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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丝绸之路上的写本文化与多元文明

单单胡康

2019-09-07 09:59

来源：澎湃新闻

2019年6月15日—16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主办的“丝绸之路写本文化与多元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汇集了50余位国内外顶尖学者，在两天的会议中，学者们围绕丝绸之路、写本文化、多元文明三个关键词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场精彩纷呈，启发不断，堪称近年来丝绸之路研究的一次盛会。

参会学者合照

15日上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黄洋首先做了开幕致辞。黄洋表示，在“一带一路”政策的推动下，近年来国内逐渐掀起了一股丝绸之路研究的热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一直有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传统，从此前的章巽到现在以余欣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学者，都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的研究前沿，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希望能与国际各学术机构继续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的研究。

之后，会议召集人余欣就本次会议的主旨做了说明。余欣表示本次会议旨在聚集世界一流学者，以丝绸之路出土写本与文物为基础，围绕中古时代世界图景生成的历史进程以及多语言写本在文明建构中的意义等议题，探讨东西交流视野中的物质文化、知识传播与信仰实践，从论域、方法和个案研究等方面多层次地丰富对于丝绸之路在世界文明互动交融作用的理解。

会议开幕式

第一场

本次会议的首位报告人是著名的回鹘文献研究专家Peter Zieme（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Zieme教授一直致力于吐鲁番等地出土回鹘文写本的研究，在回鹘文摩尼教文献和佛教文献研究上贡献卓著。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佛教写本中，蒙元时期的畏兀尔写本占了很大比重，Zieme教授此次即为我们带来了他关于畏兀尔佛教徒的最新研究，其报告题目为《蒙元帝国的多元文化精英丛考》（Some Notes on Multicultural Elites in the Mongol Empire (Yuan)）。蒙元时期，畏兀尔佛教与汉地佛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次报告，Peter Zieme选取了五位具有代表性的蒙元畏兀尔精英，结合西域回鹘文书以及汉文史料还原了其在华活动的历史面貌，并重点谈到了小云石海崖，他认为，汉文史料中出现的贯云石很可能是他的汉化名字。

Peter Zieme

第二位报告人是波波娃（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波波娃是国内学界较为熟悉的俄罗斯学者，此次的报告题目为《中华帝国对西域边疆地区的管理与Н.Я. 比丘林的翻译工作》。俄罗斯汉学起源较早，名家辈出，比丘林（Н.Я. Bichurin）就是俄罗斯早期汉学家的代表。比丘林在首次指出汉文史料在重大世界史研究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后，即着手翻译汉文西域史料，波波娃在报告中讨论了与汉文西域史料有着密切关系的中国古代四夷观以及历代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制度，并就比丘林的翻译原则及翻译工作的难点做了进一步讨论。

波波娃

自由讨论环节，对于Zieme报告中谈到的几位多元文化精英，沈卫荣问道为何这些少数族裔（畏兀尔人）会如此精通和擅长多种语言？他们的身份应当如何界定，是汉人，藏人，还是来自双语家族？Zieme在回应中指出，丝绸之路上的很多民族都曾在语言交流与文化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翻译者”角色。掌握多种语言对于任何一个帝国而言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考量因素，这在中亚地区是一个普遍现象。同时Zieme也谈道，当遇到人名是僧侣名的情况时，很难知道其真实的族属身份。在自由讨论环节，索罗宁认为对元代畏兀尔人的探讨还应该多关注他们和西夏之间的文化往来与互动。高田时雄则对Zieme报告中谈到的语音问题提出了质疑。

第一场自由讨论

第二场

沈卫荣（清华大学）最近十多年来一直对黑水城出土藏传密教文本多有关注，尤其致力于探讨西夏佛教、藏传佛教、汉地佛教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文化交往，以重构十一至十四世纪的西域佛教史。他此次报告的题目为《<拙火能照无明>—从汉藏语文本的厘定到西夏藏传佛教历史的建构》。本次报告，沈卫荣以黑水城出土的密教文献《拙火能照无明》为例讨论了西夏和西藏、汉地之间的文化交流。沈卫荣指出西夏时代的佛教文本反映出了汉藏交融的特点，西夏文本有很多来自藏文本，而藏传密教文本中也出现了很多汉传密教的内容，将西夏文本、藏文本、汉文本进行对勘，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西夏、西藏、汉地三者文化联系的认识。

沈卫荣

“草捌”一词在敦煌文献中多有出现，前人对该词的含义也有不少研究，张涌泉（浙江大学）在本次报告中带来了他对这个词的最新研究，其报告题目为《说“草捌（八）”》。相较于以往学者多认为“草捌”指马或牛，张涌泉认为“草捌”一词应当来自藏文，“捌”很可能是藏语Ba的记音字。这表明吐蕃统治敦煌结束之后藏文在敦煌地区仍继续流行。

张涌泉

Brandon Dotson（乔治城大学）的报告题目为《敦煌所出9-10世纪的三件藏文、汉文和突厥文法律文书中的掷骰子占卜》（Dice Divination in Three Tibetan, Chinese, and Turkish Codices from 9th-10th Century Dunhuang）。他从物质文化研究的角度对敦煌所出9-10世纪的三件藏文、汉文和突厥文法律文书中的掷骰子占卜做了分析。他主要关注于写本形态与现存的骰子实物两个方面，认为以《摩酰首罗卜》为代表的三件占卜文书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其文书内容所示占卜的操作方法基本相同，只是在相对应的神祇名称上略有差异。此外，Dotson还注意到藏文与突厥文写本中提及的骰子与于阗、中亚、印度河沿线等地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非常相似，这说明掷骰子相关的占卜文书也曾在这一区域广泛流行。

Brandon Dotson

Dotson报告中提到的掷骰子，引发了现场学者的热烈讨论。Nicholas Sims-Williams补充了一则新的材料—来自柏林所藏的粟特骰子与之非常相似，且对应的文书也是以三个相同数字组合出现（111，222，333，444），这其中是否存在某种次序？Doston认为就目前中国发现的材料来看，尚不能确定这些数字是按照特定的顺序排列。这种乱序的组合排列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掷骰子占卜活动的流行。接着，Costantino Moretti和余欣就骰子的功能发出了疑问。余欣特别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即这些骰子除了用于占卜，是否有材料表明还用于游戏等场合。Doston做了肯定回应，并对这些骰子与天文学之间的关系做了补充说明。接着，沈卫荣对这三件掷骰子文本是否为佛教文本发表了意见，并联系到目前学界尚存争议的藏传佛教起源问题。Doston指出，通常判定佛教文本需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否包含佛教众神祇的尊名；其二，是否包含仪式或修行内容，比如诵经等。就掷骰子而言，这些文本似乎可以看做是受到了陀罗尼与道教仪式的影响，很难将其单纯定义为佛教文本。

Nicholas Sims-Williams提问

最后，荣新江肯定了张涌泉报告中把敦煌文献中的汉语词汇放到河西大背景中去考虑的做法，同时他也指出对于特定量词与名词的搭配，如“头”和“匹”对应牛和马等，也应当纳入讨论。王三庆、高田时雄等学者则从音韵学方面提出了质疑。

第三场

Sören Stark（纽约大学）常年在中亚地区开展粟特考古工作，是粟特学界的新锐，这次会议他为我们带来了上古和中古时期布哈拉地区的系统性考古调查新成果，报告题目为《上古和中古时期布哈拉（粟特西部地区）的考古调查新成果》（New Results of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Bukhara (Western Sogdiana)）。布哈拉地区是现存最早保存有历史书写的中亚古遗址之一，文化遗存丰富，目前已知超过1000个考古遗址最早可上溯至早期青铜时代。与以往较多关注中心城址不同，Stark认为应当对边界地区加以重视。边界带上的早期文化层堆积较浅，往往更能直观反映其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的线索。布哈拉地区作为连接多条重要交通线路的丝路重镇，对探讨丝路文化与多元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Sören Stark

会议召集人余欣（复旦大学）近年来一直在推进中古时期知识、信仰、制度的整合研究，本次报告题目为《丝绸之路作为方术网络：基于器物与写本的人形方术再思与重构》。他仔细梳理了从敦煌、高台、居延、吐鲁番、长沙到日本奈良、京都等地发现的“人形”构件，认为此类“人形”最开始是为了驱逐一切入侵者，到了后期发展为替死者领受罪恶，同时起到辟邪的作用，已经带上了道教解除方术的色彩。这一方术沿着丝绸之路在整个欧亚都有流传，余欣进一步指出丝绸之路除了是一条写本之路外，还应该注意到丝绸之路也是方术实践和生成的场域，应该更多地关注到丝绸之路上的方术传统。

余欣

在自由讨论环节，游自勇针对余欣的报告提出了两点问题：第一，人形材料的分类，不同材质的人形简功能是否有区别，比如桃木被认为是具有辟邪作用，这是否与报告中谈到的解除方术不同？第二，为何这些人形具有替代的作用，其内在基理和背后的逻辑应当作何解释？余欣在回应中表示人形材质与植物崇拜有关，涉及其功用问题时，应当考虑双向度，即对外和对内，人形的功能一方面是祛除一切入侵者，另一方面也是隔绝阴阳，将死者“囚禁”于身后世界之内，以免为害生人。对器物材料的利用和功能性分析，还应重视器物的位置、在空间中和周边物事、背景的整体关系。

游自勇提问

对于营盘织物与古罗马艺术风格的相似，Sören Stark提议在探讨图像学的传播媒介时，可携带物品（如金属器等）似乎可纳入讨论。Stewart表示赞同，但他认为就营盘个案而言，其织物上的人物装饰图案十分精细，不太可能通过金属器之类的媒介传播，而更可能是存在一个可靠的图像底本。

Sören Stark提问

对于沙武田报告中谈到的胡旋舞女形象，沈卫荣补充道元代十六天魔舞中的舞女常被认为具有色情意味，但其实完全是汉文化的想象，由此联系到敦煌壁画中出现的胡旋舞舞者形象，其身份和性别似乎还可以有讨论的空间。

沈卫荣提问

第四场

之后报告的是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报告题目为《便携的册子本—中古知识传播的新途径》。荣老师报告之初即戏言自己此次报告的题目是最符合会议主旨的，就是直接讨论写本形态。他将敦煌册子本分为五种类型：一是地方官迁转、就任需要使用的地志、方志类文献，如《贞元十道录》、《敦煌录》；二是节度使府掌书记撰写往来通信所依据的范本，如《甘棠集》；三是游吟诗人和文人行走时带的诗集，如《瑶池新咏集》；四是游方僧人使用或秘相传受的典籍，如禅籍《六祖坛经》，以及民间流传的疑伪经；五是民间使用的字书、蒙书、占卜、医药、日历等。这些册子本便于翻检和携带，民间宗教以及不被正统佛教承认的疑伪经都通过册子本广泛流传，册子本所负载的知识也因此得到更广阔的传播。

荣新江

赵丰（中国丝绸博物馆）是国内丝路之绸研究的重要学者，此次的报告题目为《吐鲁番出土文书和面衣所见波斯锦》。他认为波斯锦是以张为单位的斜纹纬锦，图案上以联珠纹为特点。其中经线加S捻的中原式联珠纹纬锦为何绸仿制的波斯锦，而经线加Z捻的中亚式联珠纹纬锦为吐鲁番文书所记载和当地人所认知的波斯锦，其图案受波斯艺术影响，但不一定产于波斯。真正波斯生产的锦可能更为精美，或与中亚和波斯壁画中所见相同或相似。

赵丰

自由讨论环节，索罗宁从西夏文献研究的角度，对卷子本和册子本之间的关系问题做了补充。郑阿财认为，在考虑卷子本和册子本的关系时，其流传空间也应当纳入讨论。荣新江最后指出，写本研究还应当重视纸张的产地。比如，高昌回鹘时期摩尼教写本纸张的来源，他认为很可能来自撒马尔干，大马士革等地，而非高昌本地。因为敦煌归义军时期所使用的纸张质量一般，与此相邻的高昌地区质量应该差不多，所以摩尼教写本使用的质量较好的纸张不太可能来自高昌本地。

索罗宁提问

第五场

Paul Copp（芝加哥大学）的报告题目为《敦煌写本中的俗教和仪者技艺》（Vernacular Religion and Ritualist Craft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Copp首先指出，受到杜德桥（Glen Dudbridge）在《广异记》研究中所提出的“本土”（Vernacular）概念的启发，敦煌发现的一类与仪式相关的写本应当代表了敦煌本土社会的仪式文化。对于写本与地方文化的关系，Copp认为应当超越以往研究佛-道二元宗教的框架，而更多探讨写本及其内容与民间具体实践方式之间的关系。

Paul Copp

刘屹（首都师范大学）近年来从道教研究逐渐转到了佛教研究，本次报告的题目为《“恶王”传说：“法灭故事”诸版本的时代线索》。在佛教“法灭”之前，曾有恶王入侵，但在各版本的法灭故事中，恶王并不相同。在早期的佛经中，恶王并非指入侵印度的外族，而是根据当时对北方外族势力的粗浅了解而拟定的。在此后的多种汉、梵、藏、于阗文法灭故事中，开始出现Yavanas（希腊）、Pahlavas（帕提亚）、Sakas （塞种）三个相对固定的恶王组合，这一组合与公元前后的三次外族入侵印度有关，很可能形成于贵霜时期。而在9世纪形成的《于阗教法史》等文献中，吐蕃、突厥、大食、回鹘、汉成为了新的恶王，这实际上是从于阗的视角来重构“三恶王”的组合。

刘屹

陈怀宇（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曾系统研究过高昌回鹘时期的景教，本次的报告题目为《构建共通文本社区：以唐代长安所出宗教写本为中心的考察》。在唐帝国统治范围内，存在大量多语言、多宗教、多族群的社区，这些社区间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除了共通的词汇、仪式、图像外，唐代还存在共通文本的现象，陈怀宇提出了“共通文本社区”（shared textual community）的概念。有些文本的共享是清晰可见的，如道教的《本际经》和景教《志玄安乐经》都引用了佛教《法句譬喻经》，但有时候对共通文本的借鉴则是隐形的，如对《道德经》的借鉴。使用共通文本的人具有很大的能动性，会摘取共通文本中有利于其宗教价值的内容进行改写。

自由讨论环节，学者们就三夷教的译经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史睿认为讨论文本社区时还应该考虑文本的形制和媒材等问题。史睿接着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佛教有译经场，景教是否也有？相关的译经规范是否一样？陈怀宇回应道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摩尼教和景教的译经组织，与之有关的题记材料还不是很充分。王丁认为摩尼教里的摩尼和景教里的耶稣在各种经典中的译名不同，概念不稳定，这或许说明当时的翻译还未组织化，规范化。陈怀宇回应道鸠摩罗什和玄奘都有专门的译场，但是时代不同，有不同的官员参与，译本也未完全统一，因此译法的不同并不能说明译场还未规范化。荣新江也对三夷教译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三夷教应当具有自己的译场，摩尼教的《下部赞》不能作为例子，因为《下部赞》产生于安史之乱以后，这一时期连佛教的译场也很少开设，应当排除这些例子。“移鼠”之类的译名见于零散卷子（可能为伪），但是，景教碑和《三威蒙度赞》等材料中所出现的“弥师诃”是一致的，这说明景教可能是存在译场的。

第六场

史睿（北京大学）的报告题目为《从雅言到方音—中古写本所见读书音的文化分层》。中古时期的读书音与不同文化层次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文化层次的不同，他将写本时代的读书音分为四等：最高等的士族不需凭借注解或符号，即可发出完全符合诗文声律的读音；其次，则是在文本的异读文字上加朱点标志读音；第三等则直接标注反切，主要为庶民使用；第四等则是不顾及正音，任由读者按照自己的方言诵读，主要存在于各地百姓的日常阅读以及以外族文字音写汉语之中。但随着士族文化和写本文化的退却，这一分等到了唐朝逐渐发生变化，士人逐渐不再刻意标榜雅言，刻本的出现也使读书正音之学趋于统一。

史睿

高田时雄（复旦大学）长期致力于唐五代河西方音和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此次的报告题目为《藏文音写汉文文献PT1249小注》。他考察了此前无人关注的藏文音写汉文文献PT.1249。他根据藏语音，复原出了原本的汉文，并进一步比对出该文献来自《四分律·比丘尼揵度》。这是首次发现藏文音写的汉文律藏文献，意义重大。从对音特点和写本形制看，该文献年代应在吐蕃统治时期，应该是在式叉摩那（沙弥尼→式叉摩那→比丘尼三阶制中的第二阶）受戒时使用的。据此可知，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寺院中不识字之人也能根据此类音写文献受戒而成为正式的比丘尼。

高田时雄

自由讨论环节，沈卫荣认为高田时雄的工作难度非常大，能对出来很不容易，他希望高田先生能进一步分享研究方法。高田时雄表示他之前还复原过难度更大的诗词，工作方法是根据藏文的发音先把大概的汉字录下来，然后再翻阅检索相关文本进行比对。郑阿财对荒见泰史的结论提出质疑，他认为S.2204不应当作一个完整的作品看待，而应当是一个文本群。多出来的内容可能不是后面加的，而是使用时就抄到了一起。

第七场

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的报告题目为《关于敦煌学之名词、内涵、定义及其性质的探索历程》。报告伊始，郝春文展示了多张珍贵的敦煌学界学者参加会议的照片，激起了与会学者很大的兴趣。郝春文认为石滨纯太郎虽然在1925年就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但影响力并不大，真正使“敦煌学”一名广为人知的是陈寅恪。敦煌学的空间范围应该限于历史时期的敦煌，研究对象以敦煌遗书、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为主，与这些研究对象相关的考古、历史、艺术、科技等诸多学科均应纳入敦煌学范畴，敦煌学是一个交叉学科。

郝春文

成书于晚唐的S.367《唐沙州伊州地志》不仅对研究唐代的沙州、伊州很有价值，对研究唐朝之前的两地历史也很有帮助，冯培红（浙江大学）的此次报告即揭示了这一点。他的报告题目为《从“献地”到“买地”：敦煌写本S.367<唐沙州伊州地志>的学术价值》。他依据S.367《唐沙州伊州地志》讨论了大业初年的西域东部形势。大业初年，隋朝与占据西域东部的铁勒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吐谷浑，铁勒控制下的伊吾吐屯、设也在大业五年向隋朝献地，但这一献地受到了奔逃至伊吾的西突厥势力的阻挠。隋军只得在六年出兵伊吾，地志中还记载了隋在占领伊吾后，仍买地筑造新城一事，冯培红认为这与粟特商胡在伊吾拥有很强的实力有关。通过买地，隋与商胡达成妥协，以换取商胡对隋军的支持。

冯培红

敦煌是汇聚丝绸之路多种文明的重要节点，刘进宝（浙江大学）的此次报告即清晰地揭示了这一点。他的报告题目为《敦煌是文明交往的产物》。他认为敦煌不仅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其本身也是中外文明交流的产物。敦煌文化并不是西来的，也不是中原文化的翻版，而是吸收了东西不同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新文化。

刘进宝

自由讨论环节，学者们围绕“敦煌学”概念的早期传播展开了讨论。高田时雄指出石滨纯太郎在提出“敦煌学”的概念之前，刚随内藤湖南去过欧洲考察，收获很大，此后石滨纯太郎还在其他地方使用过敦煌学的概念，并被日本学者所接受。王国维，罗振玉等中国学者应该是从日本学者那里知道了“敦煌学”一词。石滨纯太郎是一位被遗忘的大学者，现在已经愈发认识到其重要的学术地位。刘进宝则认为石滨纯太郎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编书上，在学术上也因此而默默无闻，其所写的《敦煌石室遗书》影响力有限，王国维很难从日本学者那里获知“敦煌学”的概念。荣新江提到陈寅恪在1944年的文章中即认为“敦煌学”概念为其所创，陈先生在西方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若他知道石滨在此前提出过“敦煌学”概念，是不可能说自己首创的。郝春文认为石滨和陈寅恪更有可能是分别独立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

荣新江

第八场

Nicholas Sims-Williams（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是国际上著名的粟特研究专家，在粟特文、巴克特里亚文文献的解读上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他此次的报告题目为《楼兰所出未释早期粟特文古信札（斯坦因收集品L.M.II.ii.09）》（A So Far Unedited Early Sogdian Letter from Loulan (Stein collection,L.M.II.ii.09)）。他以一件斯坦因在米兰所获L.M.II.ii.09（编号为Or.8212/1823）的粟特文书为中心，通过将其与早期粟特陶器和石刻铭文进行比对，首次对文书内容做了释读。Sims-Williams认为这是一封妻子写给远方丈夫的家书，信末两行保留有年代和送信人的名字，年代与著名的粟特古信札接近。该文书内容对我们了解粟特人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活动具有重要价值。

Nicholas Sims-Williams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是国际上知名的摩尼教研究学者，此次的报告题目为《Ārdhang的词源学及其含义》（The Etymology of Ārdhang and Its Implications）。Ārdhang一词以往常被认为是指摩尼的图画书（pitcure-book）， Durkin对此说法提出异议。他在报告中对 Ārdhang的词源学及其含义做了考证，认为其与公元731年汉文史料中出现的 “大二宗图”有关。另外，吐鲁番文书中也使用这一术语，这应该与8-9世纪回鹘摩尼教的兴盛有关。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

全场报告结束后，高田时雄以本次会议的三个关键词—“丝绸之路”、“写本文化”、“多元文明”为线索对本次会议做了总结。高田时雄表示，此前随着日本NHK纪录片《丝绸之路》的热播，丝绸之路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受这股风气的熏陶，他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一直怀有很大的兴趣。他认为丝绸之路实际上有两条，一条往西延伸到中亚、欧洲，一条往东延伸到日本和朝鲜半岛，日本和丝路也很有关系，日本有不少学者即主张东线丝绸之路的终点应该是奈良。东线和写本文化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敦煌吐鲁番虽出土了大量写本，但毕竟是偏远地区，中古时期的中国应该有更漂亮，更华丽的写本。日本国内保存了很多唐写本，非常精美，要研究中古时期的写本，也应当注意日本所藏的这些写本。最后，高田时雄对日本国内出现的“丝绸之路学”一词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丝绸之路是一个地理概念，以丝绸之路下面的写本文化、多元文明进行概括就可以，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丝绸之路学”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