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为什么说自己“不通时事”？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影响深远。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诗歌与孟郊开创共同开创“韩孟诗派”，其文则揭唐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大纛。在中唐时代，韩愈是一位富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不仅体现在一系列的儒学论述中，更有“辟佛”的行动。作为政治家，韩愈依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一番政绩，然而，他对自己的评价却是“不通时事”。韩愈果真是不通时事吗？他为何要这样评价自己呢？这是一个颇为值得玩味的话题。

韩愈明确讲到自己“不通时事”的地方，代表性的有两处，一是《答窦秀才书》，一为《上兵部李侍郎书》。前者是唐贞元二十年，韩愈写给秀才窦存亮的书信，云：“愈少驽怯，于他艺能，自度无可努力，又不通时事，而与世多龃龉；念终无以树立，遂发愤笃专于文学。”此前一年，韩愈以言事出为阳山令。检韩愈的集子，不难发现，韩愈所言之事为请求宽免徭役，免田租之弊。据《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记载，贞元十九年，“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面对此种情况，担任监察御史的韩愈，向皇帝直陈时弊，本属分内之事，无可厚非。然而这封上疏不但没有获得唐德宗的理解和嘉奖，反而被贬官外地。这是韩愈万万没有想到的。韩愈在上书皇帝之前，韩愈的心里应该有所准备，因为毕竟矛头对准的是京兆府尹李实，故其请求的是“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庶得少有存立”。暂停征收本年度的税钱，来年再征收，利国利民，并无不妥之处。措辞较为委婉，既不想得罪李实，亦希望德宗的理解。纵览全文，让人感觉刺耳的恐怕是韩愈此文所提到的“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这句话相当有杀伤力，不啻说德宗不察、群臣欺君，无疑是对德宗和群臣的一记响亮耳光。故韩愈被贬亦属在所难免了。

据卞孝萱等先生考证，韩愈上书的时间为贞元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被贬之日为十二月九日。如此之短的时间，或许是韩愈始料未及的。不但韩愈被贬，还连累了他的同在御史台为官的张署、李方叔二人被贬外放。被贬的诏书下达，即使在寒冬腊月，韩愈也不得不即刻奔赴贬谪之地，连与家人告别的时间也没有。此种情境，令韩愈终生难忘。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一诗有所交代，“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然而在此诗里韩愈仍不知自己为何被贬，有诗句云“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汗漫不省识，恍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是年京师旱，天亩少所收。上怜民无食，征赋半已休”。根据这首诗歌所传递的内容，德宗对旱情是有所了解的，不然何来“上怜民无食，征赋半已休”？而韩愈在《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却说“陛下之所未知”，很容易引起龙颜大怒。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韩愈并不认为上疏是导致其被贬的原因，难道是李实等人为了排挤御史台的官员而把韩愈也贬了？未可知晓。韩愈说自己“不通时事”，亦不难理解了。从表面上看，是“不通时事”，不会逢迎，不懂溜须拍马；然而韩愈对当时的朝政是相当清楚的，尤其是对李实与德宗，知这样做不会有好的结果，仍怀着为民请命的情怀去上疏，考虑的皆是民生的问题。因此，此处的“不通时事”，不可过于简单化地认为其缺乏政治头脑。

作《答窦秀才书》时，韩愈三十七岁，在距离京城长安数千里之遥的贬谪之所阳山。这一时期韩愈的心境是“愁忧无聊”，且有“瘴疠侵加”，“惴惴焉无以冀朝夕”。韩愈在此文赞扬窦存亮的向学精神，尤其是以自己为例，说自己专心于文学，付出了较大的心力，却并不切于实用，又放弃了，以致“学成而道益穷，年老而智愈困”。同时，勉励窦存亮“当朝廷求贤如不及之时，当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数寸之管，书盈尺之纸，高可以钓爵位，循次而进，亦不失万一于甲科”。于此可见，韩愈希望窦存亮专心于学问，考中功名，来阳山向自己请教文学之事，恐会让人失望的。在某种意义上，韩愈是很懂得如何权衡学文学与专心于科举的，并非不懂时事。因为只有中举，获得一官半职，才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做出一番事业。

《上兵部李侍郎书》为贞元二十一年（永贞元年）十二月九日，自江陵写给兵部侍郎李巽的书启。此年，德宗驾崩，太子李诵即位，史称顺宗，大赦天下。王叔文政治集团进行改革，韩愈以为有望重新回到京城，不料改革失败，顺宗被迫禅位于太子李纯，是为宪宗，韩愈则迁到江陵担任法曹参军。李巽是一位贤明的官员，此时已经由江西观察使调到京城担任兵部侍郎，属于炙手可热的人物。韩愈此文开篇便谈到“愈少鄙钝，于时事都不通晓，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动遭谗谤，进寸退尺，卒无所成”。韩愈再次谈及自己“不通时事”和自己的艰困处境，言外之意，需要李巽这样的贤达引荐，来实现报国之志；同时，韩愈不失时机地向李巽推销了自己，即“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此番陈述，表明自己是有能力做好事情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惟是鄙钝不通晓于时事，学成而道益穷，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怜悼，悔其初心，发秃齿豁，不见知己。”在韩愈看来，缺乏机遇，不是别的，而是“不通时事”造成的。

念及宁戚、叔向能够实现理想，而自己尚困顿至此，不禁感慨知音难遇。而尚贤与能的李巽的出现，让韩愈看到了希望。于是，在李巽入守内职之际，天子新即位之时，韩愈适时地给李巽写信，并“谨献文一卷，扶树教道；南行诗一卷，舒忧娱悲，杂以环怪之言，时俗之好，所以讽于口而听于耳也”。韩愈是识时务的，而非“不通时事”。事实证明，韩愈的判断是正确的。半年后，韩愈便被召回长安，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五年，任都官员外郎；元和六年，任职方员外郎；后任中书舍人、刑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可谓是一路飞黄腾达。

综上，韩愈说自己“不通时事”，从表面上看，确实不如某些官员处事灵活，是根源于儒家知识分子的担当情怀。在一定程度上，“不通时事”还带有自嘲之义，毕竟被贬，岂能自称“通时事”呢？另外，这还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辞，希望有人能够引荐自己，让“不通时事”的他能够有施展才华的平台。韩愈的“通时事”，除了频繁上书宰相外，还有更能说明问题的《与华州李尚书书》。此文作于元和十年，此时的韩愈已非不“遇”了，而是担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他在写给李绛的信中，说“愚以为苟虑有所及，宜密以上闻，不宜以疏外自侍；接过客俗子，绝口不挂时事，务为崇深，以拒止嫉妒之口……为国自爱，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由此可见，韩愈是极为“通时事”之人了。

谈起韩愈的贬谪，《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可谓是名垂千古。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这首作于唐元和十四年的千古名篇，使得人们提起韩昌黎的被贬，便会以为他“不通时事”。此种评价，于韩愈来讲，并不公平。其被贬，正因为上《论佛骨表》，谏迎佛骨，大力辟佛，心中所想皆是江山社稷，正体现了一位儒者情怀，在境界上已然超越了“通时事”的士大夫。韩愈的文章创作是古文的辉煌呈现，影响着其后的文学书写。他是一代代文学复古运动频频致意的偶像，在宋元明清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复古风潮，深刻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文学走向。他在“不通时事”上所体现出的高尚气节，影响着古代中国士子的心灵，是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直至今天，韩愈，这颗中国文学史上耀眼的明星，依然影响着我们对文学史的书写及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