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莫文蔚：我的性格里一直有极端不同的东西并存

从去年六月开始的巡演走到今天，“就像一周跑一次马拉松”。对路上的居所，莫文蔚是真的“无所谓”。人在路上不得不忍受的琐碎和艰辛呢？“那些不是忍受，是配合，我不会觉得是牺牲。”

她始终眼望前方，万千期待下一个地方，不知何处是家，而且“真的不介意这一点”。“最陌生的路和飞机就像家”，十八岁前生活、妈妈仍在的香港是基地，和丈夫在伦敦的家，“当然也是家，但我又经常不在”。

她不需要为每一处陌生的居所增添私人印记，长期以来唯一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个叫“比莉”（音）的红头发布娃娃。童年一位干妈的赠物陪莫文蔚像真正的游牧民族一样四处迁徙。“很幼稚吧，我当她是我的一个闺蜜，从小到大一直带在身边。”

需要“配合”的，包括戒食油炸、辛辣食物，不饮酒、不吃冰，巧克力也不可以，“哇这时就觉得自己好健康”。

巡演中每一场的回放她都会以制作人和导演的身份细细观看，“大概没有歌手像我这样严苛，每场都会提意见，在下一场做改进”。

这一切都是为了舞台。莫文蔚对舞台的爱，多年来在重重叠叠的传播和无数的现场中成为人所认可的共识。“我就是喜欢在人前，一束光哗地照下来的感觉。”

可究竟喜欢的是什么，在那个瞬间逃离自我，或是找到真正的自我？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至于是真正自我的展现，还是变成另一个人，两者都有吧，我始终没有搞清楚。”

但她很明白，“舞台上我就是王，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存在”。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忘记生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只要是成立的我什么都可以做”。

在沙发上拍全裸照（《全身莫文蔚》的专辑封面），以保鲜膜裹身（《一朵金花》专辑封面），剃光头，莫文蔚职业生涯中的所有“出位”之举，都以此为基石。生活中“不好意思展现的性感”，在舞台上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展示。

她的性格里，“一直有极端不同的东西并存”。舞台上两个多小时极致的专心之后，吃一点东西，“整个人就垮了，彻底的疲劳，但是种健康的感觉”。

回到房间，“卸妆时我会慢慢的”，让人安静下来。那一刻与舞台产生极大反差，仿佛空虚张开巨口，击倒过很多艺术家。但对莫文蔚而言，“这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也享受。

小时候黑黑瘦瘦常年跟着哥哥混男生堆的假小子，与日后那个性感美艳的女明星，自然地并存在一个人身上。

华人传统，性感始终是偏负面的东西。即使投身彼时鼎盛开明的滚石旗下时期，后者全力配合莫文蔚对自己形象的设计，她亦难免遭遇绘声绘色的谣言和角落里嗤嗤的窃笑。

有一则传言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说莫文蔚为自己的一双美腿买巨额保险。“这个我也听到过。如果真的有这种保险，我也很想帮自己买。”却不是为了“美”，是“当年拍戏就算有保护也整天淤青”。每天收工回家，“爸爸都会用药酒帮我擦淤青，好让它们消得快一点”。

充分意识到和保护自己的女性美，在大众潜意识里总暗含原罪的意味。莫文蔚的挑战理直气壮又非常漂亮。放在今天看，在一众审美趋同，崇拜“冻龄”和“少女感”的女明星中更加弥足珍贵。

她很骄傲，“我所有的地方都是全天然的，身体发肤，授之父母，我不会去做整形”。

十七岁去英国念书之前，莫文蔚是拿奖学金的好学生，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美，但已接受过美的启蒙。“妈妈是我唯一的女神，小时候看她挑布料做旗袍，艳羡得不得了。”

后来去英国，“把钱花在剪头发上当然最不划算”，慢慢头发就留长了，还带点自然卷。她带了很多妈妈的旗袍去念书，把它们毫不留情地一刀剪成迷你裙。“旗袍配长靴，哇觉得好酷。妈妈很痛心，说我糟蹋衣服。”

现在想，旗袍的下摆是精华所在。剪掉完整的花纹，换来派对上美丽的东方女生，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美。

到今天，问莫文蔚性感是什么？她的回答依然毫不犹豫：“当然是穿旗袍的东方女性，举手投足里带一点含蓄，太嚣张、自知美貌的不OK。”

和所有在1990年代的音乐工业中培养出的女歌手一样，莫文蔚亦经错误地打造。但运气够好，很快就摆脱首支粤语单曲时“裙裾飘飘的玉女形象”，因出演《大话西游》而结识滚石（当时由滚石负责电影的音乐部分），与卢冠廷合唱一曲《一生所爱》，继而顺利转投滚石门下。

刚从英国返港时，莫文蔚一身当时英国年轻人流行的Grunge打扮，“厚底鞋，戴很多珠链，坐公车一直有人侧目，好疯狂”。是到了滚石，她的亚文化妆扮与当时推崇的都会女性风各退一步，互相融合，才变成人所熟知的、无法定义的莫文蔚。

“做歌手比当演员空间更大。音乐是空泛的东西，不像电影有它本来的世界。所以渐渐地，我的工作重心就倾向了音乐。”

她的声音，是作为歌手最先亦是最为成立的特质。“国语不是我的母语，但陌生的语言反而无局限，怎么唱都可以。刚好做国语的那一拨音乐人都属于听感觉的，不会挑剔我的发音唱腔，让我keep住自己特色就可以了。”

大学时疯狂迷恋老爵士，以为自己会留在英国做舞台剧工作的莫文蔚，花了几年时间改变从小练合唱时习得的腹式发声法，“去摸索他们说的chest voice”。

她的声音让人想起黄昏时亮起的第一盏街灯，秋凉时分风里送来的第一缕桂花香，回荡在夜班巴士里的电台情歌，透着旁观者的清醒和知情者的觉悟。技巧藏于无形，从不歇斯底里地投入演唱，不滥情不伤情却有情。莫文蔚的歌声近似耳语，蕴藏世情万千。

这个声音除了诉说，还能制造更多奇遇。她出过几张当时反响不佳的佳作，卢冠廷、李宗盛、刘以达等人联手的《全身莫文蔚》，李宗盛任制作人的《十二楼的莫文蔚》，伍佰一手包办的《一朵金花》，都在世人的后知后觉中摇身一变成了经典。

莫文蔚的声音自由，既能与低低的贝司周旋，也能在电噪中潇洒地拂袖而过，与纵跃的迷幻共跳一支狂曲。

“现场和录音室的唱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二十多年来我在技巧上一直有调整和变化。”最近的一次重要变化是在大约十年前，“当时在电视节目里看到一个来香港定居的歌剧演员在讲怎么唱，辗转联系到之后上了几节课，突然开窍了。明白了气怎么出来，唱歌的时候怎么保护嗓子等等很细致复杂的技巧”。

她的技巧在婚后的三张作品《Somewhere I Belong》（2013）、《不散，不见》（2014）、《我们在中场相遇》（2018）中愈见进步，在要唱什么，怎么表达上亦更自由。《Somewhere I Belong》是莫文蔚一直爱的爵士老歌翻唱，歌一直在那里，等一代代女伶知悉其中滋味后再次演唱。《不散，不见》在筹备过程中她突然失去爸爸，“原本我的人生一直在不停地跑，不停地说再见，没想过一次普普通通的再见就再也见不到，很震撼。但我希望音乐不要悲伤，不管怎样都能够期待再见”。《我们在中场相遇》用比从前更轻盈跳跃的唱法表达热烈的情绪。“作为出道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我的上半场就像一场精彩足球，想以此心情迎接下半场的到来。”

过去的十年，莫文蔚的巡演相接，密度比从前更甚。原本也能唱，“但唱一场隔天一定倒嗓”，因此早有心理准备，“喉部肌肉也是肌肉，随年龄增长一定会退化”。谁知现在“出来的声音都不一样了，声音越来越强壮，到了最佳状态”。

其实这场采访的由头是她的10月拉萨演唱会。拉萨将是这场“绝色”巡演的第34座城市。本来不觉，一查才知，若成功，它将成为“全世界海拔最高的万人演唱会”。因为觉得好玩，莫文蔚准备就此申报吉尼斯纪录。

在这之前，她已因《极地营救》和一次写真集的拍摄去过西藏，摸清了自己高反的症状：“就是特别兴奋，特别饿。下飞机到了饭店就饿得不行。”

演出场地将是拉萨群众文化体育场，此地从未举办过个唱（只有过拼盘演唱会）。因为是高原，搭台等准备工作都困难，还要避开晚上的霜冻，有效工作时间非常短。但莫文蔚很兴奋，即使马上要离开酒店赶飞机，也刹不住车想多讲几句这场“离天非常近，空气完全不一样”的演唱会。

仅仅因为有趣就全力以赴去做，很像她当年接下《食神》，扮丑逗乐大众时的简单心态。“现在回想，还是觉得这是件好事。二十多年了，还有年轻人会去看这部电影，因此认识我，不是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