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涸的大河：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幼发拉底河水资源之争

作为闻名遐迩的“两河”之一，幼发拉底河是西亚最大的河流，正是在其数千年如一日的滋润下，人类才得以在两河流域繁衍生息，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与亚述等一系列为后人所熟知的先驱文明才得以在此繁荣壮大。

正因幼发拉底河对古代近东人类的生产生活极为重要，幼发拉底河早早地在典籍中刻下了其大名，如《圣经》中就曾屡次提及伯拉河、大河，指的皆是幼发拉底河，此外，幼发拉底河还被称作从伊甸园里流出来的第四道河。

而在现代中东，幼发拉底河的重要性随着流域国家的人口爆炸与经济腾飞不减反增，如叙利亚的人口就从1937年的236.8万人，猛涨至2011年的2112.4万人，土耳其的人口也从1935年的1615.8万人，升至2011年的7472.4万人，随之而来的便是叙土两国对水资源的需求水涨船高，不得不加快了开发地表径流的步伐。

然而，叙利亚与土耳其赖以为生的地表径流——幼发拉底河是条跨国河流，不单单属于任何一国，而是由多国共享。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土耳其与位于其下游的叙利亚就该河水资源开发问题数十年间龃龉不断，争端连连，两国双边关系因此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全长3000千米的幼发拉底河虽因其下游伊拉克与叙利亚流域的文明而闻名于世，但两国为其“贡献”的水源却微乎其微。由于土耳其境内河段比起叙境内的海拔更高，气候更为湿润，幼发拉底河近90%的水量来自土耳其境内，叙利亚境内只贡献了10%的水量。幼发拉底河的流域面积总共为44.4万平方千米，其中33%是土耳其国土，19%是叙利亚国土，46%是伊拉克国土。

总的来看，幼发拉底河为相对缺水的土叙两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农业与工业水资源。此外，幼发拉底河土耳其段的河床落差最大，适宜筑坝发电，叙利亚河段水力发电条件次之，伊拉克河段则更适用于灌溉、取水以及通航。

土耳其的雄心

近代之前，掣肘于技术与生产力，人类针对幼发拉底河的开发活动主要局限于其河床落差较低，周围多平原地带的伊拉克河段，如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就十分重视水利事业，曾专门设立负责掌管水利建设的水利部。至于叙利亚与土耳其河段则因其海拔高，落差大，地形复杂开发相对较晚，上世纪起才有成规模的开发活动。

土耳其对幼发拉底河的开发始于上世纪30年代。为了填补电力需求的缺口，土耳其于1936年成立了电力事务调查局，以研究本国河流水力发电的潜力，该局在幼发拉底河沿线测评水文条件，最终推出了凯班坝计划。

不过在50年代之前，凯班坝始终停留在规划层面，未能落地。转机出现在1954年，当年土耳其成立了国家水利工程总局（土耳其语缩写为DSİ），负责规划、设计、建设与运营全国的水坝、水电站以及调水与灌溉设施。

自奥斯曼帝国以降，土耳其的发展焦点一直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对交通相对不便的内陆安纳托利亚高原关注有限，因而安纳托利亚高原各方面的发展潜力始终未被完全激发出来，如1960年土耳其全国850万公顷的可灌溉耕地，只有120万公顷得到了灌溉，余下的绝大多数都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区。

为了提高两河上游地区的发展水平，缩小其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土耳其国家水利工程总局制定了下幼发拉底计划，决定从基础设施入手，通过兴建水利设施，在提升灌溉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的同时，提高水力发电量，为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能源。1966年，筹划多年的凯班坝在美国的资金援助下终于开工。8年后，凯班坝完工，为此土方重新安置了计划蓄水区内的25000名居民。

1970年代，国家水利工程总局在推行幼发拉底计划的同时，又制定了卡拉卡亚计划与幼发拉底边境计划等7个计划，以开发幼发拉底河流域。此外，国家水利工程总局还为底格里斯河制定了另外7个开发计划，上述15个计划合称东南安纳托利亚计划（Güneydoğu Anadolu Projesi，缩写为GAP），共规划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区新建22座大型水坝（前者14座，后者8座）、19座水电站（幼河流域年均发电量为20077吉瓦·时，底河流域年均发电量为6776吉瓦·时）以及可惠及约179万公顷耕地的调水灌溉设施（幼河流域119万公顷，底河流域58.9万公顷）。

1980年代，东南安纳托利亚计划再次进行了升级，其不再局限于灌溉、水利与农业等方面，也囊括了基础设施、林业、教育与医疗领域，成了多领域的社会经济发展项目，覆盖了土耳其东南11省的20万人口。土耳其希望借此为东南安纳托利亚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居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消除城乡差距，促进社会稳定。

1991年，幼发拉底河上最大，同时也是整个东南安纳托利亚计划中最大的大坝——阿塔图尔克大坝完工，其总库容487亿立方米，水电站装机总量达2400兆瓦，是中东发电量最大的水电站，比埃及阿斯旺大坝还要多300兆瓦，同时，阿塔图尔克大坝也是发电量世界第五的大坝。

截至2013年，东南安纳托利亚计划规划的大坝中，幼发拉底河流域有7座大坝完工，底格里斯河流域有4座完工。

随着水利设施的逐步建成，东南安纳托利亚计划的效益逐步显现：电力方面，至2010年已建成的水电站的发电总量达8900吉瓦·时，占土耳其全国的22%；农业方面，单单幼发拉底河流域哈兰地区的小麦、大麦与棉花产量2000年的产量已是1992年的四倍多；贸易方面，2002年，东南安纳托利亚进口货物总价值为7.73亿美元，出口额为6.89亿美元，仍存在贸易逆差，而自2004年起，东南安纳托利亚成了净出口地区，长年保持贸易顺差，2010年，地区出口总额达41.66亿美元，进口额为31.67亿美元。

叙利亚的幼发拉底河水坝群

叙利亚对幼发拉底河的开发几乎与土耳其同步，也是在1930年前后起步，60年代进入实质建设。1927年，还在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就有在幼发拉底河土叙边境河段建设水坝的意向。在1946年叙利亚正式独立后，该提议再度被提出，不过仍未能落地。

1957年，叙利亚与苏联达成协议，由苏联提供资金与技术方面的援助，以在幼发拉底河拉卡省河段建设塔布卡水坝（阿拉伯语转写：Sadd al-Ṭabqaẗ，也称幼发拉底河水坝：Sadd al-Furāt）。1963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叙利亚分支获得叙利亚统治权。在其上台后，叙利亚政府专门成立了幼发拉底河水坝部（Wizāraẗ Sadd al-Furāt），出台了幼发拉底河谷计划，意欲通过建设水利设施，在蓄水防洪的同时，灌溉64万公顷耕地，并通过水力发电，为居民区与工业区的发展提供充足能源。

1965年，叙利亚再次与苏联达成协议，确认由苏联提供贷款建设塔布卡水坝。经过12000名叙方劳工与900名苏联专家五年的努力，塔布卡水坝于1973年完工，蓄水后的幼发拉底河谷形成了阿萨德湖，总库容117亿立方米。水坝配套的水电站装机总量为824兆瓦。整个工程共耗资3.4亿美元，其中的1亿美元由苏联提供。

完工后的塔布卡水坝通过附属的运河管网，灌溉幼发拉底河两岸的耕地，截至2000年，塔布卡水坝的灌溉耕地面积达12.4万公顷。蓄水形成的阿萨德湖成了叙利亚最大的湖泊，其每年通过管道向阿勒颇输送8000万立方米的饮用水。

1983年，叙利亚在塔布卡水坝下游18公里处开工建设第二座水坝——复兴水坝（Sadd al-Ba’ath），三年建设后完工。不过复兴水坝库容量仅为塔布卡水坝的0.77%，其水电站装机总量也只有81兆瓦，还不到塔布卡水坝的十分之一。

1991年，由于塔布卡水坝发电量未能达到预期，叙利亚又在塔布卡水坝上游68公里处，阿勒颇省境内兴建第三座水坝——十月水坝（Sadd Tišrīn）。八年后，十月水坝完工，其库容量为13亿立方千米，装机总量630兆瓦。

叙利亚开发失败，土叙水资源之战爆发

虽然几乎与土耳其同时起步，叙利亚对幼发拉底河的开发成果并未达到预期，远不如土方成功：装机总量800兆瓦的塔布卡水坝，实际发电量只有区区150兆瓦；规划中的64万公顷灌溉耕地到2000年也只实现了12.4万公顷；阿萨德湖周围区域遭受土壤盐碱化的侵袭。

究其根源，这一部分是因为叙利亚维护水利设施的力度不够；另一部分更重要的原因是幼发拉底河径流量低于预期，而这是由土耳其在上游推动东南安纳托利亚计划，建设水坝蓄水造成的。

叙利亚与土耳其之间原本就存在的水资源矛盾自然而然因此激化。

尽管早在1921年，土耳其就与统治叙利亚的法国签订了《安卡拉条约》，其中第12条规定，为了满足阿勒颇对水资源的需求，该市可以自费建设水利设施，从土耳其境内的幼发拉底河河段引水。但在叙利亚于1946年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独立后，土叙双方迟迟未更新水资源协定，两国针对幼发拉底河制定的开发计划本质上均是单方面的。

在土耳其看来，只要幼发拉底河还在土耳其领土内流淌，那么它就是土耳其的河流，而非国际水道，自己开发本国水资源，是行使国家主权，他国无权干涉。而在叙利亚看来，上游的土耳其不与其协商，拒绝就水资源分配问题展开协商，单方面开发幼发拉底河这条国际水道，无疑会影响到身处下游的自己的利益，违反了国际水法“公平、合理且无害地”开发水资源的规定。

因而自上世纪60年代两国的开发计划迈入实质建设阶段后，土叙双方就幼发拉底河跨境水资源分配的矛盾逐步公开化。当凯班坝于1966年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援助下开工后，叙利亚便对任何上游水资源开发计划持反对态度，这自然使得土叙双边关系恶化。不久后，叙利亚也在苏联支持下，在1968年针锋相对地开工建设塔布卡大坝，与土耳其展开水资源博弈对抗。

土叙两国的水利工程引起了更下游的伊拉克的不满，三国就此展开磋商。伊拉克坚持要求土叙两国保证水坝完工前后的幼发拉底河径流量不变，并签订三国水资源分配协定；土耳其则建议组建联合技术委员会，以测定三国幼发拉底河沿岸地带的水资源需求；叙利亚则继续反对土耳其在上游建设水利设施。三国僵持不下。

最终，土耳其迫于援助方美国的压力，同意在凯班坝建设期间维持幼发拉底河350立方米/秒的瞬时径流量，不过除此之外，土、叙、伊三国未能就幼发拉底河水资源分配达成任何最终协定，土叙水资源争端因而只是暂时偃旗息鼓。此次不愉快的第三方“调停”经历，还使得土耳其从此对第三方调停或干预幼发拉底河水资源争端持消极态度，更不利于解决水资源争端。

进入80年代后，随着土耳其东南安纳托利亚计划的全面铺开，越来越多的水坝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开建。在东南安纳托利亚计划中最大的阿塔图尔克大坝开始施工后，幼发拉底河的水量马上开始减少，叙利亚境内的水位下降了一米，径流量跌至200立方米/秒，使得叙利亚塔布卡的水电站难以运转，这引起了叙利亚的不满。

据预估，若所有水利设施竣工，幼发拉底河的年均径流量将锐减70%，因而叙利亚对土耳其的敌意渐浓。在叙利亚看来，每座建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水坝，都可被土耳其用在与叙利亚的对抗中：一旦土耳其关闭所有水闸，那幼发拉底河就会断流，叙利亚将无水可用；若土耳其放光所有库容，那么下游叙利亚幼发拉底河沿线将成为一片泽国……

尽管上述场景能否付诸实现值得怀疑，但不难从中看出叙利亚对土耳其充满了猜忌与防备，除去水资源争端，叙土两国间还有一重大矛盾——库尔德问题，其与幼发拉底河水资源争端一道，左右着叙利亚—土耳其双边关系的走向。

与水资源争端纠缠的库尔德问题

土耳其之所以在80年代起加快了东南安纳托利亚计划的执行步伐，其中一个极为关键原因就是库尔德斯坦工人党（PKK）活动的升级。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后，库尔德语被土耳其政府在官方与私人场合下禁止使用，这引发了库尔德人的强烈不满。由于东南安纳托利亚是库尔德人居住区，因此当地的治安形势日益严峻。1984年，库工党更是宣布举行“库尔德起义”，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人的冲突全面爆发。

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土耳其推行了“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除了调动军警对库工党等组织展开进攻，还有意识地在库尔德人聚居区推行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以削弱库工党的“群众基础”。东南安纳托利亚计划中的各类水利与农业项目在为库尔德人创造就业、提高收入与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在变相削弱库尔德人的民族凝聚力：由于建设水坝必有蓄水区，蓄水区内的村镇在水坝建成后将被淹没，因而当地的居民必须搬至他处。

当水利设施陆续建成后，东南安纳托利亚382座村庄被淹没，19.77万名村民被迁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库尔德人。土耳其政府为库尔德人建设的安置点居住条件恶劣，且周边无工作环境，从而迫使库尔德人涌入诸如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的贫民窟。至于因建设水利设施而被征地的库尔德人，土耳其政府通常不给予其补偿，而这些失地者也因怕被视作库工党的同情者遭到镇压而不敢伸张自己的权益。

通过东南安纳托利亚计划，土耳其政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拉动了库尔德人聚居区的经济增长，实质上却达到了分化库尔德人的目的。

土耳其国内愈演愈烈的库尔德问题给了叙利亚良机，其希望借此削弱后者对东南安纳托利亚的控制力，迫使其在幼发拉底河水资源分配问题上让步。1984年库工党发动武装“起义”之后，叙利亚就开始向库工党下属武装组织提供后勤方面的援助，间接对抗土耳其军警。同时，叙利亚还接纳库工党的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进入叙境内设立总部，遥控指挥土耳其境内的库工党武装。

叙利亚对库工党的援助的确起到了作用，在水资源争端与国家安全直接挂钩后，土耳其在水资源争端的立场逐步软化，逐步愿意与叙利亚方面重启谈判，合作磋商幼发拉底河部分水资源的分配问题。1987年，在叙利亚再次呼吁土耳其承担对下游国家的责任，承认幼发拉底河是国际水道后，两国终于签订了双边协定，其中土方允诺将流向叙利亚的幼发拉底河径流量从350立方米/秒提高至500立方米/秒，不过除此之外双方未达成解决幼发拉底河全部水资源分配问题的协定。

随着阿塔图尔克大坝于1990年1月开始蓄水，土方原先协定的500立方米/秒幼发拉底河径流量无法维持，叙利亚遂通过支援库工党再次向土方施压。土耳其被迫再次让步，在1992年8月与叙利亚签订安全协定，双方在宣布共同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重申幼发拉底河径流量将维持在500立方米/秒。

新协议墨迹未干，次年幼发拉底河径流量再度大幅下降。此后三年内由于比雷吉克水坝开始蓄水，加之尚勒乌尔法灌溉渠开始运作，幼发拉底河径流量一直维持在低位。叙利亚自然对此极为不满，加大了对库工党的支援力度。1996年，土耳其以叙利亚支持库工党为由，拒绝与叙利亚就水资源问题展开进一步谈判，并指出要土耳其放着自己的肥沃耕地不灌溉，反而放水给叙利亚灌溉其贫瘠的耕地，无疑是“不公平且不具经济性的”。

不过仅仅两年后，叙土水资源争端与双边关系迎来了转机：两国在阿达纳签署协定，土方在其中表示愿与叙方在未来就幼发拉底河水资源分配问题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以换取叙方承诺暂停援助库工党，并将其领导人奥贾兰驱逐出境。1999年，奥贾兰被土方逮捕，群龙无首的库工党被迫单方面宣布停火，库工党武装“起义”随之结束。

2001年8月，叙土双方正式就幼发拉底河水资源分配问题展开合作，土耳其东南安纳托利亚计划地区发展局与叙利亚国土发展总局签署了关于共同开发幼发拉底河水资源的协定。同年11月，叙土两国再次签署安全协议，声明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水资源分配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之间的联系再次强化。

2007年，叙伊土三国就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水资源问题开始三方协商，并在次年成立了联合水学会，以研究三国水资源分配问题。2009年12月，两国签署了两份协定，其中强调了叙土双方将就水源供应、水质、用水效率管理以及应对干旱问题展开全方位合作，同时土方答应将幼发拉底河的最小瞬时径流量提高至550立方米/秒。

虽然叙土两国就幼发拉底河水资源分配问题的合作进程自2001年至2010年一帆风顺，两国双边关系随之回暖，但两国始终没有就幼发拉底河水资源最终分配比例签署全面协定，水资源争端仍存变数。

幼发拉底河水资源之战的未来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土耳其跟随美欧的步伐，对叙政府展开制裁，并为叙反对派武装提供援助，幼发拉底河水资源分配问题也因为叙利亚国家陷入内乱、幼发拉底河以东区域由库尔德武装控制而搁置，两国关系转冷。

实质上，目前叙土双边关系中的头等大事是库尔德问题与土耳其对叙反对派的支持，幼发拉底河水资源争端已边缘化，政权稳固的土耳其自2011年以来便处在优势地位。

至于叙政府，由于只控制了62%的全国领土，其头等大事仍是收复失地。目前，库尔德人为主的叙利亚民主军已在叙利亚北部扎根，以幼发拉底河为界，控制了叙利亚27.9%的领土，叙利亚事实上已陷入了国家分裂。

在未来，叙土两国水资源争端极有可能演变为叙中央政府、库尔德地方势力与土耳其的三方博弈，因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只会朝着更复杂，且较之前对叙中央政府更为不利的方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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