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不同于“模范”的“领头人”经济模式

去年六月，我作为澎湃新闻“第六声学者计划”的访问学者，参访了山东省兰陵县向城镇的徐皇路村。彼时的村庄还是一片被麦田和蔬菜大棚包围着的嘈杂工地。在蒙蒙细雨中，村支书徐振东领我参观正在建设的新村，满怀激情地向我描绘着村庄未来的蓝图。

2019年5月31日，我再一次来到了这个村庄。短短一年时间，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几十幢三层高的联排别墅在浩瀚的华北平原上格外显眼。通往村庄的马路两旁是一条长长的文化走廊，壁上的图画和文字描绘了兰陵悠久的蔬菜文化历史。长廊的尽头立着一个巨大的牌坊。如果不是牌坊上写着“徐皇路”三个大字，我很难意识到，这是我一年前来过的地方。

这一次，在村里居住的二十多天时间里，我感受到了这个新兴的明星村落的受关注程度：每隔三五天，村里就有各级政府官员或社会团体来学习考察。6月1日，也就是我到村里的第二天，村里迎来山东省委副书记杨东奇率领的乡村振兴观摩团。村里人兴奋地告诉我：“这是打乾隆皇帝下江南从这路过以后，村里来过的最大的官了。”

徐皇路村的蝶变源于村里的“领头人”徐振东。1997年，21岁的徐振东携带300元来到上海，借了一辆三轮车贩卖蔬菜。经过二十多年的打拼，徐振东不仅在上海安家落户，还成立了自己的蔬菜加工和配送公司。

徐振东的成功引起了兰陵县地方政府的注意。在兰陵县驻沪流动党员党委的介绍下，徐振东于200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两年后返回家乡徐皇路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村集体组织成立了佰盟合作社，将村里三分之一（约500亩）的土地进行流转，由合作社统一规划建设蔬菜大棚，然后承包给村民种植。

在当地，种植一亩大棚蔬菜的纯收入在每年两万元左右，比传统的大田作物（小麦和玉米）要高出8-10倍左右。此外，合作社还建设了蔬菜收购市场，所获取的利润，部分返补给村集体。

通过种植高附加值的大棚蔬菜，发展合作经济，徐皇路村村民和村集体的收入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旧村改造工程也得以顺利开展。

目睹了徐皇路村的巨变后，向城镇镇委书记萧欣总结说：“农村要发展，还就是要有领头人。村里没有好的领头人，村民没有人带动，就很难发展起来。”

“领头人”是我在基层调研时经常听到的词汇。

“领头人”也被称为“带头人”，他们不是单纯的村落领袖，技术专家或行业权威，而是能够通过自己的示范作用带动其他人一起进步的人。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领头人”常常被比作火车头（“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或者是善于团结和鼓舞同伴的大雁（“领头雁”）。自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各种形式的乡村振兴运动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尽管具体的措施有所不同，但各地均将培育和发展“领头人”作为地方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

在兰陵，这一系列政策举措被总结为“四雁工程”，指以培养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为核心的“头雁”工程，以吸引兰陵在外能人返乡创新创业为核心的“归雁”工程，以培养本土种养殖专业大户为核心的“鸿雁”工程，以及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村电商企业）、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为核心的“雁阵”工程。徐振东的返乡就是“头雁”工程的重要成果。

“四雁工程”的名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二战后日本经济腾飞时推行的“雁行模式”，即由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为“领头雁”，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依次带动“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东盟诸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和“雁行模式”一样，“四雁工程”的核心目标也是要培养农业和农村的“领头雁”，通过他们的个人能力和影响力，辐射和带动其他村民。

而当代“领头人”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其以身作则的精神感染力，而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争取和聚集资源、在短时间内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因此，当代的乡村“领头人”大都是地方的“经济能人”。他们不仅本身具有杰出的商业头脑，还非常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徐皇路村的徐振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白手起家，显示出过人的商业头脑。回村以后，他捐钱给村里修通了道路，赢得了村民的信任。成立合作社的时候需要资金，而彼时村集体负债累累，徐振东便先行垫付了前期的500万启动资金。进行土地流转的时候，许多村民不同意，徐振东和几个村干部就带头先把自家土地进行了流转。

为了争取村民积极入社，合作社并没有强行扩大纵向一体化的程度（如统一购买农资和统一销售），而是依然保留了家庭经营的模式，农业经营和销售都由农民自己负责，所获得的收入均归村民自己，合作社只收取地租。

徐皇路村的“领头人经济”无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种成功进一步强化了兰陵地方政府培育和发展“领头人”的信心。从全国范围来看，这种以培育领头人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然成为了中国乡村振兴的主流意识形态。

对此，我们依然需要保持清醒的态度。“领头人”的强大经济和政治能量让他在地方上成为绝对的权威，使得他有能力在短期内为村庄带来显著的改变。这种变化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中国南方的许多宗族村落，“领头人”常常和地方宗族势力相结合，演变为横行一方的“村霸”。如何让“领头人”成为乡村振兴的推动者而非破坏性力量，这是决策者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本文编译自Sixth Tone: How China’s ‘Head Geese’ Are Changing Village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