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 | 出国留学，中国学生准备好了吗

“有一回，一位美国学生来办公室找我时，我向她讲起了自己关于中国留学生的新书项目。她脸上顿时写满了好奇，问道：‘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中国学生想在我们食堂打工吗？他们不都很富有吗？’

这位姑娘解释说自己是学校食堂的兼职主管，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学生的求职申请让她感到困惑。

我回答她：‘他们并不都富有。’

她不相信。‘真的吗？！但是为什么他们都要在食堂打工呢？’

我把这个问题带到了后来对中国留学生的访谈中。一位学生告诉我：‘食堂是少数我们可以申请兼职的地方。我们不能在校外打工。但许多校内工作，并不对国际生开放’。”

上述经历出自美国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Maxwell School of Citizenship and Public Affairs at Syracuse University）亚美研究项目主任和社会学副教授马颖毅博士的新书《雄心与焦虑:中国大学生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成功与挣扎》（Ambitious and Anxious: How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Succeed and Struggl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该书经过七年研究，涵盖美国五十多所高校和中国的八个高中，使用定量和定性的混合研究方法，探索和分析了中国本科生在美留学经历的多面性，特别关注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背景下家庭对学生教育轨迹和经历的不同影响。

Ambitious and Anxious书封。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计划于2020年1月出版。

过去十多年，美国高等教育机构见证了中国留学生数量的惊人增长。从2005年到2015年，来自中国的本科生的入学率增幅超过10倍。虽然特朗普上台后，政府的移民政策收紧，但在2016-2017学年，中国学生的入学率增加了6.8%。而在2017-2018学年国际学生总入学率下降的背景下，中国本科生的入学率仍然增长了4%，有14.8万多名中国本科生在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学习。

2005-2015年，在美中国本科生相对于研究生的大幅增长。文中图表均出自Ambitious and Anxious第一章，澎湃新闻经授权使用。数据来源: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

伴随中国留学生数量一起增长的，还有美国媒体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其中不乏 “刻板印象”。马颖毅在书中指出，美国媒体对中国留学生的报道与美国人对中国社会的看法有很大关系。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媒体喜欢关注中国的“新财富”和“暴发户”，比如穿着路易威登时装和驾驶兰博基尼的中国留学生。

这种对中国学生财富的关注助长了“威胁叙事”，并激起了美国同龄人的不满。然而，此类文章在报道中国学生群体方面缺乏多样性，特别是家庭背景多样性，同时也掩盖中国学生在学习及社交上的挑战和努力，和部分家长为孩子留学付出巨大的经济及情感方面的牺牲。

马颖毅认为，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大学生体现了他们所处的新时代和社会背景——即转型期的中国具有雄心勃勃，十分焦虑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也体现在他们跨越美国和中国社会两种不同教育体系和社会文化规范的经历上。

如果不能理解这些中国学生的“新”背景，美国社会可能误解他们的经历,美国大学可能无法提供给这些学生所需的支持。除了中国留学生提供的财政支持外，美国大学也并不能从这一群体获得应有的社会和文化财富。

面对美国社会对中国留学生的偏见，以及目前中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出国留学，中国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准备好了吗？留学目的地的教育机构还能为学生做些什么？最近，澎湃新闻采访了马颖毅，以下内容根据采访实录整理。

读美高，更容易进名校？

澎湃新闻：与以前中国赴美的留学生相比，您观察的90后留学生有哪些不同的特征？

马颖毅：对于现在的留学生来说，留学已经“去精英化”了，这种不同体现出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产及中上阶层的形成，他们有强烈的愿望，希望能让他们的阶层得以传递，这在中国现在教育市场的各个方面都能体现在出来，父母将他们的主要支出放在孩子的教育上。

我的量化研究样本里可以看到这种阶层的复制，超过80%的留学生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第一代大学生的占比不到五分之一。很多人觉得留学生都是富二代，其实不是，很多家庭就是工薪阶层，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学生父母的职业中，大学教授的排名靠前，也就是说中国的高等教育一线工作者把他们的孩子送出国。

此外，现在的留学生更年轻，也更富有，我的样本的平均年龄在19-20岁。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的统计显示，2007年是个拐点，在那之前赴美留学的中国本科生非常少，整个美国不到一万人。虽然在很多叙事中，金融危机是拐点产生的原因，但拐点其实发生在金融危机以前，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中产的崛起及美国签证政策的放开。当然，金融危机后美国大学财政预算缩减，需要留学生的资金，这让留学生的增长更加稳健。

澎湃新闻：您在新书中提到，一些量性调查的结果与质性调查的结果相矛盾或补充，具体指的是哪些方面？

马颖毅：其实我觉得矛盾是次要的，更有意思的是一些互补的信息。比方说，我在量性调查里做了一个回归分析，看什么样的因素影响学生能够进所谓的名校。在学生的普遍理解中，名校包括综合性大学排名前50，文理学院排名前20，我在书中就用这种对名校的定义。

其中一个变量是学生有没有在美国读高中，因为访谈显示，很多父母让孩子到美国来读高中的一个动力，是他们认为那样孩子进入美国的好大学的可能性更大。

我的回归分析结果是，读不读美高，对学生能不能进名校没有显著影响。

但是在对留学生的访谈中，很多人反思了读美高的挣扎与成长：虽然当时非常孤独，但是经历过那些孤独和痛苦，到了大学之后，他们觉得自己是有进步的，也就是说美国高中的经历对他们在大学的学习有促进作用。

这一结果也在量化研究中体现，比如说在美国读过高中的大学生，他们的英语更好，也更能交到当地的朋友。

所以，关于读美高好不好这个问题，并没有很简单的、对或错的二元答案。这也是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的帮助，让大家在这方面的思考更加的多元，因为教育的结果本身就是多面性的。

如何了解真实的美国

澎湃新闻：中国留学生渴望与美国同学交朋友，但成功的很少，除了通常说的文化差异之外，您的调查还有什么特别发现？

马颖毅：中国学生非常渴望与美国同学交朋友，可能从中国读者的角度来说，好像跟预设没有什么出入，但是从美国读者的角度来说，跟预设是有出入的，因为很多美国人的理解，包括很多媒体报道的都是中国留学生抱团，所以美国的老师和同学会以为，中国留学生不渴望交朋友。

我的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很多都渴望交美国朋友，但却因为种种障碍而没有机会。其中最明显的障碍就是语言和文化差异，但我还想指出其他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美国所谓的“新种族主义”——即基于语言、文化、以及国家背景产生的排斥，比如说亚洲人讲英语有口音，别人会觉得你的英语能力欠缺，而欧洲英语或者南美英语的口音，人家会觉得是异域情调。中国学生不可避免地会因此遭遇到不公正的对待。

第二点就是中国学生对美国的失望，这种失落感使他们在交友方面退缩。我分析了这种失落感的来源，其中有文化差异，比如美国是一个非常个人主义的社会，人与人之间距离比较远，而中国的孩子习惯集体活动，人与人之间距离比较近，学生在社交方面会感到失落。

另外这种失落感跟崛起的中国有关，很多留学生都来自于中国的大城市，在过去的一二十年得到空前的发展，到美国后空降在大“农村”，除了东西海岸一些大城市外，他们都觉得远远不及中国的城市好。很多孩子在采访中表达了对美国生活的不满、失望，以及现实与他们想象的美国的差异。他们对美国的想象都来自于受美国软实力的影响——大多来自于美剧和好莱坞电影，觉得美国是一个很精彩的地方，来了之后发现和想象相去甚远，这种失落感令他们很难产生动力。

当然，我也遇到过一些成功的例子，从中总结了一些规律。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来美国正式留学之前的准备工作很重要，可以采用多种渠道来了解真实的美国，比如和在中国的美国人多交流，打破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以降低留学后产生的失落感。

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变化。很多中国学生比较被动，老师不来找我，我不会去找他，在交朋友上亦是如此。在美国，主动非常重要，你要是不主动的话，会觉得这个社会很冷漠，一旦你主动，就会觉得这个社会很友好。一切都来自于学生化被动为主动，但要完成这样的转变需要系统地准备。

需要指出的是，学生的准备程度确实会受限于家庭的经济条件，但他们需要在有限的资源内有意识地去多做一些培养。其实现在在中国，即便不出国，也能接触到国外的资源、人和材料。

国际教育应是一个双向适应的过程

澎湃新闻：您2017年的编著《美国大学的亚洲留学生》中，有一章节是前密西根州立大学国际学生和学者部主任撰写的，他提到，在他们大学，认为自己准备好教更多中国留学生的教职人员只有24%。“没有准备好”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马颖毅：在任何学校，学生群体的结构发生巨大改变，教授没有及时得到足够的支持，学生又来自非常不一样的教育制度，“没有准备好”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美国教授上课的时候，对学生参与度的要求很高，特别是通识类的课程，学生发言是有机的组成部分。但是中国学生普遍参与度比较低，教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也就形成了刻板印象，即中国学生、亚洲学生都比较安静，他们不愿意讲话。

我在书中提的建议是，中国学生非常喜欢在小组里讨论，他们不喜欢在一大堆人面前演讲；他们喜欢有所准备的发言，不喜欢即兴发言。所以教授在教学时可以稍做调整，比如给学生一两分钟整理思路，在纸上记一些要点。我把建议告诉我的同事后，他们都非常乐意这么做。

另外，因为美国习惯小班教学，小组活动的时候，美国教授为了遵从学生的意愿，特别喜欢让学生自己分组，这出现了特别矛盾的现象，就是表面上中国学生愿意抱团，但其实他们不知道如何与不熟悉的美国学生组团，所以我建议教授可以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随机打组，这样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让学生遇到以前不熟悉的同学，一起合作，互相学习，这对所有学生都很有帮助。

澎湃新闻: 对于帮助留学生更好融入高等教育机构，机构还需要提供哪些支持？

马颖毅：对于留学生群体，主流的研究都强调留学生要适应当地文化，但我2017年的编著特别提出要推动这一范式的改变，因为我们觉得国际教育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美国大学虽然向来声称与国际留学生相互学习，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经常变成了一个单向的过程，如果学生适应不好，学校经常认为是学生的问题。

其实学校可以做很多调整，比如从招生开始就真正去了解学生的背景。美国的招生部门应该深入到中国，了解中国的教育制度，建立在地的合作关系，以招到更合适的学生。这一点有些美国大学做了，但很多大学都没有做，他们不愿意花费资源。相比之下，美国大学在招美国学生时，会与当地多所高中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因此他们对一些高中非常了解。

在调研中我看到，中国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在申请学校的过程中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包括金钱、精神。他们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能让孩子进美国名校。很多父母不了解，成天就看学校排名，但排名在美国只是指标之一，一个排名一百的学校，可能会有排名前十的专业。

而美国大学的招生部门也不希望中国学生在申请他们学校之前花那么多时间去刷SAT和托福考试来获得高分。的确，入学申请有分数的要求，但这个要求很多中国学生早就达到，他们陷入的是一场丛林的竞争，人为地抬高了门槛。

我认为，美国大学应该更积极主动地去帮助填补这种理解上的空洞，比如直接向中国学生和家长宣讲，与中国各地中学建立起伙伴关系，介绍他们的学校以及对学生的合理期望，而不是让中国学生和家长在黑暗中摸索，徒增焦虑，慢慢改变这种不良的教育生态。

除了招生之外，大学里的学生服务（比如心理咨询、宿舍管理），教授支持以及就业服务等都还有提升的空间。

为留学生做准备，教育机构还能做什么

澎湃新闻：您在国内的高中也做了一些田野调查，您觉得对于留学，学生们准备好了吗？

马颖毅：我的田野都在中国的国际高中里进行，没有去普通高中。我原来以为国际学校的学生都不参加高考了，应试压力会不会小一些？结果我发现他们的应试压力仍然很大，旧的考试（高考）被新的替代了而已，而且还有更多的考试，新的考试一年之内能考好几次。

很多国际高中在课程设置方面偏理工和商科，人文类的课程不够，这对学生在美国上人文类大学课程准备不够。一些学生甚至还逃课，放着现成的外教课不上，去校外上SAT、托福的辅导班。我采访的外教表示了自己的挫败感，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放着现有的优质教育资源不用，却另外花钱花时间到培训机构刷题。

但是总体上来说，毕竟有外教授课，而且已经开始了听说读写的强化训练，很多人到美国之后，感觉适应得还不错。此外，在国际高中做田野，我能感觉到学生跟老师之间很平等，师生之间的互动方式与一般的高中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国际高中可以做得更好，虽然这个空间仍然受中国当前教育体制的影响，重视应试，轻人文方面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