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尼阁“七千卷”：明清之际的西洋视觉启蒙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除了京师、湖广、山东等地的水旱饥荒，云贵、河套、东北边疆的小骚乱，在中国历史上， 实在是平淡无奇的一年。这一年，40多岁的万历皇帝，与230多岁的大明王朝，都已经走过了他们生命三分之二的时光，还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满洲各部正在努尔哈赤的逐一攻破下走向统一，更不用说远隔太平洋的北美新大陆上，英国人刚刚建立了一块名为“处女地”（Virginia）的殖民地。此时，已经离开家乡快30年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仍然没有放弃有一天能够面见中国皇帝的梦想。这个博学的意大利人， 在中国学会了流利的官话，能熟练书写文言书面语。就在这年春天，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终于付印出版，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这本书，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将成为中国人学习数学最重要的启蒙读物，正如此时刚中进士的徐光启无法预知他日后将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此时的利玛窦也无从知晓，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中国传教事业，将要交付到与他同样踏上远东行程的一批又一批后继者手中。其中，一个名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的比利时人，不止一次踏上跨越亚欧两大洲的凶险航程，将沉甸甸的行李带到中国，史称西洋图书“七千卷”。

还是这一年初春，而立之年的金尼阁，踏上了与前辈利玛窦29年前相同的海上航线。今人也许很难想象，当时选择这样的旅途，要冒多大的生命危险。16、17世纪时，东西方交通的条件非常恶劣，海上风暴是家常便饭，就算躲过了狂风暗礁， 还要面对各个海域里海盗不时的出没。据统计，仅1552年，从马六甲向东北航行的船只，就有三分之一遇险。即便侥幸躲过这些外部威胁，在船舱里，因水土不服、瘟疫患病者，也往往使一船人损耗多半。面对前途未卜的航行，几乎每艘航船上都载有传教士，他们既是船员的心灵告慰者，帮助船员渡过一段段生死未知的航程，同时也肩负着拓展基督教海外世界，抗衡日渐壮大的异教世界的重任。须知在教育尚未普及的时代，传教士们往往又是博学的学者，他们一面享受着受教育的特权， 一面垄断着知识的阐释权，是当时欧洲先进文化的传承者、探索者和传播者，金尼阁就是其中之一。他17岁进入耶稣会初修院学习，成为文学学士，又顺应当时西方的时代潮流，加入远东传教的受训队伍。终于，在而立之年，搭乘“我主耶稣”号 船，航向东方。

金尼阁的这次首航历时两年，从里斯本港出发，经大西洋绕道好望角，在中转站印度果阿短暂停留，继而经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终于在1610年抵达澳门，并于同年底进入中国大陆。紧接着，金尼阁从广东肇庆经南京、杭州一路北上，一年后（1611年）到达北京。此时利玛窦已逝，中国教区交由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59-1654）主持。仅在中国停留两年后，在龙华民的安排下，1613年2月，金尼阁再度踏上艰苦的海上航程。这次他从澳门启程，一年零十个月之后，经由印度、波斯和埃及，抵达罗马，此行目的除了向教皇汇报利玛窦时代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成果，还有一项就是从基督教世界筹资购书，运回中国，建立中国的西文图书馆。

1618年4月，金尼阁再次从里斯本出发，携带“七千卷”藏书，航向中国。这次航程与11年前航线相同，也同样充满了凶险。包括金尼阁在内，此次同行共有22位耶稣会传教士，他们是由罗马教廷在权衡各国利弊后，精挑细选派往中国的各国传教士精英代表，其中有葡萄牙人10名，比利时人5名，意大利人3名，德国人4名。经两年多的航程，他们绝大多数都死于航程中的瘟疫、海上风暴和海盗的袭击，抵达中国后，只8人幸存，其中就包括再度被幸运之神眷顾的金尼阁，和后来被清初顺治帝尊为玛法的德国人汤若望。在当时恶劣的交通条件下，除了追求商业利益的商人外，大概也就只有满怀宗教热情的传教士，能够克服艰难险阻，以超人毅力，漂洋过海来到东方。然而，在这两类人中，商人以牟利为目的，不会愿意将有限的行李和交通空间献给沉重的精装插图书。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有当时集学者与宗教笃信者为一身的传教士，接过这一重任， 成为那个时代向东方传播西洋文化的拓荒者，这是中外交通史和“西画东渐”历史上值得书写的篇章。

终于，1620年7月，经两年零三个月的海上航行，携带着沉重而精美的“七千卷”西文书籍，金尼阁再度回到了阔别五年的中国。从此，直到10年后逝于杭州，金尼阁再也没有离开这片土地。

序曲 ：印刷术革命与西画东渐

从15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制作成本大幅降低，出版印刷业在欧洲发展起来。到16世纪初， 印刷厂已遍布整个欧洲，印刷物的大量出现和传播，挑战了教廷控制《圣经》的绝对权威，对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新的传播媒介不仅为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新教徒所用，也成为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徒的传教工具。在欧洲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初，就有重视书籍并随身携带的传统。利玛窦曾在其中文著作中道出书籍在传播信息方面的重要性：“一人言之，或万人听之，多则声不暨已；书者能令无量数人同闻之，其远也，且异方无疑也。”

1575年，明朝政府与驻守菲律宾的西班牙当局在共同搜捕海盗的行动中，一度达成和解，包括拉达（Martin de Rada,1533-1578）在内的两名西班牙奥古斯丁修士以使臣身份出使明朝，在福建停留约3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拉达不仅随身携带了书籍，还向中国官员展示了装饰有十字架、耶稣、圣母和使徒图像的书签。对于书籍的重视还体现在拉达从福建带回的大量中国书籍上，这些书籍涉及造船、宗教、历史、法 律、中医、天文等各个领域。1579年包括阿尔法罗（Pedro de Alfaro）在内的4名方济各会士悄悄潜入广州城，他们携带的行李中也有书籍和圣像的记载。

16世纪，当文艺复兴运动已遍及西欧诸国，中国正值明朝中后期。晚明出版业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在尚奇风潮下，出版商纷纷在图书题材和艺术手法上求新求异，以提升商业竞争力。此时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洋书籍和插图不断进入中国，新奇的西洋图像成为抓人眼球的视觉元素，受到出版商的欢迎，改编后收录在民间出版物中，对晚明以来中国视觉文化的转型产生着直接的影响。然而，在17世纪以前，西文书籍输入中国民间，还远没能形成规模，这种情况直到耶稣会士金尼阁携“七千卷”西洋图书入华，才得到了大的改观。这一次东西交通的繁荣，一直持续到清初雍正朝的全面禁教。期间西洋图书的大规模入华，带来了明清之际的西洋视觉启蒙。

先声：利玛窦与西洋图书入华

16世纪欧洲天主教会中，新兴的耶稣会更注重书籍装帧的精美和插图的丰富程度，在创始人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的带领下，耶稣会形成了重视教育、重视书籍出版、重视绘制圣像和印刷插图的传统。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1543-1607）等人在1579-1582年期间曾多次进出广州城，随身携带的物品中就有装帧精美的插图本圣经故事书。罗明坚和利玛窦等人都曾多次在信中要求罗马教廷寄来插图书籍，因为“中国人是甚喜爱看图画的…… 这样很容易解释介绍给他们”。在信中，他们反复强调寄来的书籍要“精印”，且“装订必须精美”，以便通过这些书籍，向中国人展示传教士也来自诗书礼仪之邦，从而与中国人印象中野蛮的西班牙商人划清界限。

早在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抵达肇庆时，他们就携带了几箱包括宗教、天文、数学、地理、建筑在内的西文书籍，这些书籍各种开本大小兼备，丝绒封套、镀金镶边、银勾装饰， 装帧印刷皆十分精美。17世纪初，利玛窦在书信中多次提到他的藏书，后来建于北京的南堂图书馆此时已初具规模，其中更是不乏精美插图本。书籍中印有插图，这在欧洲被认为是对该书神圣地位的肯定，插图本自然就成了传教士从欧洲出发、准备携带图书时的首选。

晚明文人顾起元在南京出版的《客座赘语》中，就有对其所见西文图书的描述：“（利玛窦）携其国所印书册甚多，皆以白纸一面反复印之，字皆旁行；纸如今云南绵纸，厚而坚韧，板墨精甚。间有图画，人物屋宇，细若丝发。其书装钉如中国宋摺式，外以漆革周护之，而其际相函用金银或铜，为屈戍钩络之；书上下涂以泥金，开之则叶叶如新，合之俨然一金涂版耳”。可见，传教士所携图书不仅纸质上乘、印刷精美、装帧华丽， 而且，其中不乏“细若丝发”的描绘人物、建筑的插图，这些 都给当时中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利玛窦逝世后，耶稣会士金尼阁在欧洲为中国筹备图书馆藏书时，也倾向于选择装帧豪华的大开本，其中自当不乏精致的铜板插图。然而，1616-1623年的“南京教难”期间，内地教堂被关闭、捣毁者无数，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当时身在南京的曾德昭神父说，“我们的房子、家具，尤其是所有的书籍，都被洗劫一空”，这里提供给我们两方面信息：首先，在教难之前，南京教堂就已经拥有一批西文书籍了，很可能就是顾起元在南京所见之西文插图书；但是，这些书籍在17世纪初期的教难中遭到了毁坏，未能留存下来。那么，明清之际除传教士随身携带、或由教廷和教会不断向内地寄送的书籍外，有记载的西文书籍大规模入华就是金尼阁携来的“七千卷”图书。

华章 ：金尼阁携“七千卷”始末

1613年，接替利玛窦担任耶稣会中国教区会长的龙华民， 派金尼阁返回罗马，向教廷汇报耶稣会在华传教的进展，其主要目的是请求教廷准许耶稣会内部建制、将中文作为一种传教语言、增派传教士、寻求经济资助、收集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以及申请在中国建立“堪与欧洲第一流图书馆相媲美的中央图书馆”，此外，还准备在南京等地建立规模较小的图书馆。经过长途跋涉，金尼阁于1614年底回到罗马。

实际上，在金尼阁从中国启程之前，龙华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详细的申请在中国设立图书馆的计划，其中第一步就是说服教皇同意设立并资助北京图书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金尼阁将利玛窦遗著《基督教远征中国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即《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进呈教皇， 并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Augsburg）出版。鉴于耶稣会在华传教取得的巨大成就，教皇很快就同意了在北京设立图书馆的建议，并捐赠了约500卷图书，此外，教皇和其他的耶稣会会长每人还捐赠了1000枚金币用于购书，显赫的美第奇（Medici）家族和哈布斯堡（Habsburg）家族的达官显贵们也都纷纷献上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在这笔捐款的资助下，从1616年5月开始，金尼阁离开罗马，先后到达当时欧洲的图书出版中心里昂、法兰克福、慕尼黑、科隆等地，购置了大量图书，还由里昂出版商卡登（Horace Cardon）将教皇赠予的500卷图书加以“豪华装帧”，一律采用大红封面，加印教皇纹章和烫金书名。期间，金尼阁还收到了许多作家和出版商赠送的书籍。在里昂，金尼阁和后来一起到达中国的耶稣会士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参加了法兰克福一年一度的图书展销会，然后经由科隆到达布鲁塞尔。此时，教廷终于批准传教士可用中文译写圣经，这为日后中文圣教图书的大量出版提供了合法依据。

1617年1月2日，在布鲁塞尔，金尼阁曾给中国耶稣会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明他这次欧洲之行的最大成就就是收集了一批书籍，这些书籍和天文、数学仪器的总价值高达1万金币。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及其工作室绘制的两幅穿中国服装的耶稣会士画像，可能就是在金尼阁游历弗兰德斯（Flanders）期间，以金尼阁为模特创作的。金尼阁的“购书之旅”止于布鲁塞尔，没有继续进入当时因宗教战争而贫困的低地国家，为了避免传教遭到当时已经兼并葡萄牙的西班牙腓力三世（Felipe III, 1578-1621）政权的干预，金尼阁也没有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因此，这批由耶稣会士后来带进中国的图书中，并没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出版的书籍。

1618年4月16日， 金尼阁从里斯本出发，1620年7月22日到达澳门，我们在开篇就提到了这段航程的艰辛和生死未卜，整个船上的传教士只有三分之一幸存，金尼阁就是其中之一。但此时，历经千辛万难终于携书回到中国的金尼阁却发现， 中国正值激烈的“南京教难”期间，政府明文查禁洋教，耶稣会北京住所已被关闭，包括大量书籍在内的耶稣会在南京的财产也被没收。直到1623年以后，耶稣会士才再次进入北京，这批书可能就在这之后运到了北京。

关于这批图书的数量，金尼阁并没有留下记录，一般采用与金尼阁同时代的李之藻、杨廷筠等中国学者、教友的记述，称其为“七千余部”。1623年，李之藻为耶稣会士艾儒略所著《职方外纪》一书作序，其中提到“金子者赉彼国书籍七千余部，欲贡之兰台麟室，参会东西圣贤之学术者也”，并对此举称赞道，“异国异书梯航九万里而来，盖旷古于今为烈”。在1628年刊行的亚里士多德《宇宙学》中译本《寰有诠》的序言中，李之藻再次提到，“我明天开景运……时则有利公玛窦浮槎，开九万之程；既有金公尼阁载书，逾万部之富……文明之盛，盖千古所未有者”。对于李之藻前后所记金尼阁携来“七千余部”还是“万部之富”这一数量上的矛盾，杨廷筠早在成书于1621年的《代疑篇》中就给出了解答：“金尼阁远来修贡，除方外物，有装璜图书七千余部，重复者不入，纤细者不入，若然并国中所有即万部不啻矣，此非可饰说也。书籍现顿香山澳，已经数年，为疑 议未息，贡使难通，俾一朝得献明廷。”可见，杨廷筠也认为金尼阁携来“装潢图书”应为“七千余部”，如果再加上重复的和篇幅太小的版本，总数应当不下万部。此外，从杨廷筠的记载中可知，1621年金尼阁仍受到1616年由沈榷发起的“南京教案” 之波及，只能携其书滞留澳门；虽则如此，内地教友如杨廷筠等人早已闻听此事，正翘首以盼朝廷为传教士翻案，以便将这批图书献于明廷。可见，即便是禁教和教难期间，内地和海外 的信徒们仍保持着某种联系，互相传递着宗教和文化上的信息。

根据原北京北堂图书馆馆长惠泽霖神父的考证，到1949年，金尼阁携来图书仍有757种629册藏于北京北堂图书馆中， 考虑到这批图书经年的迁徙、出借和损毁，惠泽霖和钟鸣旦都认为，金尼阁所携图书应当比629卷要多一些。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学者对这批图书所谓“七千卷”的“夸张”描述呢？惠泽霖神父认为，这种描述可能基于中西文书籍的大小比例来估算的。金尼阁所携图书多为大开本，不仅每页文字印刷密度高， 其页数也往往是中文图书的10倍以上，因此，可能在中国人眼中，金尼阁所携来的一卷西文大部头图书，就相当于十卷中文图书。为了向不能亲眼见到这些图书的中国人更直观地介绍， 金尼阁本来的近700册书籍就被描述成“七千卷”了。

余音：晚明西洋插图书的影响

那么，这些书籍中究竟有多少插图书籍呢？根据晚明学者、基督教徒王徽的记载，这七千卷图书中，仅“奇器之图之说者” 就有“不下百余种……阅其图绘，精工无比，然有物有像，犹可览而想象之”，可见金尼阁携来的插图书籍不在少数，且绘制精美、写实，使人通过图像即可想象到描绘的器物和场景。中文出版物《奇器图说》就是根据金尼阁所携“奇器之图之说者”选译，由传教士邓玉函口授，王徽笔述并摹绘而成，1627年发行。这本书被称为“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著作，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书中，也给予这本书高度评价，称作者王徽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工程师，是类似文艺复兴时之第一人”。书中保留了西文原书中用“ABCD” 作为标识的习惯，这种新奇的图示方法，“在当时诚一诧异”，《四库总目提要》对其批语为“荒诞恣肆不足究诘，然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时人称之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事”，可见此书绘图之新奇和器物之精巧给时人带来的震惊。而在王徽看来，这本被后人誉为“中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的著作， 也不过是西儒携来图书之“千百之什一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钟鸣旦认为，金尼阁的“七千卷”图书对 17 世纪文艺复兴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影响深远。

1623年以后，金尼阁所携图书终于辗转运到北京，存放在利玛窦创建的图书馆中。到18世纪初，南堂图书馆的历史、圣经诠释、神学、数学等方面书籍齐全，已经是一座相当完备的图书馆了。后来，南堂藏书与其他存于北京的基督教藏书合并， 构成了今天著名的北京“北堂藏书”的雏形。在这批藏书中， 有许多西文建筑书籍，其中应当不乏各种精美的插图，比如，1615年出版的斯卡莫奇（Vincenzo Scamozzi）的《建筑理念综述》（L’ idea della architettura universale）、1590年在威尼斯刊行的著名的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1590年出版的乔万尼 · 鲁斯科尼（Giovanni Rusconi）的《论建筑》（Della architechitettura）、1570年出版的帕拉迪奥（Andrea Palladio）的《建筑四书》（I Quattro libri dell’ architettura）、1562年出版的维尼奥拉（Vignola）的《建筑五大柱式的规则》（Regola delli cinque ordini d’ architettur）等。除了关于西方“奇器”的插图书和建筑图书外，介绍世界风光的图书也为数不少，这些书都极受中国人喜爱。其中，布劳恩和霍根伯格（Braun and Hogemberg）六卷本《世界的都市》（Civitates Orbis Terrarum）一书中还有对开大小的铜版画插图， 这部介绍世界各地城市和国家的多卷本丛书，于1572-1616年在德国科隆陆续出版。这部欧洲新出版的畅销世界风光图册， 约于1608年开始，就已运达南京。

这些装帧精美的西文插图书籍有助于传教士彰显其文化水平、赢得知识阶层的尊重、提高社会地位、建立与中国人的友谊，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铺平道路。与托钵修会不同， 耶稣会士在赴华前，大多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具备深厚的人 文科学素养，当这些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有了一定了解之后，他们认识到，在中国“无论大小事件无不由上司决定”（利玛窦书信），因此，他们比较注重与士绅贵族、皇亲国戚交好，与其他入华修会相比，更倾向于走上层路线。耶稣会 士与中国上层人士的“关系”也被认为是明清之际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一个保障，而书籍则成为耶稣会士打通上层“关系” 的重要媒介。

一方面，书籍是文化身份的象征，有形的书籍所承载的无形文化吸引力，为传教士进入中国文化圈提供了敲门砖；另一方面，书籍作为有形的物质存在，又不像其他如宝石等“西洋方物”那样显得过于昂贵，因此，书籍和图画等纸质媒材往往是传递“友谊”的绝佳“礼品”，而不至于使接受方有被“贿赂” 的压力，有位肇庆知府王泮就曾将一幅圣母画像搬回家让家眷观看，但拒绝接受作为礼物的欧洲花边手帕，以示其清正廉洁。利玛窦1595年在南昌送给建安王朱多节的礼物中，最为建安王喜爱的就是两本书。这两本书“以欧洲样式装订、用日本纸张印刷……纸很薄，但极坚韧”，其中一本就是关于天文地理的西文插图书作，书中附有世界地图和九大行星图等“图画”。为使建安王看得明白，利玛窦还特意为这本书标注了中文解释，这与后来汤若望向万历皇帝进呈有中文说明的羊皮卷画册如出一辙，都推动了西洋文化的中式转译进程。

17世纪初“南京教难”期间，各地教堂也都遭到了冲击， 但由于各地开始反教的时间不同，南京教堂及图书被毁的消息， 可能很快传遍了其他教区，为此，各地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西文书籍等物品的损失。北京传教士可能在教堂关闭之前就已经着手转移藏书，惠泽霖神父认为，有一部分书可能由看管利玛窦栅栏墓地的两名中国教徒藏匿起来， 但这些书的具体数量和种类，都没有记录下来。17世纪中期以后，法国耶稣会士纷纷进入中国，南京成为他们入华的“培训中心”，在这里，传教士们建立了一座很好的藏书馆。

早在书籍只能以稀有手抄本传世的中世纪，欧洲一些大的修道院和教堂图书馆就有向公众开放阅读的传统。希冀在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并最终促使中国人改宗的传教士们，也将这一中世纪图书馆的传统带到了中国，书籍不仅成为赠予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礼物”，不仅在传教士内部传阅，还向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开放，因此，其产生的影响就绝不仅限于宗教领域。

16世纪末、17世纪初，传教士就已经数次向中国人展示过西洋“建筑透视图”和“人体解剖图”。根据裴化行（Henri Bernard，1889-1975）等人的研究，利玛窦等人初到肇庆之 时，曾多次在“茶话会”上向中国官员和学者展示西文书籍，其中，西方建筑插图特别吸引中国人的注意，他们“觉得很是危险，因为一所一所的都是层层的高楼”，但同时，也有人大为 称奇，表示“愿意学习西洋的远景画法”，因为“它是和中国的画法丝毫不相同的”。而中国学者、兵备佥事毕拱辰则记述了 传教士邓玉函向其展示西洋解剖图的一次经过，“时先生出西洋 人身图一帙相示，其形模精详、剞劂工绝，实中土得未曾有”，后来在传教士的帮助下，毕拱辰将这部西洋解剖学著作译成中 文《泰西人身说概》，与《人身图说》合订，是中国最早的西方 解剖学译著。毕拱辰作序称，宋庆历年间，也曾有人解剖犯人， “ 使医与画人一一探索，绘以为图，事与泰西颇类”，然其“精思研究”不及西士，可见此种解剖图不仅施用于医者，也为中 国的“画人”所用。

展示“西国之画”往往成为传教士吸引中国人入教的一种有效方式，甚至关于西洋绘画的理论，最早也是由传教士向中国人讲述并形成专著的。162年，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ois Sambiasi，1582-1649）出版中文《画答》一书，就被认为是 利玛窦之后讲授西画理论的第一篇专论。书中开篇就讲到，中国人对传教士的兴趣始于西方人物画：“中士问于西先生曰：西国之画人也，灵气烨然如生，先生必能言之，可得闻乎？”毕方济答道，画的作用乃抑恶扬善，“画恶鉴也，画善法也，师善省恶，画一得二，践形省貌，人可合道”，此外，在具体构图上，画要上宽下窄，“上宽者仰承，自天休美，下窄者于世间事仅存一点”，最终目的是向上通达至无形之灵，而向下摒弃肉欲俗世之贪念。实际上，《画答》通篇是借解释如何画好人物画之名， 讲述基督教的宗教哲理。最后“闻者服先生之画之神”，被毕方济所讲宗教哲理吸引，“以为身律”，不再研究“西国之画”，而一心向教了。

结语

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认为，在中国，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版画和插图书，比油画和教堂壁画产生了更为重要、更为广泛的影响。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2014）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17世纪中国山水画明显地受到了西洋插图版画的影响。正如利玛窦所说，“让中国人直观地看到事物，远比单纯的语言有说服力”，生动而丰富的插图，往往比单纯的文字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这些西文图书中的插图，与中国传统视觉方式不甚相同，更能激起深受晚明“尚奇”风潮影响的中国读者的好奇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历经千险万难到达中国的珍贵孤本插图书，只有被转印成能够较大规模复制的中文译本时，才有可能大范围影响当时的下层知识分子以及普通人的文化生活。毕竟，带入中国的西文原本不多，传播方式和范围都十分受限； 另外，解说图片的西文往往不能有效引导中国人按照传教士希望的方式“正确”解读图片内涵。鉴于此，在接下来的大半个世纪中，经由中国艺人和工匠的刻印，多个版本的中文插图本《福音故事图像》（Evangelicae historiae imagines）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历史背景下被大量印制出来，成为晚明基督教图像出版物尤其是基督教教义插图书的母本，在不同派别的中国信徒、文人学者及社会底层民众中传播。这些中文转译图像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视觉建构功能，无论是在受众的人数上，还是在对日后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和误读中，都是不容忽视的。

到17世纪末，仅耶稣会在中国就已有教徒30万人，即便宗教故事图册不像今天的《圣经》一样在教徒中人手一本，至少，在各地区的小型教会中应当都存有一本或几本这样的书籍， 以供祷告、弥撒和默想之用。尤其对耶稣会成员而言，其创始人罗耀拉在类似于会规的指导手册《神操》中特别强调了“默想圣经”的修行方式，其中对圣像和插图的“观看”，是“默想” 得以进行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在下层民众中，通过书中的插图理解教义，也往往比文字更为直观便捷。在这个意义上，经由中国画工的再创造，在西文插图本的基础上，中国出版的基督教插图书以其不同于传统的图像表达方式，参与着明末清初中国视觉现代性的进程，构成了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中无法抹去、却往往被忽视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