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帅读《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下而上看：伍德的思想史

《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加] 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著，曹帅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330页，68.00元

粗略而言，国内谈论较多的、较重要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解释进路有以下几种：以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为代表的“教科书”式书写，其写作方式按照背景—主要思想—贡献和影响展开，兼顾主要与次要思想家，政治倾向偏自由主义。萨拜因的政治思想史被认为是入门必读，但也因其目的论色彩而受到批评。施特劳斯学派的方法立足于经典思想家的文本，同时侧重于探究文本背后的微言大义，常有令人眼前一亮之发现，但也因此被批评为神秘化，政治立场大体属于保守主义。剑桥学派的语境方法将经典思想家放在繁多的小册子、演讲词等组成的语境中，旨在发掘思想家可用的现成语汇，其主要代表者斯金纳与波考克的政治倾向偏共和主义。

艾伦·伍德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则可谓基于激进主义立场的“社会史”解读进路。这种进路是她与丈夫尼尔·伍德合作的成果。伍德对于施特劳斯学派的主要不满在于：他们满足于对文本的纯粹思辨，而且这种思辨有时带有神秘和难以对话的性质，实际上默许了规范与经验、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二分，使学科壁垒更加森严。相比之下，伍德对剑桥学派的态度是批判性肯定的。她肯定其结合思想与历史的努力，肯定其从历史特殊情境中发现思想家所面对的永恒问题、所提出的普遍思考的探索。但是，她认为他们最终给出的仍是一种文本中的文本史，只是把经典著作放在了更繁杂的次级文本中，似乎思想史最终还是一场漂浮于现实之上的语言游戏。剑桥学派的语境概念太狭隘，与文本所立足的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无关，与更宏观的历史进程无关。因此，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出发去扩展语境的内含，要把那些思想所处的特定时空中的国家类型、政体形式、社会关系（尤其是财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政治文化，以及具体的社会冲突和政治事件都纳入进来，而这种更加深入现实的“物质生活”的语境概念就构成“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的题中之义。

伍德夫妇的社会史进路显然深受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自下而上看”转向的影响，而他们在政治思想领域的相关研究也拓展了这种史学进路的适用范围。正如其他“新社会史”研究者那样，在伍德这里，采取社会史进路与特定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这决定了她的政治思想史书写不单纯是智识兴趣的产物，而是折射出她对现实社会的诊断。在她看来，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典型特征是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这既使民主选举权在不威胁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得以扩展，也使民主仅仅限于政治领域，而无关乎对社会，特别是对生产关系的改造。这种实践上的分离在理论上同样有所表现，例如“纯粹”政治学：“这些模式把‘政治’从社会基础中抽象出来，比如说，在政治哲学中，对于像‘自由’‘平等’以及‘正义’之类的概念进行了复杂严格地分析，但却脱离了对社会因素的考察；或者在‘政治科学’中，它考察了政治‘行为’或者政治‘体系’，仿佛它们是缺乏社会内容的。”（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77-178页）因此，从思想上考察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和政治理论）如何与其经济、社会基础互动，将成为从实践上反思政治如何反作用于经济、社会的必要准备。

伍德的社会史进路在分析现代早期转型及思想家的相关思考时尤其得力。在《自由与财产》中，伍德的叙事方式与其说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时序上的纵向延伸，不如说是从意大利城邦、德意志公国、西班牙帝国、荷兰商业共和国、绝对主义法国到资本主义英国的横向比较。在这种国别比较中，资本主义英国无疑居于轴心。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国家虽然不同于典型的封建领主统治模式，但仍然是碎片化的政治体。城市公社通常是具有自治司法权和特许权的贵族家族、宗派、党派与法人团体的松散联合。威尼斯和佛罗伦萨都具有发达的商业，但它们的成功依赖于超经济因素，获利形式是贱买贵卖，城市对农村则行使着封建性的“集体领主权”。意大利城邦与新兴的领土君主国相比是古老政治形式，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所立足的正是这种即将作古的事物，他对法国所预示的新国家类型无动于衷。对城邦生存（而非何种政体形式最优）的关切，使他依照军事模型和军事伦理来构建自己的政治理论，这是理解《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之统一的钥匙。在他的政治著作中，看不到佛罗伦萨作为一个商业中心的迹象。通过社会史的透镜，马基雅维利作为现代性第一波推动者的形象似乎在变得模糊。

荷兰共和国同样是发达的商业国家，但是，就国内而言，财富精英的最理想选择是用财富换取城市官职，官职不仅能带来巨大财富，更可以维持他们的权力和庇护网络。不足为奇，围绕城市官职展开的斗争处于荷兰政治冲突的中心。就国外而言，荷兰的商业优势更多源于它作为商业中间人而非生产者的角色，源于它在各独立市场之间进行议价的能力，依赖于武力支持下的垄断、反垄断，乃至公开的海盗行为。因此，荷兰经济体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依赖超经济因素的、政治建构的商业社会。格劳秀斯提供的意识形态完全适合荷兰为确立商业霸权而采取的超经济策略。在《论海洋自由》中，格劳秀斯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截获葡萄牙船只的军事进犯行为辩护，他的论证重点是海洋不是财产，因而葡萄牙试图主张海洋所有权、独占贸易航线的做法违反万民法，对其进行武装干涉则是合法的。《论战争与和平法》与其说是一部论述战争之限制的著作，不如说是一部关于私人和国家在何种条件下具有（有时是先发制人的）惩罚权的著作，在这里，格劳秀斯的论证重点转向了“闲置”土地不是财产，相关寓意是，外国本地当局试图阻碍荷兰公司占领“无主”之地的做法不合法，应该受到军事惩罚。在评价格劳秀斯的思想史地位时，伍德指出，格劳秀斯的主要意图是为私人公司的准国家权力辩护，但由于他是从个人权利的角度展开论证的，所以意外的结果是向个人主观权利的方向推进了自然法学说。就此而言，从个人与国家关系（这更多是英国政治话语的典型框架）角度来定位格劳秀斯自然权利学说的思想史地位的解释者，脱离了荷兰共和国的特定语境和格劳秀斯所面对的直接问题。伍德还将质疑的目光投向了那些对斯宾诺莎政治学做出激进民主解释的论者。斯宾诺莎精心地建构了一种民主定义，它可以容纳寡头共和制（由城市贵族掌权）。他用霍布斯的绝对主权理论反对执政长官（奥兰治王室）分享国家权力的要求，同时使掌权的寡头阶层更具开放性。斯宾诺莎坦承财富渴望是对国家最有用的激情，而这种激情被官职荣誉所引导时，换言之，当富人当官时，这种激情将受到驯化并有助于公共利益。这除了表明斯宾诺莎的寡头共和主义倾向，还意味着，在荷兰版本的“私人恶德实现公共利益”中，国家及其官职体系仍具有重要地位（法国版本与之类似）。

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法国，中央集权顺利进行的另一面却是碎片化司法权依旧，“绝对主义”从未克服这种碎片化。君主中央集权的基本策略是用国家官职交换贵族的自治司法权，与这个庞大的“官职/税收”结构相伴的是卖官鬻爵、沉重的税负，这意味着国家本身变成了私人财产。与政治体本身的碎片化和君主整合这些碎片的努力之间的张力相应，法国政治思想仍然带有中世纪典型的司法权之争性质。争论的焦点是谁能够代表“公共”。君权的辩护者强调君主是把国家碎片凝合为一体的统一意志，而君权的反对者则宣称君主是把国家变成私人财产的特殊利益，各种反抗暴君的次级长官，以及他们组成的公共会议才代表公共利益。当反暴君派谈论“人民”的反抗权利时，他们所指的正是这些长官和会议因其公共职务所具有的职责，这与英国的个人权利思考方式大相径庭。大革命时期，政治争论的核心仍然是这个作为君主私有财产的国家。大革命前夕的法国有资产阶级但无资本主义。它的资产阶级主要由官员、专家、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本身是以“官职/税收”结构为典型特征的国家占有体系的一部分。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核心诉求是“职业向才能开放”，而这显然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进入国家并分享官职收益的要求。这些特征与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诉求，即保护个人权利、防范国家侵犯有着重要区别。因此，伍德的一个重要论断是，法国大革命虽然仍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却与通常所理解的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这种含义没有关系（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伍德甚至质疑“资产阶级革命”概念的意义）。法国绝对主义的影响也鲜明地体现在法国政治经济学中。博丹的家庭/国家类比展示了一个被绝对统治者支配的国家，正如父亲管理家庭那样，这位绝对统治者指导和鼓励公共经济，以便促进善之获取并增进国家繁荣。蒙克莱田已经先于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这样的构想：自利激情和获利欲望可以成为公共利益的基础。但是，对蒙克莱田而言，实现利益和谐的机制不是“看不见的手”，而是绝对主义君主制。即使真正把经济当成一个自身具有内在运行原理的系统整体的重农学派那里，仍然可以看到国家在发挥着整合作用。总而言之，与荷兰版本接近，在法国的“私人恶德实现公共利益”版本中，强有力的君主或国家是实现利益整合、促进商业繁荣的根本保障。只有卢梭跳出了以君主权力加商业网络来凝合私人利益的法国传统视野，在他那里，公意应该基于真正共同的利益，而非现有社会中本质上对立的私人利益的简单相加，亦非通过强制或者欺骗形成的虚假共同利益。通过公意概念，卢梭创造性地回答了法国政治思想传统中的古老问题：谁能够代表公共和普遍？既不是绝对主义辩护者眼中的君主，也不是宪政主义者的“次级长官”“中间权力”，而是人民本身。

博丹

在伍德眼中，英国无疑是特殊的。英国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统一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当其他国家还在与代表封建分割化力量的各种自治司法权缠斗时，英国已经通过“王在议会中”确立了国王与贵族的合作关系（即使1640年内战最初也是对合作关系的重申而非破坏），建立起了统一的法律和司法体系。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英国，尤其应该强调，在英国农村，产生了资本主义，其核心特征是形成了一个与政治、社会分离的纯粹经济领域，在那里，行为者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来回应市场的竞争指令。这同时造成了统治阶级不同的剥削策略：荷兰、法国等国家的统治阶级仍在依赖“政治建构的财产权”，仍在依赖税收和官职带来的财产收益，而英国地主已经越来越转向纯经济的占有形式，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收益率当作收益的根本来源。统治阶级的不同策略也决定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式，例如在法国，农民斗争指向国家税收，而在英国，农民与地主斗争的焦点是使用公地的习俗性权利。资本主义源于英国农村的地主-佃户-雇工三方关系，与之相应，英国是个人主义政治思考的真正发源地（伍德实际上回应了麦克法兰的判断，尽管她没有将这种生产关系的出现追溯至十四世纪），而法国政治思想中的基本政治单位通常是法人团体。在这里，伍德的矛头顺势指向了波考克的“商业社会”概念，首先，“商业社会”模糊了资本主义与之前的发达商业社会的区别，佛罗伦萨、荷兰都是发达的商业社会，但它们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正因为波考克误解了资本主义的性质，所以在对英国的分析中，波考克所强调的土地贵族的德性与金钱利益的腐化的对立，实际上遮盖了乡绅和商人在更深层次上的统一，因为它们都从属于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乡绅的土地同样是可流动的商品。

如果说英国及其预示的发展是世界历史的法官，那么洛克的著作就是这位法官手上的判决书。在这一点上，伍德与剑桥学派分道扬镳。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有意无意地淡化了洛克的地位，通过把洛克放在大量小册子、演说词组成的语境中，斯金纳似乎意在表明，洛克所阐发的经典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早就是政治语言中的套话，洛克最多是一个出色的整合者。波考克的《马基雅维利时刻》主要线索是从马基雅维利到哈林顿到美洲革命，美洲革命和建国与其说是洛克式自由主义的落地生根，不如说是共和主义悲壮的落幕。伍德则重新把洛克请回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中心。但是，与传统叙事所强调的洛克在自由宪政观念发展史中的奠基者地位不同，伍德把他放在资本主义兴起和由此带来的财产权争论的历史脉络中。在这里，伍德的论点接近麦克弗森和施特劳斯，他分析了洛克如何从自然法出发，又巧妙绕过自然法对财富积累和不平等的限制，为一种支持无限积累的财产权辩护。但是，伍德在一个重要方向上推进了麦克弗森的思考：洛克的意思不仅仅是劳动确立财产权，而是生产性劳动（高效率的且能够带来更高利润的劳动）确立财产权。洛克处于英格兰特有的“改良”文献传统中，这个传统与皇家学会密切相关，其研究旨趣主要包括勘测土地、改进农业技术、提高土地利用率。当洛克比较美洲未经改良的土地与英国的高产土地时，洛克强调的不是印第安人在土地上付出的努力，而是土地利润的匮乏，这使得美洲国王的生活比不上英国粗工。因而，将未开垦或未改良的土地圈起来并高效利用的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共同体财富。以改良为核心内含的财产权概念具有非常现实的实践寓意，它既可以为国内的圈地运动辩护，也可以为国外的殖民活动辩护，无论国内的公地还是“新世界”的土地，只要处于闲置状态都可以被人占有；即使这些土地有人耕作而造成事实上的占有，也可以被能够更高效地利用土地、创造更高收益的人重新占有（关于洛克财产权理论与新型帝国主义实践的关系，可参见埃[艾]伦·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70-73页）。在以改良之名取消习俗权利的法院判例中，在1688年和解后出现的议会圈地中，在十八世纪政治经济学中，洛克范式大放异彩。英国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和洛克范式的光大，共同支撑起伍德的这一判断：只有在“私人恶德实现公共利益”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版本中，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发挥着主要作用。

资本主义的稳固确立使近代民主权利的扩大这一人民胜利的成果失去本来应该具有的效力。因为资本主义实现了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分离，民主仅限于政治领域，而人类生活的更大部分处于市场的无情指令支配之下，处于民主的鞭长莫及之处。但是，民主仍然蕴含着对抗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伍德带我们回到民主的摇篮：古代城邦。在伍德看来，雅典城邦的公民共同体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创造。公民共同体使城邦从根本上有别于古代其他国家类型。其他国家被组织起来以控制从属的劳动者，国家是占有机器。在那些地方，生产者即被统治者，统治者也是占有他人劳动者，这种关系在理论上典型地表达为这一原则：“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城邦实现了两种身份的分离，在这个公民共同体中，占有者和生产者、地主和农民都作为公民面对彼此。国家本身代表着一个平等领域。更重要是，与现代民主不同，古代民主对社会、经济生活有着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对于“民主暴政”“民主堕落”“民主失序”等贴在古代民主之上的标签，伍德针锋相对地提出，雅典民主派掌权后在处置曾经严重迫害自己的敌人时非常宽宏；雅典民主并未遭遇严重的内部危机，民主后期失序和衰退的景象很大程度上是贵族偏见的产物。后来人更多是从民主的反对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形成这类负面印象，需要同时看一看民主的辩护者的说法。伍德把目光转向了普罗塔哥拉。

普罗塔哥拉第一次从哲学上为“铁匠和鞋匠”参与政治的能力做出了系统论证：公民美德是普遍的，它可以而且必须为每一个人所掌握，同时它可以被教授，共同体的习俗及法律就是最好的老师。普罗塔哥拉的重要性在于，他设定了需要柏拉图终生与之辩驳的议题：普通人的政治参与能力。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通过知识的等级制使政治技艺变成专业性和排他性的。在《政治家》中，通过编织技艺的类比，柏拉图旨在说明政治技艺本身应该与次级技艺和协助性技艺有所区分，而从事协助性技艺的人，即通过劳动为城邦提供物质生活手段的人不应染指政治技艺（后来亚里士多德试图通过城邦的“部分”与“条件”的区分实现类似目的）。这些最终奠定了《法篇》的革命：合法地固化阶级和社会地位，同时彻底取消所有无地劳动者参与政治的权利。

这也许是民主思想与反民主思想之间的第一次交锋，但不是最后一次。另一场重要争论发生在十七世纪英国。当剑桥学派从“效忠争论”“排斥法案危机”这些事件中发掘霍布斯和洛克的语境时，伍德却发现了普特尼辩论对这两位正典思想家的冲击。在她看来，普特尼辩论是英国真正划时代的思想史事件，它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底层人民自我主张的时刻。普特尼辩论中激昂雄辩的平等派真正确立了“经人民同意而统治”的原则，这里的“人民”不再是中世纪的法团，不再是声称代表“人民”的贵族、国王和教皇，而是每个仅仅因其活着而享有某些权利的个体。霍布斯承认平等派的原则，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自每个个人的同意，但他用严格的逻辑论证了，这群个人唯一作为“人民”的政治行动是授权建立一个绝对主义政府，由此磨平了平等派的锋芒。洛克在利用平等派的观念为革命权利进行论证的同时，却限制了这些观念的民主内含。他拦截了平等派的“自我所有权”向普遍选举权的推演，却从中推导出了无限积累财富的权利，使这个概念服务于其创造者完全未曾想到的目的。

霍布斯

伍德如此安排思想史叙事，仍然体现了其“自下而上看”的学术方法和政治意图。像平等派这样代表民众的激进力量虽然无缘跻身西方政治思想正典的殿堂，但他们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将紧迫问题提上了议程，并且塑造了政治讨论的话语框架，而正典思想家往往是在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中发展自己的思考，他们有时甚至被迫要在激进力量开辟的话语场域中与之周旋、角力。他们通常的做法是挪用激进力量使用的概念和话语，并赋予它们新的含义，或用它们来支持相反的结论，由此反戈一击。这意味着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曾经受到且依然受到统治阶级的扭曲。尽管如此，伍德并不认为民主是虚假的，民主曾经是且依然是一个需要争夺的领域，其形式、内容和力量最终要由具体斗争中的人们以其话语和行动来界定，而她本人的思想史写作无疑正体现了这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