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帮农村老人实现自我价值？上海这个区的“实验”带来启示

当一个农村老人从工作单位退休到面对死亡，至少还会经历20多年（上海预期寿命83.37）的生命历程，能不能让他们有价值地生活着？

当前上海正在进行乡村振兴，那么，当下上海农村的现状如何？如何实现乡村振兴？通过解剖一只“麻雀”，或许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

如果你去过上海的农村，大概率会记得一些表象：那里有绿油油的稻田和连片低矮的房子，有蜿蜒溪流和满天繁星，还有坐在屋门口择菜的老人家。你会以为他们过着恬淡而安逸的生活，尽享大自然的馈赠。他们于你，是陌生又理想化的乡愁寄托。可你于他们，则是带着好奇心，甚至充满了误解的“他者”。

误解源于隔阂。大多数上海乡村会主动给自己贴上“高度老龄化”的标签，因为低于50岁还常住村里的本地人，几乎是可以掰着手指头数出来的。真实的乡村，由占据当地人口80%的50至70岁农村老人构成——他们会是故土上的最后一代农民——他们的后代已经选择并融入了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他们自己也或许会在未来10年间，经历乡村撤并，搬进高楼，摘掉农民的帽子。

想要理解今天的上海乡村，就必须要靠近这群人，感受他们在当下社会环境中的人生况味，以他们的幸福感作为振兴乡村的出发点和归宿，进而发掘他们在农村社会中的自我价值。

奉贤区迎龙村的一番实验，提供了一种观见。

放出一个“招聘通知”，立马就报名报满了

初秋午后，通往迎龙村委会的迎立路上，蹲坐着几位包了头巾的老阿姨，紧握镰刀，割起草来速度飞快。她们的任务是修整路两边的绿化，清除掉不必要的杂草，这样干上一天，能赚100元。尽管烈日炎炎，但对于这些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迎龙村村民来说，这钱“不难赚”，“都是平时伸出手就能干的农活儿。”

雇佣他们的，是迎龙公益服务社。这个成立于去年初的农村社会组织，功能非常简单，就是给65岁以下赋闲的、身体健康的、愿意投身劳动的迎龙村村民创造各式各样的公益岗位。

岗位没有为设而设的虚职，都与迎龙村的实际需要密切相关：村级河道要定期清理，绿化要时常保养，拆违后整洁的乡村风貌需要专人维护……这些不需要相应资质便可上岗的、原本交由第三方机构完成的工作，现在都由本村村民自愿承接完成。而村委会原本要为此付出的成本，则直接进了老百姓的口袋。去年一年，迎龙村拨出100万元村集体资产用于本村环境的日常维护。这100万元，同时也是374个参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算下来，所有干了活儿的村民，户均增收将近3000元。”村书记李天舒说。

让农民富口袋，其实只是它的“附属效应”。李天舒最初决定支持设立公益服务社，更多考虑的是怎样“花小钱办大事”。迎龙村地处奉贤西侧郊野腹地，“如果按ABC档给奉贤各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打分，我们应该是稳坐‘C位’了。一年的村集体收入算到极限，超不过300万，勉强维持村级事务正常运转。要在现有基础上发展民生，只能想方设法节流。”

“花出去100万，能省150万。”去年一年，靠着公益服务社的运作，村里果然省了不少钱。公益服务社负责人尹秀锦算了这样一笔账，按常规做法请第三方机构提供服务的话，村里支出的费用里，不仅包含了人工成本，还隐含了第三方的管理费用和盈利。“现在就不同了，作为一家非营利机构，我们直接面向村民招募劳动者，唯一的成本就是人工，干一单活，可以节约60%以上的支出。”

村民参与公益服务社劳动。迎龙村供图

在农村社会，“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屡见不鲜。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马流辉表示，一些村的村民对村集体事务参与普遍不足，直接导致村公共事务投入负担加重，不利于乡村振兴发展。可是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迎龙村共有25个村组，1000余户村民。到目前，参与过公益服务社劳动的，几乎占到了符合年龄和身体条件的全部户数。尹秀锦说，只要放出一个“招聘通知”，立马就报名报满了。若是两次“招聘”相隔太久，还会有人跑来村里打听，啥时候有活儿干。“迎龙村提供的实践经验，重在平衡了村级投入和农民增收的关系，不仅减少了治理成本投入，还增加了村民就业机会，通过将农民命运与乡村发展连结在一起，调动了村民参与治理积极性。”马流辉说。

能干活时让我闲着，会觉得自己很没用

日本曾创造了一个“无缘社会”的概念，特指日本社会因血缘、地缘、业缘日趋弱化而导致人与人的关联缺失。其核心问题，其实是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特别在熟人社会的乡土中国，表面看不应有这样的顾虑。可实际上，随着家庭中的青壮年离开农村，独居老人成为普遍现象；加之近年上海农村承包地流转率突破80%，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强力推进，农村人不再种地，也没有小工厂可以做活，业缘关系几乎被斩断。乡村人口的主体构成，50至70岁老人，正面临着脱离社会和丧失自我价值的困境。

65岁的戴云官从电器厂退休后，一下变成了家中的“失业者”。“其实我还干得动，却没有地方肯要我，每月只有1250元农保收入。”去年春，迎龙村公益服务社公开招募8名扎篱笆能手，戴云官立马去“抢”了一个名额。“其实按照公益服务社定的65岁以下可以参与劳动的标准，我已经快要超龄了。”但戴云官很快在篱笆队里展现出自己灵巧的一面，幸运地保住了工作。

因存在一定技术门槛，篱笆队的成员是相对固定的。但按天计酬的标准，和其他临时工种一样。加之扎篱笆的任务不常有，想靠这个来补贴家用很勉强。但戴云官从未缺席过任何一次工作。渐渐地，篱笆队在周边镇、村累积了些小名气，戴云官和篱笆队的老伙计们开始走出去提供服务。“每次出去，都是扬眉吐气的感觉。”

尹秀锦为这些老人感到高兴，“农村人淳朴，仿佛天生是干活的宿命，闲不住的。”她说戴云官们，其实也是在说她自己。一年前从迎龙村副书记的岗位上退休，这个干了20年村干部的迎龙村女儿，提前焦虑起来。“要不是村里聘我回来当这个公益服务社的负责人，我肯定也得另谋出路了。能干活的时候让我闲着，总会觉得自己很没用。”

华东理工大学青年教师杨君曾在迎龙村蹲点调研了近20天，他发现，让农村老人“退休”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退出农业生产，但仍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发挥新的价值。

还有没有用武之地？这几乎是每个上海农村老人对自己的灵魂拷问。“一旦让他们觉得无事可做，也不能再为子女输出价值，心态就崩了。”李天舒说。50岁的老倪，每次迎龙村招募河道保洁员他都抢着去，还因此损毁过一个手机。别人笑他干了赔本的买卖，下一次却依然能看见他第一个下水的矫健身影。

毋庸置疑，经济杠杆的作用力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是显著的。尽管背后的影响因素并不单纯是农村老人对“增收”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诉求更为强烈。当一个农村老人从工作单位退休到面对死亡之时，至少还会经历20多年（上海预期寿命83.37岁）的生命历程，能不能让他们有价值地生活着？或许值得基层付诸深思。

曾为没有合适的产业项目急得整宿睡不着

翻看迎龙村的账本，过去几年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是巨大的。相比区内绝大多数农村，迎龙村的家门口为老服务机构——“睦邻四堂间”，数量配置是别的村的2—4倍（到年底将建成8座），老年活动室、卫生室、“生活驿站”综合服务中心的软硬件处在全区上游水平，需要助餐服务的老人有120位，每人每天的餐食需由村委会补贴5元……“经济确实紧张，我甚至想好了去找上级部门‘化缘’。但这些钱必须要花，因为老人等不了。”李天舒说。

生活驿站里总是充满欢乐。迎龙村供图

让今天的老人“等不了”的，恐怕是明天的“农民增收”期许。后拆违时代的上海乡村，正在进行一场产业导入的革命。近年，上海先后推出两批乡村振兴示范村，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准则，不断强化农村建设。而今，首批9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已完成验收，第二批28个村也在加紧规划动工，不少老百姓已经看到了产业导入后，实实在在的红利。但上海有千余个村，绝大多数，尚没有这样的“运气”和禀赋。

李天舒说，他曾为没有合适的产业项目急得整宿睡不着觉。迎龙村的先天条件不好，地理位置偏，建设用地少，加上没有特色农业产品，好多产业项目并不青睐。难得几个有意愿问询的企业，一听说能够提供的土地资源紧张，转而就选择了别的村。

上海的乡村振兴，核心支点一定是产业。长远看，产业兴旺会带动生活富裕、治理有效，从而实现真正的乡村变革。而回到眼前，“也不可能光靠等，即使村集体收入不能增值，还是要想办法让老百姓日子过好。”这样的战术选择，或许可以让许许多多为产业迷茫，甚至劳而无果的基层干部，放下焦虑和执念。

正是从“生钱”到“省钱”的思维转变，催生了农村社会组织迎龙村公益服务社。而今，运作成熟的公益服务社，反过来又从“省钱”走向“生钱”——今年5月，迎龙村承接了隔壁海湾村“生活驿站”的运维，由公益服务社出面管理。“用赚来的钱，刚好可以补贴我们自己的生活驿站。”尹秀锦说。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照新曾发表观点：培育农村社会组织，特别是农民的自组织，既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需求，更是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加快推进实现“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需要。而这或许就是迎龙村的出路。李天舒说，接下来迎龙村还将继续发展公益服务社，为村民开发更多公益岗位；同时投入更大精力优化村委会为老服务职能。

不曾“退休”的人生背后是对自我价值的执着守望。

（原标题为《农村老人自我价值实现的诉求如何满足，这个区的“实验”带来新启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