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朱苏力：如何说好中国故事？（上）

Editor's Note:

像PUP这样的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非盈利学术出版机构，始终在坚守着自己“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与思想碰撞”的学术使命。其中，说好中国故事，把更多中国顶级的学术成果推向世界，是保证这场交流碰撞不是在单向进行的重要一环。

为此，我们特邀PUP作者、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元讲席教授、长江学者朱苏力（笔名“苏力”）以“如何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中，说好中国故事”为主题撰文，从为什么中国？为什么故事以及什么意义上的“故事”？为什么“说好”？如何“说好”？四个方面与我们分享他的体悟。

朱苏力教授指出：“目前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话语是西方传统中的，许多概念、命题和理论都来自西方的经验。面对这一现实，如何说好中国故事，让中国人的经验和智慧能作为一套有经验根据的理论被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因为一个没有充分吸纳或整合中国经验的理论很可能有偏见，至少没法用来解说中国的历史和今天。”

我们将用两次推文的时间独家完整发布朱苏力教授这篇深入浅出、又辅以多个生动事例的文章，欢迎大家阅读后转发给更多朋友或在 PUP Academy 社群内进行讨论（添加PUP小书童为好友申请入群：PUPChina_Official）。本公号所有原创文章未经授权均不得转载，具体转载事宜，请在后台留言详询。

PUP 独家约稿：

原文标题：如何说好中国故事？——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中

作者：苏力

本文约5000字，阅读时长约15分钟

注：以下内容版权为朱苏力教授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

如何说好中国故事？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中

一．首先，为什么中国？

在近现代国际文化交流中，中国学人有多种选择。他/她可以向中国介绍外国学术成果，也可以自主加入西方的文化和学术传统中，研究西方的问题，并做出重要贡献。但在我看来，若仅就学术贡献而言，更可能会来自他向世界讲述和展现中国人的经验。因为这毕竟会是他/她最熟悉最丰富的经验。和物质产品的交换相同，各国各地人们相互交换的一定是外地产出的但对自己或多或少也有些特别意义的产品。恰如鲁迅先生所言，尽管他说的是文学，越是有地方色彩的，越可能是世界的。某一地方的经验不一定对其他地方的人都有意义，但如果还有些意义，那就是超越地方的意义。国际学术出版其实就是促成各地方的经验、智慧和信息的交换。

中国是这个星球上的文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唯一未曾中断持续至今的文明。20世纪以来，中国的巨大变革，完全可以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非但挑战了“历史终结”的信念和神话，也改变了近现代以来众多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自我评判。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智慧，无论以何种方式凝结，都可能对有智识意义，至少有参考价值。并且无论有无有效的国际传播，这种意义也一直都在。但随着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中国吸引了更多眼球，中国经验的意义日渐增加，加速释放，不仅有知识的意义，学术思想文化的意义，更重要的，还有社会实践的意义。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变革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可以为解决人类的某些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The Constitution of Ancient China

Su Li

Edited by Zhang Yongle & Daniel A. Bell

Translated by Edmund Ryden

ISBN: 9780691171593

朱苏力教授于2019年春天与PUP合作出版的书目

二．为什么故事？以及什么意义上的“故事”？

我觉得这是与跨文化的理解有关。

有许多学科的知识可以借助纯理论思辨展开，借助高度抽象的概念和逻辑，借助数学和其他众多自然科学。但人文社科研究会有不同，有些知识和学术是附着于本地实践、制度和文化发生的，很难直接翻译，只能借助本地语境中生发的概念、范畴、命题和理论才能表达和交流。即便有学者试图将之一般化、抽象化，力求纳入跨文化交流，但会有不少内容，至少一段时间内，仍会深嵌于特定语境中。

多年前，德国人类学家弗莱格就指出，长庚星和启明星指的是同一颗星（太阳系的金星），但至少在一些社会中某些人的心中，也即在两个不同语境中，是两颗星。要理解天文学上的这一颗星何以在他们心中是两颗星，就必须理解在他们心中有关我们通常称为金星的这个星球的两个故事。又如中文“家”这个概念。无论70年前中国人的“五口之家”，还是今天在中国占主导的“三口之家”，按中国古人的理解，都是“户”；昔日农耕中国的“家”，费孝通先生曾分析讨论过，其实是个小家族，是个绵延承续的事业社群。又有，英文中 crime of passion，在中国的普通人当中，至今仍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译作略带惋惜甚或褒义的“激情犯罪”，中性的“冲动犯罪”和极端贬义的“兽性发作”，分别指涉伴随了强烈情感的三类犯罪行为，隐含了中国民众对这些行为和情感的道德评判。

因此，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很难仅仅通过简单对应的语词来准确理解和把握他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在此，理解在不同程度地取决于理解者能否有效进入或想象一种陌生但可能的生活。许多跨文化的人文社科的研究和交流因此常常依附于一些故事——一些关于他者生活生存的整体想象，这是理解所依赖的语境。

用抽象的概念、理论来讲一件事则更困难，很容易简单化、教条化甚或意识形态化。如，若仅仅用改革或开放，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解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那肯定是枯涩的，很缺乏智识和学术意味。因为任何改革一定是具体的，在具体时空中以具体措施来应对具体的问题；不仅有一系列非常具体敏感的条件，常常也需要一系列精细的操作，有先来后到，甚至也有预先没有料到事后看来很偶然的因素。“改革”这个词无法传递大量重要因素，但一个生动的故事则可能传递更多精微丰富的信息。也曾有人把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经济发展，归功于儒家传统。一般说说也可以，但不能当真。因为在相当程度上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走出发生于古代农耕社会的那个儒家传统。

因此要解说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不可能用中国经验来演绎例证几个西方的经典理论命题就能完成的，确实需要在精细复杂的语境中展开生动具体的故事。不能选择性地讲一些零碎的或煽情的人和事，一定要讲一个在具体语境中展开的相对细致的故事。当然也不是事无巨细，不可能；有意无意，都一定会有也要有剪裁，但故事永远比命题有更多寓意。

但也应注意，在中文中，故事这个词往往有虚构或编造的意味。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文学艺术作品除外，一定要避免这种意味的“故事”。但也不是简单排斥想象和脑补。前面已说过，无论自觉不自觉，即便最注重实证经验的人文社科研究也必定有剪裁，并在这个意义上会有虚构和创作。甚至历史著作如《史记》也有不少虚构，鲁迅先生因此称其为“史家之绝唱”，却又称其是“无韵之离骚” ——赞扬中还隐含有限定甚至某种批评。诸多社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联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是学者脑补出来的，首先是虚构或猜想，即便后来被“证实了”或是回归分析的相关系数趋近1。甚至，亚里士多德曾根据历史记录的全都只是个别事实，而当时的文学/诗旨在描述普遍性实践，因此认定后者更接近真实。尽管如此，我还是强调，尤其是社科研究必须坚持经验主义传统。不能把讲好中国故事变成编故事，演绎主观意愿，或抒写个人的社会的愿景。其实除了译作“愿景”外，vision通常译作“幻觉”。

三．为什么“说好”？

强调要说好，就因为目前说得不好，尤其是同中国的古老文明相比，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年来的成就相比 。不仅很难让人听见，听进去；许多时候，就像题记引的那几句诗表述的那样，几乎每个识字的中国人都曾有过的那种窘境：有些汉字，我们确实知道意思，甚至感动了，但就是读不出声来，或一直读错了——在2018年五四晚上之前，在我心中，就一直把鸿鹄（hú）之志读作鸿（gǔ）之志，此前也曾长期把温情脉脉（mòmò）读作温情（màimài）。这是表意文字世界中读书人注定遭遇的，我不觉得有啥丢人的；拼音文字世界的读书人会有更多相反的经验：能拼读出声但不知其意，同样没啥丢人的。

问题是，为什么说的不好？甚或发不出声？因为目前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话语源自西方，许多概念、命题和理论都来自西方的甚或西方某一国家的特殊经验。尽管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学者的努力，基于中国经验的相关研究日益增多，其中由中国学人撰写的也日益增多，但总体而言，很多中国故事和中国研究，对西方普通民众或学人，仍然异己的，至少也是边缘的。许多看似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所谓的中国故事，非但附着于西方学术传统的，并因此是西学的产物，支持或验证的是西方理论。但也因此，对西方主流的人文社科研究来说，这些来自中国的或关于中国的学术，讲的故事，在这个知识生产和话语交流的大格局中，几乎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有时甚至真的只是一个文化多元的装饰性符号。在那些偶尔也会瞄一眼中国经验的西方学人看来，许多中国故事没啥新东西，没推进学术，更别说带来研究范式的变革。

是有西方学者的偏见，但又并不全是。主要还是因为许多来自西方社会和学术实践的理论、概念和命题与中国经验有距离；即便牵强附会，也很难有效解说中国的实践或经验。马克思主义当年预言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将发生在西欧的工业化国家。中国却是一个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小农如汪洋大海，很少工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后来中国革命实践证明成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曾被很多人，包括很多真诚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荒唐，因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但中国革命的胜利让我们今天完全不再为马克思本人的论断矫情；我们有了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根据其理想型法律分类，韦伯认为只有以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传统才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即便英美法，也有悖他认为最理想的形式理性法律类型，属于最不被待见的“卡迪司法（Kadi-justice）”。中国法自然也被很多中国学人归结为卡迪司法。这个分析在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理论中，逻辑很严谨，结论很雄辩，因此很流行。但韦伯的观点在经验上一直麻烦不断。不仅在英美法世界受到质疑， 在韦伯故土司法也有令人吃惊的反例。在东亚，从日本开始，紧接着是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大陆的经济高速发展，都一再挑战韦伯的理论。有华人学者试图修正和补充韦伯的学说， 但这类努力只是削足适履，想做的不过是韦伯的理论没错，只是韦伯或韦氏学人把英美或东亚社会的法律错误概括错了。

由于西方学术强势，对西方的一些经验也颇有解说力，因此，许多源自西方的理论很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为了学术积累也有必要首先假定其理所当然。但带来的副作用之一就是许多中国学人缺乏学术自信，言必称希腊，言必称罗马，言必称美国。只会引证，无力质疑。习惯于用西方标准，学术的、政治的，来衡量、判断甚至剪裁中国故事，并把中西的差异一律视为中西的差距，自然无心也无力理解和整理中国经验。许多所谓的中国故事其实只是，常常是，或更多是，对西方理论的例证。在当代中国的诸多文科院系中，很大甚至最重要一部分就是学术进出口，引介国外的理论，用中国经验附会，然后输出。非但“不能表达自己，只能被表达”， 中国常常被迫在某种特定的中西权力关系位置中被表达。

不搞进出口贸易的也未必更好，由于时代变迁，由于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国故事的受众也有了很大变化。因此，有时，即便努力了，学人也无法同当代的中国受众或外国受众有效交流。他们或者用中国传统的政治和伦理话语表述，让当今中外受众都不很明白；或者以当代的政策宣传话语交流，不仅容易让人猜疑，更难让人听进去；有时生硬的翻译语词甚至引发非常不幸的误解。这样的表述往往变成缺乏社会交流效果的自言自语。

其实，我相信，所有的中国学者都渴望受众，中外受众。除了极少数意识形态至上者乃至逆向种族主义者除外，中国学人不同程度地都尽力讲述了他们理解的中国故事了。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努力的效果欠缺。有时是发不出声来；有时，由于信号编码的差异，发出的也没法让外国读者听进去，并听得明白，暂且不说接受与否。怎么办？

但在转向如何发声，如何说好之前，我得先说一句，要说好中国故事，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当代的，最重要的其实真还不是，至少不只是，讲述，而是如何把当代中国的事做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故事总体上一定依附于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繁荣和昌盛，依附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有了这个前提，“说好中国故事”才可能成为一个有实在意义的国际文化交流的问题，才有中国故事的消费需求。如果当代中国做得很糟，就不会有多少中国故事的需求，也就大大降低了说好中国故事的必需。我们今天的最重要背景是，中国经济GDP世界第二，是国际进出口贸易第一大国，制造业第一大国。北美大陆上早已灭绝的印第安裴奎特人，没有任何必要说好他们故事？新西兰毛利人也许有说好自己故事的心愿，但除了喜欢异国风情的游客外，还有谁，需求毛利人的故事？

尽管如此，对我来说，说好中国故事的意义却不是，或主要不是，或不仅仅在于赞美中国。我更看重的其实是，这些中国故事中可能蕴含了某些知识和经验，具有更一般的意义，超越了中国，可能为遥远地方的他人分享。这就是所谓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或教训，或中国智慧或中国方案。我不是普世主义者，我说的只是可能。作为一个学人，我只是不愿从一开始排除这种可能。如果我说中国故事，那只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对于某些他人，可能有某种学理的或启发的意义。

（全文最后一部分“如何‘说好’中国故事？”将于下周在本公号发布，敬请关注！）

PUP 作者简介：

朱苏力 （Su Li)

朱苏力（笔名“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元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长江学者，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法理学教授之一，著有 Rule of Law and Its Indigenous Resources, Sending Law to the Countryside，以及 Law and Literature. 2018年，他与PUP合作出版的The Constitution of Ancient China 是“普林斯顿-中国系列”的第五本。

普林斯顿-中国系列：

自2006年，PUP就开始筹备出版“普林斯顿-中国系列”。专注于比较政治哲学、社群主义、儒家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贝淡宁（Daniel Bell）是该系列的编辑之一。

该系列致力于出版还未被西方读者熟知的中国学者的作品，这些作品将具有独特的视角和观点，为世界范围的读者提供理解中国的新思路。该系列将主要关注人文、法律、社科等学术领域，为读者们提供了解中国历史发展历史发展、现代社会、艺术文化、外交政策以及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的顶尖学术作品。

目前，“普林斯顿-中国系列”已经出版了六本书，除北大法学院教授朱苏力外，其作者还包括顶尖外交政策专家阎学通、香港大学教授陈祖为、著名建筑史学家傅熹年、儒学家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