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 | 被遗忘的二十世纪旅人蒋彝

蒋彝，一个对中文读者相对陌生的名字，却是英国继老舍和孙中山后得到名人故居挂牌纪念的第三位华人，同时得到了20世纪文学史学者陈子善的高度评价：“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至少有三位作家的双语写作值得大书特书，一位是林语堂先生，一位是熊式一先生，还有一位常常被忽略的：蒋彝先生。”陆家嘴读书会以“蒋彝：二十世纪被遗忘的旅人”为主题，邀请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中文学刊》主编陈子善老师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岗老师作为嘉宾与参与者谈话分享蒋彝及其作品。

“哑”行者

蒋彝画记的体裁与内容决定了其作品与本人的经历有紧密的联系。读书会开场罗岗教授即以蒋彝的自我称谓“哑行者”为切入点，展开了对蒋彝个人经历的讨论。罗岗介绍：“所谓‘哑行者’，就是到一个国家旅行，不懂它的语言，也不了解它的文化和民风民俗，只能用一种观光客的、他者的眼光沉默地观察，就像老外到中国来一样。这个视角可能就会产生独特的发现，因为长期生活在本土文化环境里的人容易熟视无睹。”蒋彝由于不通法文与日文，在日本法国等地是真正语言上的“哑行者”。但罗岗认为这“哑行者”有另一层文化身份上的意涵——蒋彝用英文写作，因此在英语国家并非语言上的哑行者，而是通过“哑行者”的自我定位，强调自己异文化的身份，这带给他看待周围事物的不同眼光。罗岗用《波士顿画记》中一个蒋彝与意大利人、爱尔兰人的对话片段来支持这一观点：“他们都在波士顿待了很长时间，爱尔兰人最早，说自己的祖先从爱尔兰移民到美国。他们说的是‘我的祖先’，而不是‘我的祖国’；他们在家里讲母语，出门讲英语。蒋彝觉得他们三个都是陌生人，来自异文化的，使用与这个文化不同的一种眼光来看待周围事物。”

陈子善教授联想到了当今国际与国内人民广泛移居他乡的现状。陈子善说，美国本身一定程度上是个移民国家，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在美国，在家说母语，出去和社会接触，就要说英语了。现在上海也面临类似的状况——上海作为国际化城市，有许多外国人居住、工作。他们在家说母语，而和中国的同事、朋友交往，总要学点中文。进一步，“所谓的‘新上海人’，在上海生活的外地朋友，出门说普通话，如果有语言天赋，再学一点上海话，生活就更方便了；回到家里，或者自己的同乡圈、朋友圈里，就说方言，广东人讲广东话，福建人讲福建话，湖南人讲湖南话，道理是一样的，文化背景有差异而已。”陈子善这番联想帮助读者与蒋彝共情，理解他的创作语境。

哑行者其人

陈子善随即介绍了蒋彝的生平。蒋彝是江西九江人，家境不很富有却也比较殷实。由于不适应官场，他1933年辞官拿着哥哥资助的一笔钱前往英国伦敦留学。蒋彝刚去时英语仅勉强可以交流，因此第一年主要用来学习语言。蒋彝会画画，但只是业余爱好，并未受过专业训练。他到英国的第二年恰逢伦敦举行“世界树木画展”，在英国朋友的建议下，蒋彝画了一幅竹子投稿，英国人感到新奇，被刊登于报纸。陈子善感叹道：“一个人的成功有多种因素，他（蒋彝）的机缘也很好。”后来又有人找到蒋彝，请他再画一点中国题材的作品。蒋彝就画了一幅鸭子，主题是中国的古诗“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而他的画最早引起了英国人的注意。次年1934年底，徐悲鸿和刘海粟到英国开画展，英国人开始欣赏到现代中国画的成就。据陈子善叙述，那时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主要是古画，现代中国画很少见。于是有人就请蒋彝写本书介绍中国画。蒋彝一开始说不行，自己没那个本事，一是关于绘画的知识不够系统，二是英文很差。英国朋友鼓励他，给他安排了一位懂中英双语的助手，帮助润色。于是他出版了第一本书《中国画》，算是很早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化的著作，很受欢迎，接着又出版了第二本《中国书法》。后者国内20世纪80年代引进了译本，比他的画记系列更早。

接着，陈子善介绍了蒋彝在英国创作阶段的第二个高潮——“哑行者”系列第一部《哑行者：一个中国画家在湖区》的大获成功。在《中国画》出版后，蒋彝有次去英国湖区度假，出发前收到英国一个出版社的约稿，请他写一部书，用中国人的眼光看伦敦。当时蒋彝已经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教书，正在犹豫是否写书。不料度假期间湖区的风光深深吸引了他，他觉得有一点像中国的山水，于是写了很多感受，拿回伦敦交给出版社。出版社因为篇幅太短而拒绝出版，蒋彝却执意希望出版。一番讨价还价后，出版社以“没有稿费，没有版税，只能在出版以后送给蒋彝六本书”为条件出版了这本《哑行者：一个中国画家在湖区》。关于书名，陈子善讲述了一个蒋彝事后回忆的有趣插曲：书名最早与后来的哑行者系列格式一致，为《哑行者在湖区》，但出版社却认为不行。“‘哑行者’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很暧昧，伦敦警察局可能会怀疑，一个外国人，不会讲英文，鬼头鬼脑地跑到湖区干什么？蒋彝解释了半天这个名字的深意，最后妥协了，改名《哑行者：一个中国画家在湖区》，为了让读者放心，这是一个画家，不是坏人，而且书里确实有很多的画。”陈子善解释道。

《哑行者：一个中国画家在湖区》出版后大受欢迎，第一版一个月内被一抢而空。很多重要的英国诗人写过有关湖区的优美诗歌，如今突然闯进的中国哑行者蒋彝以其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眼光而再次吸引了英国读者。从此蒋彝开始了他的哑行者系列，其中第二本就是《伦敦画记》，又名《伦敦杂碎》，描写蒋彝所看到的杂七杂八，他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细节。

“今天我们回顾‘哑行者’系列，里面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专门写英国，因为他一直在英国生活，对英国特别了解，写了六种关于英国的画记：《湖区画记》《伦敦画记》《战时画记》《约克逊国际画记》，还有《牛津画记》和《爱丁堡画记》。这是一个系列，基本上是在二战前和二战中写的。二战的时候蒋彝一直在英国，《伦敦画记》有两个题记，一是献给他已去世的哥哥，二是铭记1938年7月25日日寇入侵他的家乡九江。二战结束以后，从1955年开始，他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此后写了一系列其他国家的游记，包括《纽约画记》《都柏林画记》《爱尔兰画记》《巴黎画记》《波士顿画记》《旧金山画记》《日本画记》等等。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世纪文景新近出版了其中四本，最新的是《旧金山画记》。”陈子善介绍。

蒋彝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直到1971年退休，退休以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堪培拉大学都短暂地教过书，1975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回到中国，见到了许多年没见面的子女和亲戚，写了《重返中国》。那是中美还未正式建交，蒋彝由于是文化名人，才得到许可提前回国。但《重返中国》还未出版，蒋彝就去世了。

哑行者之眼

介绍完蒋彝的生平，陈子善与罗岗对蒋彝的作品及文艺成就进行了讨论。陈子善指出蒋彝创作体裁广泛，集诗人、散文家、书法家与画家于一身。罗岗进而提出了对蒋彝作品的分类问题——蒋彝作品主要属于散文类或旅行类，却也被放到美术类和艺术类。“可以说蒋彝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很多图书的插画是别人画的，而蒋彝自己画，而且作品中西合璧。他虽然不能算是大画家、大书法家，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比较好，所以书法和诗词都自成一体，他的画作是一种彩色的水粉画，装饰性很强，里面又有某种中国味，比如旧金山的渔人码头，许多游客去渔人码头吃海鲜，他就画了一幅中国画：渔人码头的螃蟹。让人联想到齐白石等人画的螃蟹。很多人到了国外，就会强调要画出异域风情，而他某种程度上回归了中国的味道。”罗岗说道。

这种融合产生的新形式实现了蒋彝带给英语读者以“中国视角”的初衷。蒋彝在《日本画记》中特别提到：我到一个地方，不仅用文字，还用我的画笔，创造了一种新的游记的形式，可以称之为“画记”。罗岗举例说明这种形式如何带给英语读者以中国的视角：“素描式的插画，画一只鸟或者什么小东西，再配上诗作书法。对外国人来说，英文可以看懂，图画可以看懂，而中国的书法看不懂，但是中国的书法本身就有一种图画性，看上去有一种特殊的美感。”

陈子善援引当时英国人对蒋彝的评价，称蒋彝是“中国之眼”，代表中国人的眼光。这种眼光代表了蒋彝这位中国哑行者面对世界各地异质文化的态度。站在当地人的视角，这哑行者之眼也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自己。

罗岗将蒋彝与石黑一雄、拉什迪等非英国本土英语作家相类比，指出他们都带有自己的味道、异域的味道：“蒋彝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能写出非常地道的英语，但是英国人可以欣赏这种风味。”在这个意义上，“蒋彝在形成文本的同时，实际上是创造了一种自己的文化身份。”罗岗总结道。

罗岗进一步指出，蒋彝的视角是中国的，但它不一定是特殊的或片面的。英国人里德爵士评价蒋彝时强调，蒋彝看世界，用一种简单明了的方法。旁观者清，作为一个他者，反而能够清楚明了地看到很多东西，提供很重要的视角。罗岗认为里德爵士想说的，正是蒋彝用一种简单、清楚、直接的方式表达出了许多书写相同地点的英文游记作者难以表达的微妙的东西。这些微妙的东西通过中国文化的视角被更好地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蒋彝让当地人也得以更好地理解他们自己。“这说明中国的文化艺术本身就具有某种普遍性，依靠中国的表达方式，也可以对西方的事物产生一套自己的描述。”罗岗说道。

在最后的提问互动环节，提问者希望二位嘉宾分享一些书中的具体内容。陈子善选择了《旧金山画记》中书写吃龙虾的片段：

“故意弄死龙虾的做法并不让我感到不安，因为它的味道说不出的鲜美。后来，我回忆起自己年幼在家时，每当我想看厨子做饭，祖母都会向我反复说起孔子的那句教诲：‘君子远庖厨。’她说，如果我看到食物是怎样烹煮的，吃的时候就没胃口了。我祖母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从来都不喜欢杀死活物做食物。年幼时，我被孔子的这句话深深感动。如今我却觉得孔子似乎想掩盖什么。他肯定就像我享受新英格兰新鲜龙虾一样喜欢吃东西。”（第143页）

“他不仅仅描述看到的景物和吃过的龙虾，还有很多的文化的阐发、引申、联想。这就是蒋彝的书跟一般的旅游指南不一样的地方，每一本书里都有这样的内容，不断穿插自己的回忆、经历、理解、想象，以及自己对文化的一些调侃和体会。等等。不能把蒋彝的作品当作旅游指南，它是一种文化史，应该以更宽广的眼光来看。”陈子善评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