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生命终结，我们才暂时抛却对生命的漠然

【编者按】

每一个爱的故事都是一曲潜在的悲歌。《生命的层级》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纪念爱妻之作，巴恩斯把所有作品都题献给了爱侣，而这次却再也无法得到她的回应。在这部极其私人的作品里，他以罕见的坦率讲述了自己人生中唯一的故事，关于爱与失去的悲伤故事。本文摘编自该书《深度之失》一章，由澎湃新闻经译林出版社授权发布。

你把以前从未放在一起的两个人放在一起。有时候，这就像你首次将一个氢气球绑到热气球上：你是想要先坠毁后焚烧，还是先焚烧后坠毁？但是，有时候，这是行得通的，而且某些新的东西会应运而生，而世界也为之一变。然后，在某个节点，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其中一人迟早会被命运夺走。而被夺走的总是大于原先的总和。在数学上这或许解释不通，但在情感上是可能的。

阿布·克莱亚战役之后，“目及之处，尸横遍野”。战死的阿拉伯人“死无葬身之地”，但他们无不被一一查验。每位死者的手臂上都缠了一条皮质手环，手环上有一篇马赫迪撰写的祷文。他信誓旦旦地对士兵说，祷文可将英国人的子弹化为乌有。爱赋予我们一种相似的情感：信念和所向披靡。有时候，或许往往，那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在枪林弹雨中躲闪，就像莎拉宣称她可站在两滴雨点之间不被淋湿。然而，总有暗箭突然射向脖颈。因为，每一个爱的故事，都是一曲潜在的悲伤恋歌。

在人生早期，世人被粗略地分为两大类：有过性生活者和尚无性生活者。后来，划分为尝过爱的滋味者和未尝过爱的滋味者。再后来——至少，如果我们够幸运（或者，不妨说，很倒霉）——划分为已忍受悲痛者和尚未忍受悲痛者。这些划分是绝对的，就像棋盘上的楚河汉界。

我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年。我们相遇时，我三十二岁；她去世时，我六十二岁。这三十年，她是我的生之所在，心之所向。她讨厌衰老。年方二十，她就认为自己活不过四十。我却满心憧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看时光变慢，我们一起追忆往事。我能想象自己无微不至照顾她，我甚至能够——但其实没有——想象自己像纳达尔那样，学着温柔护士的模样，轻抚她鬓角的白霜（她憎恶这种依赖，于我而言却无关紧要）。恰恰相反，从夏至秋，从确诊到她离世，在这短短三十七天中，伴随我的是焦虑、惊慌、担忧与恐惧。我尽力不回避，始终直面这一切。结果呢，我既癫狂又清醒。多少个夜晚，当我离开医院，我发现自己在幽怨地凝视着公交车上归家的上班族。他们怎么可以如此懒懒散散、无知无觉地坐在那儿，一个个摆出一副无动于衷的神情，而这世界即将改变了呀？！

死亡，一件既平庸又独特的事情，我们都不擅长应对。我们已不再能够赋予它更多的内涵。正如E.M.福斯特所言，“一场死亡也许可以说明自身，但并不能阐释另一个人的死亡”。因此，哀痛转而变得难以想象：不仅是它的时长和深度，还有它的色调和纹理，它的幻象和谵妄，它的屡屡发威。还有它起初的震荡：你突然跌落冰冷的北海，浑身却只有一件滑稽的软木浮力夹克助你求生。

而你一旦被卷入这一新现实，就根本无法未雨绸缪。我就认识一个人，她心想——或希冀——她可以做到。她的丈夫罹患癌症已久，几近奄奄一息；她很务实，提前就要了一份书单，收集了有关亲人亡故的所有经典文章。但是，当那一刻真正来临时，一切准备都功亏一篑。“那一刻”：你感觉已熬过了漫漫数月，但经查验证明，原来不过才寥寥几天。

很多年，不经意间，我会忆起一位女作家在比她年长的丈夫去世后写下的文字。在经历悲痛的过程中，她承认，灵魂深处有个声音在隐隐地向她透露真相：“我自由了。”当轮到我时，我清楚记得这一点，我害怕那提词者的低声细语听起来像是一种辜负。但是，此音，此语，都没有听到。一份悲伤并不能启迪另一份悲伤。

悲痛，犹如死亡，既平庸又独特。这一比喻也是挺平庸的。当你换了车子的牌子时，你突然注意到马路上还有很多同样牌子的车辆。它们之前被视若无物，此刻，它们受到了关注。当你失去伴侣时，你突然注意到世间所有的孀妇和鳏夫都在向你奔袭而来。以前，他们或多或少是隐而不见的，而现在，其他驾车者和非丧偶者依然对他们视而不见。

如所预料，我们悲痛哀戚。那好像也是很显然的，可是，在我们这一时代，没有任何东西显得或者感觉是一目了然的。一位朋友去世了，撇下妻子和一双儿女。他们会有何反应呢？妻子着手重新装饰房子；儿子走进父亲的书房，直到读完父亲生前留下的每条信息、每份文件和每一物证才走了出来；女儿制作了几盏纸灯笼，她要让它们漂浮在将要撒下父亲骨灰的湖泊上。

另一个朋友在国外的机场，因为行李传送带引发的事故，突然失去了生命。事情发生时，他的妻子走开去取小推车。回来发现一群人挤在一起，围着什么东西。她以为大概一件行李突然打开了。然而事实是，“打开的行李”正是她的丈夫，已经没了呼吸。一两年后，我的妻子去世时，曾写信给我：“人生来就斤斤计较，一个人对你有多重要，就能对你造成多大的伤害。因此，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痛苦值得细细品味。”她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将她的信件留在书桌上。说实话，我并不相信有朝一日我会享受伤痛，但那时，我还在苦难的入口处。

我早已明白只有陈词滥调才能表达古已有之的情感——死亡，伤痛，悲怆，伤心，心碎。即便在当今，它们也是无法推脱逃避，或是有药可医的。悲痛是人的一种天性，而不是一种医疗状态。也许有良药可以帮助我们忘记伤痛，忘记一切，但是，任何药物都无法治愈伤痛。悲痛中的人并不是伤心欲绝的，他们伤心得恰如其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只是根据那件事物在心中的重要程度选择了同样程度的伤心。“走了”是我特别不愿意使用的一个委婉性动词。“听到你妻子走了，我很忧伤。”尽管“死”这个词可能已经被你说滥，但你实在不必将它强加于人。不过，“死”有另一种折中的说辞。在我和她通常会一同出席的一场社交活动中，一位熟人走上前来，对我说：“她没来，我很想念她。”我觉得，这儿，missing这个词就用得很恰当，它既表示缺席，又表示想念。

伤痛形形色色，并不能互相解释，但有可能互相重叠。因此，在伤痛的人群中间会形成“伤痛气场”。你的内心世界，只有你自己清楚——尽管你也知道不同的事物。你的身子穿过一面镜子，就像在某部科克多电影中一样，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被逻辑和模式包围的异次元。举个小例子。我妻子去世的三年前，我的挚友，诗人克里斯托弗·里德失去了伴侣。他写了很多诗歌，都是关于妻子离世以及这带给他的创伤。在其中一首诗里，他描述了生者拒绝已逝者的情形：“可是我也遭遇了宗族的清规戒律，而且举止粗鲁，在餐桌闲谈中唤起我死去的妻子。一阵沉默之音，一阵心照不宣的恐惧和惊愕，飘然而至。”

初读这几行诗，我不禁感慨诗人结交的朋友多么奇怪。我也在想：诗人大概一点儿都不认为自己表现粗鲁，对吧？后来，我的妻子去世了，我才一下子明白过来。我过早下了断言（或者，准确地说，我混乱的脑袋为我下了这个断言）。我决定在任何“我想要”或“我需要”的时刻毫不避讳地提起我的妻子。聊起有关她的往事不过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尽管“正常”这个词本身听起来就很别扭。我很快明白，伤痛如何将悲痛的人区分开，如何重组他们，明白朋友是怎么经受考验的，为什么有些人及格了，有些人却没有。因为经历过同样的伤痛，老朋友之间的情谊可能会加深，也可能刹那间显得无足轻重。淡化伤痛，这一点年轻人做得比中年人好，女人做得比男人好。这一事实，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毕竟，我们通常认性别相同、年龄相仿、婚姻状况接近的人更能理解对方。多么幼稚啊。

关于生气，有些人迁怒于逝者，固执地认为他们的离去是抛弃，是背叛，是不可饶恕的罪恶。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迁怒更加盲目呢？试问有多少人愿意死去？即使是自杀也有难以名状的苦衷。有些人迁怒于上帝，但如果上帝不存在，这依然是盲目的。有些人迁怒于宇宙，因为宇宙让死亡成为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我对此感受并不真切，但在2008年的秋天，阅读报纸、观看电视时，我内心满是漠然。新闻报道像是放大版、夸张版的公交乘客，漠不关心、毫无顾忌地传播带有唯我论和蒙昧思想的争议言论。出于某个原因，我对奥巴马的当选非常关注，但对世间的其他事不闻不问。有人说，也许整个金融体系即将崩溃，但这关我何事？既然金钱不能挽回她的生命，那么，金钱于我还有什么意义？也有人说，全球气候快到了不可挽回的临界点，可对我来说，管它是达到临界点还是超过临界点，我都无所谓。

我朋友的丈夫在五十多岁时突患中风溘然辞世。她告诉我，她的愤怒不在于他，而在于“他不知道他即将死去”。他不知道自己即将死去，也就没有时间做好准备工作，没有时间向妻儿告别。这亦是一种迁怒宇宙的行为。直到生命终结，我们才暂时抛却对生命的漠然。这种漠然真是让人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