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唾沫星子漫天飞，仁宗被迫匆匆下殿

包拯，姓包名拯字希仁，民间昵称“包黑子”。

其实包拯一点也不黑。他面目白皙、清秀、俊朗，是标准的白面书生。他方脸阔耳，但并不魁梧，还有些矮，在当时算七尺男儿，用国际长度单位折算，只有一米六强。

民间传说中，包拯家世清贫，命运偃蹇，从小遭父母遗弃，由兄嫂抚养成人。历史真实中，包拯父严母慈，生活在一个健康、富裕、和睦的家庭环境中。

仁宗天圣五年（1027），包拯赴京考试，中进士。天圣五年的科举很有名，宋仁宗朝众多名臣名相出自这次考试，可谓人才鼎盛。这一科状元王尧臣，榜眼韩琦，探花赵概，以及吴育、文彦博等，都曾拜相，因此被称为“宰执榜”。以考试成绩论，包拯在其中毫不起眼。事实上，截至庆历朝，包拯在政界也毫无起色。

人们能够记住的是包拯是位大孝子。他考中进士后被授任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没多久，因父母年迈，毅然辞职，回家陪伴、赡养父母。

这一去就是十年，直到父母去世、守孝三年后，他才重登政坛，被任命知天长县（今属安徽）。

这一年是景祐四年（1037），包拯已经三十八岁。与他同年的王尧臣已为翰林学士；韩琦拜右司谏，为谏官；赵概入馆阁；吴育亦为谏官；文彦博任殿中侍御史。

十年时间，恍如隔世，我如燕雀，他人已成凤 。

然而这十年时间，并不一定是虚度。仁宗朝，在范仲淹、孙复、石介等的推动下，儒学复兴，讲究孝道，认为孝敬父母的人才会忠于君王。因此包拯甘于寂寞，辞官守孝，赢得一片赞誉之声，这为他复出之后的仕途打下坚实的基础。之后包拯一路顺风顺水，所到之处尽是坦途，很快与同年的精英分子比肩看齐。

他从天长治县，一跃擢拔为端州知州，而后为三司户部判官、京东转运使、陕西转运使、河北转运使、三司户部副使等，后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他又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走过了大多数同年需要一辈子走的道路。

他的仕途另辟蹊径，同样取得了成功。

民间传说中，包拯耿直、公正、不畏强权、敢于跟皇帝叫板，这一点倒是契合史实。

推倒张尧佐，就是包拯叫板皇帝的生动案例。

包拯加入弹劾张尧佐的团队。他上书说，我任三司户部副使时，对张尧佐这位曾经的上司太了解了。他平庸无能，占据要津，只会坏朝廷大事。况且，历朝历代，外戚专权的例子屡见不鲜，所以不宜赋予大权。

张尧佐也许不算能吏贤臣，但不至于平庸。三司使为计相，管理税收财务，地位在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之下，说擅权专权更是危言耸听。

不过宋朝的谏官们就喜欢这样危言耸听，似乎不这样不能显示出他们的耿介忠直。

谏官的套路仁宗皇帝已经司空见惯，因此将弹劾奏书扔到一边，不予理睬。

包拯与其他谏臣不同的地方，在于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毅力。一奏无效，再上一奏。皇祐二年（1050）九月，朝廷举行三年一次的郊祭天地大典。张尧佐趁此机会，滥发赏钱，拉拢人心。包拯上奏，说：国家财政危机相当严重，应该开源节流，充足国库，这一切主要倚仗三司使。但张尧佐专注权力，荒废本职，造成国家困敝，危机重重，这样的人不能胜任三司使这样重要的岗位，应该选拔有才能的人担任。

监察御史何郯家在成都，他以母亲年迈为由，请求改官知汉州（今四川广汉）。临行前，向仁宗上疏，语重心长：“张尧佐从一位在外供职的小郎官成为朝廷要员，不过五六年时间。虽然张尧佐也是进士及第，没有大的过错，但骤然被宠用，人们都认为是任人唯亲，不认同他的才能。现在张尧佐借三司使的职务之便，大肆发放福利，外面议论这是在拉拢人心，为进入二府做准备。如果真是这样，陛下任命之时，就是言事官死谏之日。到时候您势必面临两难选择，弄得两面不落好，怨声载道。不如收回张尧佐的权力，许他以富贵，对张贵妃和谏臣都有个交代。”

何郯一番话入情入理，迫使仁宗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为了避免朝廷鸡犬不宁，免去张尧佐三司使的职务，改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这“四使”，都是闲差、虚职，待遇不低、职权不高，其中宣徽南院使掌管内侍的人事档案管理，负责郊祀、朝会、宴享礼仪，以及一切内外供奉、都检的把关、监督，身份较为尊贵。

宋朝养闲人，以富贵换权力，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始，一直使用这个套路。

为了防止谏官继续纠缠不休，仁宗把敢于直言的监察御史郭劝调离，换成温和讷言的王举正。同时诏谕，以后外戚不可以进入二府，不得担任军政要职。通过这些措施，希望能让讨厌的谏官们消停下去。

但仁宗还是错了。在谏官们眼里，张尧佐似乎已经十恶不赦，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哪里能容忍他加官晋爵？即使是虚职也不行！

恰在这时，秀州（今嘉兴、上海南一带）地震，给谏官继续弹劾张尧佐提供了借口。

中国之大，小灾小患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可以熟视无睹，也可以借机生事，全凭朝臣一张嘴。

这次包拯以上天意愿说事，又上了一道长长的奏章，大意说：“上天发怒，迁祸于民，陛下执政肯定有过失。反躬自省，这些年最大的失政，就是提拔了张尧佐。换句话说，张尧佐是造成天怒人怨的罪魁祸首。张尧佐像清明之秽污、白昼之魑魅，陛下为什么要包庇他，上违天意，下逆人情，酿成危机？真为您感到痛心哪！对亲近的人，相处也要讲规矩，不能罔顾天戒，遗患于国家。”总之一句话：要想让上天满意，赶紧罢免张尧佐吧。

一向老实巴交的新任监察御史王举正也不是省油的灯，把他上任后的第一道奏章也指向张尧佐。王举正引经据典，从汉代帝王对后妃外戚的分封到本朝太宗处理这类事件的先例，表明任用张尧佐为三司使和“四使”的不妥。他说：“爵赏、职位，都是天下公器，不能私下授予后宫亲戚和庸常之才。”他建议追回对张尧佐新的任命，改任为地方官。最后，王举正要挟仁宗：“如果不能听从建议，陛下请罢免我监察御史，把我调到偏远地方任职。”

谏官们大多同一种套路，撂挑子是家常便饭。

谏官们已经红了眼，但仁宗皇帝无动于衷。不过谏官们有办法。退朝时，王举正要求百官留下来不要走，谏官要跟仁宗展开廷辩。所谓“廷辩”，就是当面与仁宗争谏，让大臣们评评谁有理。“廷辩”是朝廷赋予谏官们最后的权力，也是最有力的武器。试想，皇帝一人怎能说得过数十位靠嘴吃饭的饱学之士？因此，仁宗想竭力阻止廷辩，盛怒之下，说：“节度使不过是个粗官，有必要争论吗？”正是这一句话，让谏官们抓住了把柄。殿中侍御史里行（官职名称）唐介当时站在众人的后面，他扒开前面的人，噌地蹿到前排，质问仁宗：“你敢说节度使是粗官？你可知道，你的大爷爷太祖皇帝、爷爷太宗皇帝都曾做过节度使？今天你居然说节度使是粗官！”对先祖不敬，即使是皇帝也为天下所不容！仁宗吓了一跳，没想到自己挖了个坑，自己跳了进去。

这场廷辩已经不需要进行了，胜负已判。仁宗又不愿让步，于是起身便走。这时，最胆大的台谏官包拯真的出“手”了。他上前拽住仁宗的衣襟，不让仁宗回宫。二人就站在朝堂的出口处，包拯大声地给仁宗皇帝上一堂官吏任用中亲疏能庸的政治课。说到激动处，包拯唾沫星乱飞，二人离得又近，仁宗被唾沫星喷了一脸。包拯的口臭、体臭扑鼻而来，仁宗胃里一阵上翻，赶忙用宽大的袖子遮住脸、捂住鼻子，挣脱开匆匆下殿，跑回后宫。

仁宗有意改任张尧佐为宣徽使，曾向张贵妃吹风，张贵妃惦记着这事，每次仁宗上朝前，都不忘叮嘱一声“宣徽使”。今天要在朝堂宣布任命，不知结果如何，张贵妃一直忐忑不安，走出寝宫张望，希望早点得到消息。远远就看见仁宗狼狈而回。走到近处，仁宗不等张贵妃询问结果，指着脸上的唾液委屈地说：“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哪知道朕在朝堂上受的气。”张贵妃问清缘故，心疼丈夫，连忙让进屋里，端来热水为仁宗擦脸。仁宗感慨：“有包拯在，你伯父的宣徽使恐怕当不上了。”张贵妃是灵性之人，一面谢罪，一面安慰仁宗。承诺自己从中疏通，要求张尧佐主动辞去一些职务，以平息这场矛盾斗争。

最终，张尧佐的“四使”减掉两个，只宣布任命为淮康节度使和群牧制置使。

本文选自《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现代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