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在结构转变的混乱环境中，波动非常剧烈，即使是微小的推动也会对分岔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产生巨大的影响。当能动性开始发挥作用，那它就能带来一个系统的结构性危机。

无论组织多么重要，全球左派的关键问题都不在于组织。关键问题是清醒地审时度势。那些为了不改变既得利益的结构而去改变社会结构的人，只会让这个系统出现更多的等级制度和两极分化，而他们可以随意支配金钱、能源和智慧（人力）。他们会制造无数的糖衣来粉饰那些虚假的变革，只有仔细分析，才能防止全球左翼落入他们的陷阱。

全球右翼将使用一些全球左翼很难反对的口号，比如人权。但是全球右派将给出这个口号的内容，它结合了许多其他因素，而这些因素延续了强权者和特权者施加于“未开化的他者”（ non-civilized others）的“文明教化的使命”（ civilizing mission）。全球左派必须仔细剖析这些提议，称之为自由主义中间派的虚张声势。例如，如果反对种族灭绝的国际司法程序是可取的，那么它必须适用于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弱势地区。如果核军备或生物战是危险的，甚至是野蛮的，那么就不存在任何安全的武器拥有方。

在这个世界固有的不确定性中，在它历史性转变的时刻，全球左派唯一看似合理的策略是明智、积极地追求其基本目标——实现一个相对民主、相对平等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是可能的。它是否会出现还不能确定。但这绝不是空中楼阁。全球左派的未来取决于它自己，取决于它在复杂和混乱的情况下如何推动它对世界体系的另一种愿景，取决于它对抗强大对手的能力。

英文版链接：www.versobooks.com/blogs/4429-the-global-left-past-present-and-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