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阿尔玛·马勒是女权主义者吗？

在《激情精神》（Passionate Spirit:The Life of Alma Mahler）的第二页，英国传记作家凯特·黑斯特（Cate Haste）就表明了态度：“我喜欢阿尔玛·马勒。”这位作者这样的表态使她站到了阿尔玛的三位名人丈夫、数量众多的情人以及大多数认识阿尔玛的人的对立面。作为一位自称是天才之缪斯的具有致命魅力的女子，阿尔玛·马勒从青春时代起就是众人倾慕的对象，好事之徒常伴她左右，直到她80多岁时仍然如此。但认识她的人中喜欢她的人并不多，即使有，也难以保持很长时间。我很清楚地记得她的女儿，安娜·马勒，曾经告诉我，在她母亲悠长的一生中，从未拥有过任何女性挚友。

1964年在她的葬礼上，汤姆·勒雷唱的那首小调——“维也纳曾经的最可爱的女孩/那是阿尔玛，最机灵的也是她，/只要你跟她对上了信号，/你就永远无法逃脱她的魔咒”——仍然千真万确。凭她的美貌与机智，阿尔玛对她想要的男人攻无不克。她先后与三位大人物结婚，以一种类似于通过代理的方式实现了声名不朽。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来自她自己的就只有一系列沙龙歌曲，以及出版了两本回忆录，前者乏善可陈，后者基本不实。

将这些注意事项放在一边，黑斯特女士试图以21世纪的平等主义角度重写一个已经被反复陈述的人生故事，这是有吸引力的。“我特别喜欢在她早期日记中展现的现代年轻女性的形象，”黑斯特女士解释说，“那时她不受规矩的束缚，尽管受到作为女性的各种困难，仍然倾向于实现自我、展现才能。”

她所面对的各种困难，实际上并非只是源自性别。阿尔玛1879年生于维也纳，父亲是一个名叫埃米尔·雅各布·辛德勒的画家，母亲是个歌剧歌手，阿尔玛自小的生活环境满是波希米亚式的脏乱与得过且过的精神状态。辛德勒待人冷漠，可能是同性恋。他不在家的时候，他妻子和房东同床共枕以支付房租，怀上了一个私生子。随后她丈夫的学生卡尔·摩尔，成为了她的住家情人。

直到有一天，鲁道夫王储委约辛德勒绘制奥地利风景画，这笔突如其来的赞助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处境。即使这样，阿尔玛还是在一种满怀不安预感的气氛中长大，使她不相信任何人。在她13岁生日之前，她的父亲死于阑尾破裂，使她对自力更生的需求变得更加至关紧要。

阿尔玛把辛德勒称为“我的元首”，她从未从丧父之痛中恢复，总是向具有艺术潜力并且与埃米尔略有相似之处的男人伸出援手。与此同时，她的母亲迅速与有能力的摩尔结婚，在俯瞰维也纳的霍荷·瓦特区这个时髦之地开办了一个文化沙龙。

在阿尔玛早期的实践中，她爱上了新艺术运动在维也纳分支的领导者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以及她的钢琴老师亚历山大·冯·策姆林斯基。显然，这两次的激情都是发乎情，止乎礼，尽管当她在钢琴上和策姆林斯基一起演奏“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并且他们无法保持彼此双手互不触碰时（如果阿尔玛的日记是可信的话），当时的情况已经近在忽微。最后，她去寻找另一个年龄足以成为她父亲的男人，这个人选落在了古斯塔夫·马勒身上，他是维也纳歌剧院的总监，也是这座城市里最受关注的人。

马勒时年41岁，恋母、犹太人、性冷淡、担心自己可能活不长久。他是一颗唾手可得的低垂果实。22岁的阿尔玛于1901年选中了他，将自己提升到了总监夫人的地位，并且像汤姆·勒雷歌中那样，成为了维也纳最令人向往的女性。根据阿尔玛的说法，这场婚姻的不利之处是，马勒禁止她作曲，说家里有一个作曲家就已经足够了（这个禁令只有阿尔玛的文字作为佐证）。

在与马勒结婚的十年里，她的绯闻对象先后包括了作曲家汉斯·普菲茨纳、钢琴家奥斯普·加布里洛维奇以及其他各种人，而马勒则在一座森林小屋里徘徊，创作了一首又一首的交响曲。他们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5岁时死于猩红热。（是的，好吧。）1910年，在马勒生命的最后一个夏天里，他发现了阿尔玛与正处于上升期的建筑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的恋情。马勒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咨询，而弗洛伊德告诉他，为了保障这段婚姻，得让阿尔玛放纵自己的欲望。

格罗皮乌斯与阿尔玛同龄，当时他正处于创立包豪斯运动的阵痛中，正如黑斯特女士所说，他的风格强调“建筑作为一种全方位的作品，一个理性而有效的实体的概念”。因为他对阿尔玛并非全神贯注，她又与奥斯卡·柯克西卡发生了激烈的恋情。奥斯卡·柯克西卡是一位执着坚毅的画家，他最为著名​​的作品标题为“Die Windsbraut”（“风之新娘”），展示了一对躺在一起的男女，风暴在他们周围旋转，赫斯特女士指出，画面中半盖布帛的女性形象“明显是阿尔玛”。柯克西卡对阿尔玛裸体的痴迷最终吓坏了她。1915年她与格罗皮乌斯结婚。当他因为战争而离开的时候，她引诱了一位来自布拉格的20多岁的犹太诗人，弗兰兹·韦尔费尔，她想要塑造这个矮胖的年轻人。

年近四十的阿尔玛已经不再美丽。她的女儿说：“她看起来像一个洗衣袋。”但她仍然只要进入一个房间就能引起所有人的注意，仍然可以引发欲求。韦尔费尔陷入了一场日益恶化的虐待婚姻之中，在阿尔玛的命令下，他写下了浪漫主义天主教畅销书《伯纳黛特之歌》（至少她是这么说的）。

面对阿尔玛版本的事件，问题在于你永远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她在出版的回忆录中篡改了真相，而她的日记则并不是为他人阅读而写作，黑斯特女士显得太过容易相信阿尔玛的夸大其词来判断她。“虽然她以对创造性天才的吸引力而闻名，”黑斯特女士总结道，“在她的一生中，那些人并不是她的救星。以不同形式创作，演奏或体验音乐是她的核心……音乐是她表达自己激情精神的声音。她自己的音乐是她持久而生动的遗产。”

坦率地说，这没有道理。我研究过阿尔玛·马勒的歌曲，却难以相信这些作品的原创性，甚至难以确定它们的作者身份。它们是在19世纪90年代晚期的浪漫主义风潮中创作的，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策姆林斯基和当时的流行趋势。如果像黑斯特女士所说的那样，作曲是支撑阿尔玛生命的力量的话，人们就会好奇为什么这种冲动仅仅局限于两个短暂的咒语之中——与策姆林斯基相处时，以及马勒刚刚去世后的日子，当时她可能终于感到被解放了，甚至打算写一部交响乐。在阿尔玛的日记中，她记录了对自己是否有半点天赋这样的怀疑。

作曲从来不是她的主要动机。阿尔玛的生活是一件艺术品，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爱情。她的主要兴趣在于捕获男人，通过这些男人，她可以找到安慰来抚慰丧父之痛，并通过对她的回应，获得一种替代性的不朽。她既不是女权主义者，也不是女主角，更不讨人喜欢。在韦尔费尔去世后，她被人看到在比佛利山庄购物。当被问及她是否会参加第三任丈夫的葬礼时，阿尔玛说：“我从来不参加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