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代乡村教师｜78岁的“叶老师”：最怀念教书时光

【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今天也迎来了第35个教师节。近日，澎湃新闻寻访多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在农村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且长期致力于农村教育事业，被称为“新中国第一代乡村教师”。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这些老教师始终坚守着教书育人的初心，在基层教育领域不断开拓，他们的精神，也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

今年78岁的叶登稳，谈起60多年前的从教经历，还能清楚地记得自己辗转教过的几所学校，甚至每个学校、每个班的学生人数。他说：“做教师的经历，都在我的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想，怀念得很。”

1958年，17岁的叶登稳成为了湖南汉寿县下属生产大队小学的代教教师。在执教的8年里，叶登稳历了“公家学校”、“大兵团教学”、“包班教学”、“单堂学校”、“公社联校”、“扫盲夜校”……他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教育的改变，看到越来越多的贫下中农子弟走进课堂。

如今，他走在大街上，常常能碰到头发花白的老人，隔着大老远地喊他“叶老师”，或者是他的学生的子孙们，遇见他总要叫他一声“叶老师”，这是他最喜欢的称谓。

求学

“在1950年前，只有地主家的小伢子（孩子）才能读得起私塾，穷人家的伢子都是大字不识得一个的。” 叶登稳生于1941年，7岁时，他到了该读书年纪，作为家中的第一个儿子，尽管条件艰苦，家人还是把他送到了镇上念私塾，学费是每年一担谷，不多，却也是不少自耕农家庭负担不起的。

在私塾读了三年书，村子里开设了一个新的小学，叶登稳说：“不像上私塾要拜老师、送银子，‘公家学校’不收钱，还动员我们都去读书。”村里人就把这个免费的祠堂小学称之为“读洋书”。

小学就建立在叶家祠堂里，一年级到四年级有3个班，每个班都有40来人，老师都是附近村子里找来的“文化人”。叶登稳还记得，有一个女老师是地主家的孩子，“那个年代，真正有文化的人都是屋里头有钱的。”

突如其来的读书机会，让许多大龄儿童也走进了课堂，和叶登稳同年入读一年级的孩子，大多都在10岁以上，有的已经15岁。和私塾只教授文学不同，祠堂小学里的学生要学习语文、算术，还会上音乐课和体育课。正是在祠堂小学里，叶登稳学会了打一手好算盘。

1954年，叶家祠堂被拆，在原址上修建了阳南塘完小，叶家祠堂小学和袁家祠堂小学整体搬迁至此，正是如今的阳南塘小学。

时隔65年，叶登稳带着记者走到阳南塘小学门口，恰逢学生们放学，虽然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但站在学校门口，叶登稳还能感觉到当年对知识的渴望，“穷人屋里的伢子（孩子）都努力得很。”在小学期间，叶登稳的成绩一直都保持在班里的前几名。

当年的汉寿县只有一中和二中两个初中，学生们想要继续读书，都要考试考上去。1957年，阳南塘完小有两个班参加了考试，叶登稳所在的班级有56人，只有13人考上了初中，而另一个50多人的班级，仅有7人考上，叶登稳就是这考上的20名学生之一。

“考上的就能继续读书，考不上的就要回家种地了。”叶登稳考上了，家里人却有喜有忧。喜的是叶登稳成为了村里唯一一个考上初中的学生，忧的是家里没钱读书。叶登稳说：“当时亲戚们也晓得我家里穷，就主动凑钱给我读书。”

但读了一年后，到了第二年开学，家里实在没有钱供叶登稳读书，他只能辍学了，回家务农来减轻负担。

谈起辍学的经历，78岁的叶登稳说“很难受”。他从小写得一手好字，老师们对他的评价是“脑袋很发迹（机灵）”。时至今日，叶登稳依旧喜欢读书写字，村里有娃娃起好了名字，都会来找叶登稳来把名字写下来。

但叶登稳也很感激能有机会读到初中。站在阳南塘小学的门口，他说：“如果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有免费的书读，好多伢子（孩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是知识改变了贫下中农子弟的命运，要不然我也是要种一辈子的地。”

从教

1958年是叶登稳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叶登稳所在的大队开始实行“大兵团教学”，把全大队的孩子都集中一起教书，是这一个时期的特色。彼时，虽然叶登稳已经从初中辍学，但在村子里已是文化水平较高的。经由校长推荐，17岁的叶登稳成为了大队小学的一名代课教师，教授二年级，次年转为了民办教师。

五十年代，由于教师资源稀缺，学校多是实行“包班”制，一个老师教一个年级的语文、数学、音乐课，劳动课则由一个老师教全校的学生。叶登稳所教授的二年级，学生从7岁到15岁不等，最大的孩子仅比叶登稳小2岁。

自幼喜欢看书写字的叶登稳十分重视这得之不易的教书机会，尽管在那个年代，当教师也是拿工分，和普通劳力是一样的待遇。

在没有通讯工具的时代，无法和家长进行实时沟通，叶登稳就在每天放学后进行挨家挨户家访，趁着月光，一路步行来往。尤其在开学之初，叶登稳几乎每晚都要到深夜才能回到家。“刚开学的时候怕学生不读书，那时候大人都忙得很咧，莫得（没有）心思去管孩子，有的孩子就不来上学了。”

然而开学后也不能放松下来，有的学生两天不来读书，叶登稳就要过去看看，“看孩子是生病了还是逃学了。”如果是外村的学生，叶登稳往往还要在夜里翻过山头，步行一个来回就要三四个小时。

叶登稳还记得，曾有一个叫肖一波的邻村孩子三天都没来上学，等到叶登稳找到家里的时候，家长都不知情。“家长说他每天吃完早饭就背起书包出去了，都以为他去读书了，但实际上孩子因为有几道题不会做，怕老师批评，跑到山里玩去咧。”叶登稳说，那时他抓教育质量抓得狠，学生背不下书、作业做不完都要被留堂，这件事让他意识到“孩子心里都蛮委屈的”，从此也改变了教学方法，更细致地去体察每一个孩子的问题和特点。

1959年，叶登稳被调到崇伏寺小学教书，同样是包班制。当时叶登稳不过19岁，班里最大的学生袁云贵却已经15岁了。学生调皮，叶登稳就想着办法地引导他去学习，“这个孩子脑筋好，我就和他讲，你如果能好好学习一定会有出息，不能把脑筋用在邪道上。”此后袁云贵成为了乡镇武装部部长，仍不忘叶登稳的提点之情，即使如今已经70多岁，还是常常来看望叶登稳，一直叫他“叶老师”。

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扫盲运动，叶登稳白天给小孩子上课，晚上就赶着到大队里教大人识字。“当时好多人四十多岁都不识一个字，我就像教一年级的伢子（孩子）一样，教他们认字，每天晚上搞两三个钟头。”教大人识字属于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和工分，但叶登稳还是坚持每个月上20多晚扫盲课。

“叶老师”

从教的经历已经过去60多年，但叶登稳回忆起来时仍然似在眼前。教过学校、学生的名字，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但在执教期间没有机会转成公办教师，是他最大的遗憾，“怎么说，好像一直都不是真正的教师。”

1961年，叶登稳被仙凤山中心小学看中，校长老师们专门为他组织了一堂公开课来考察他的教学能力，以待编教师的身份顺利进入了中心校，这是叶登稳离公办教师最近的一步。

“当时每周都有公开课，全学区的老师都要来听课、评课，我感觉自己不仅能教孩子，还能帮助很多很多其他孩子，就很有成就感。”也正是在仙凤山中心小学，叶登稳结识了携手近60年的妻子，实现了立业、成家。

随后数年，因为种种原因，叶登稳一度被迫离开了讲台。1968年，为了解决大队孩子的上学问题，叶登稳所在的紫阳冲生产大队在内部成立了一个紫阳冲小学。有教学经验的叶登稳成为了这所小学教师，仍然是一个人教一个年级。此后，叶登稳很快成为了紫阳冲小学的校长，但转编制一事却搁置了下来。

在紫阳冲小学当校长的四年，是叶登稳感觉最幸福的四年。他说：“看到自己的学生一个个有出息，心里就好高兴。老师这个职业好，只要你肯用心的教育学生，看到自己学生真正成才，你就感到蛮满足的。”

从1958年到1972年，14年里，叶登稳也在见证着中国教育的发展，“我刚当教师的时候，好多孩子都是十几岁了才能读一年级，女伢子都还在家读《三从四德》，但一年年的发展，等到我当校长的时候，一年级入学的孩子就基本上都是七岁，男孩女孩都送过来读书了。”

1972年，因为算盘打得好，叶登稳被公社调到大队里做会计，彻底离开了教师行业。如今回想起来，年近80的他仍觉得难过，“当时大队里必须要一个会计，就把我调走了，我么得（没的）办法，但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后悔，我还是想当老师啊。”叶登稳说，退休后自己还曾动过当老师或开小课堂的想法，但无奈年纪太大，“如果再年轻一点，我都要再回教师岗位。”

虽然执教时间短，但在那个教师稀缺的年代，叶登稳辗转了5所学校，曾一个人教过一个年级，也曾一个人教过一所学校。今年78岁的他，走在大街上，常常能碰到头发花白的老人，隔着大老远地喊他“叶老师”，或者是学生的子孙们，遇见后也总要叫他一声“叶老师”。这是叶登稳最喜欢的称谓，尽管他已经记不得许多自己教过的学生，但听到后仍觉得满心欣慰。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口述史中心编著的《开拓者的足迹——新中国第一代乡村教师口述史》首先关注了这一教师群体，感谢他们对该系列报道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