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缅甸行③︱缅甸与史学：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本文系作者2019年7月11日在东北师范大学“民国史研习营”的演讲。全文分三部分发表，这是第三部分。

内比都的宾馆区

缅甸大约有五千多万人口，六十七万平方公里。从自然条件来看，虽然比较炎热，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大量的平原地带，充足的淡水资源，伊洛瓦底江流域是很好的农业地带。与之接壤的中国云南、西藏，多为山区，属横断山脉。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18年，缅甸人均GDP为一千二百九十八美元，为世界第一百五十六位，从统计数字来看，缅甸是一个贫困的国家。

如果你在仰光，在曼德勒，看不到这种贫困现象，大多数人生活还都可以，许多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相当于中国二三线城市。在仰光，特别是到了港口区，仍能感受到昔日远东航线大码头的景色——仰光的航运地位曾与加尔各答、槟榔屿、新加坡、西贡、香港相当。而在曼德勒，私人汽车很多，许多是高级品牌，但大多数街道没有红绿灯，照样通行无阻。我曾在早晨上班时间观察所住宾馆的十字路口，应属曼德勒比较繁荣的地方，没有红绿灯，司机们似乎有一种心中的交通规则，不做手势，也不打招呼，秩序井然。

缅甸在历史上曾是东南亚的三大国之一，另两个是越南和暹罗（泰国）。缅甸人的工作态度很好，很勤奋。我们从曼德勒到蒲甘，到内比都，乘坐当地长途车，司机和他的助手同时在经营各种带货、上客的生意，很有效率。我们也与许多缅甸小生意者打交道，感觉他们速度很快，手脚麻利。我觉得缅甸人的工作态度超过了东南亚许多国家的人，与越南人的勤奋程度差不多。

自然条件好，人民勤奋，这个国家应当获得好的发展，人民应该有着好的生活。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缅甸曾是亚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人均GDP仅次于日本，为亚洲第二位。当时的缅甸，华人也特别多。

当我们一行来到首都内比都的时候，似乎明白了一些。

缅甸的首都过去是仰光。这个城市是英国占据下缅甸时发展起来的，至第三次英缅战争英军攻占曼德勒、吞并上缅甸后，仰光成为上下缅甸的政治中心。1948年，缅甸独立，仰光成了这个新国家的首都。然而，在2005年11月6日星期天，仰光民众突然发现官员们正忙着搬家，到了第二天才非正式宣布迁都内比都（位于缅甸的中部）。任何国家的迁都，都是一个重大事件，需要进行大量的前期工作，而缅甸军政府的迁都，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贡榜王朝的多次迁都。

缅甸新都建设是一个很大的计划，这个城市分成政府区、居住区和宾馆区。让所有的宾馆建在一个地方，真是奇思妙想，宾馆似乎完全失去了宾馆的意义。军政府将新首都设计成一座大军营。我们乘坐的长途车进入首都的长途车站，再乘出租车去宾馆，当地司机也不太清楚宾馆的位置，通过宾馆的电话联络才最后找到。我们住的宾馆是相当不错的，却位于宾馆区的边缘，开窗望去，就是农田。宾馆的周围没有商店，没有饭店，没有居民，没有公交车，也看不见出租车。宾馆的旁边，是宾馆，再旁边，还是宾馆。我们居住的那个晚上，宾馆居然全满了，据说是召开一个国际会议。

我们在内比都只住了一个晚上，我们在宾馆餐厅吃意大利菜，到旁边宾馆的ATM机上取钱。我们能看到的很少，却是收获丰满。文明是遗传的。内比都宽阔的街道，绝对不会堵车。内比都像模像样各类政府建筑，当属缅甸建筑业当前的最高水平。从内比都看贡榜王朝或缅甸其他王朝，似乎能找到相似的地方——这里有统治者，有官员，有军队，但似乎很少见到人民。这与中国的历史是大不相同的，就像我前面提到《尚书·盘庚篇》。就缅甸目前的国力而言，内比都的建设花费了大量的财力，而且还在此建造了重要的寺塔——内比都大金顶，高达一百米。

在缅甸，我比较喜欢与其邻国、同属贫困国的老挝进行比较。

从城市来看，仰光、曼德勒与万象、琅勃拉邦相比，缅甸完全超过老挝。大学教育也是缅甸占优。仰光大学的历史，早于中国的北京大学。我在该校的校园里，看到校内的院系设置，有点像四十多年前我刚到时的广州中山大学。曼德勒医科大学从外表来看，已有相当的规模。我也发现，该校正在建造新的教师宿舍。

但要说到农村，老挝却超过了缅甸。我们从曼德勒到蒲甘，再到内比都，坐的车比较矮，沿途能看到农业，却看不到农舍与农村。我们从内比都回仰光时，坐的是北欧出的斯堪尼亚大巴车（二手货），座位很高，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远处的农舍让我感到震撼。简易的草房，原始的生活环境，大约与几百年前没有太多的差别。最重要的，是没有电。缅甸是一个严重缺电的国家，曼德勒许多大户的门口，配有柴油发电机。我也一度想到，缅甸政府若用建新都的钱来建电站，只需十分之一就足以改变状况。

我曾从老挝的万象坐长途车去琅勃拉邦，路上花了十四个小时，走的是被压坏的山路，由此看到了老挝山地的农村。这些地方虽然穷，但有电，我看到一家农户还有电冰箱（生活质量会有很大的提高）。因为有电，山区也有了自来水，车上的旅客到了，村民们也会做“上厕所”（水厕）的生意。更重要的是，沿途看到了很多小学校，其中有泰国、日本援建的。我看到了山村的小学生骑车去上学。而在缅甸，我一路上没有看见农村的小学校。没有看见，当然不是没有，而这些小学校的建筑显然不能吸引眼球。我从香港飞仰光时，看到同机的一群旅客身着“树苗行动”的T恤。树苗有两个意思，一是种树，一是育人。我便问了一下，他们说是到缅甸去给农村小学校捐助太阳能电池板，并建议我也参加他们的行动。缅甸虽有漫长的雨季，但至少在不下雨的时候，学校还能因此用上电。

缅甸的城市里，每个人都有手机。从内比都到仰光的长途车票，也是宾馆服务员在手机上帮我们预定的，可见该国的商业网络服务也还是可以的。现代社会是用手机联络起来的。如果农村有了电，如果农村小孩子有了手机，他们就可以了解到更大的世界。

在缅甸的寺庙中，在曼德勒等处早晨的布施中，我看到了大量的孩子和青年。小小年纪就出家，原因自然很多。但我看到这些童稚的脸庞，却在静静地想：如果他们能在世俗的社会中获得到好的教育机会，他们还会来寺庙吗？如果世俗的社会不能提供足够多足够好的教育机构，他们不去寺庙又能从哪里获得知识呢？而他们在寺庙中学到的历史知识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仰光国家博物馆看到的“骠国”史与白居易的“骠国乐”

我之所以要到东北师范大学“民国史研习营”来讲缅甸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在仰光国家博物馆的感受。

仰光的国家博物馆建于1952年，陈列着这个国家的许多重要的文物。其中最重要的，自是英国和印度的归还物——第三次英缅战争后，英国将缅甸的许多器物，搬到了英属印度的统治中心加尔各答，其中包括金器、珠宝物件、金诏令，还有曼德勒王宫国王与王后的升位御座。这些都被当作该馆的“镇馆之宝”。

然而，给我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是“骠国”历史（前期以毗湿奴城为中心，公元一至五世纪，中国后汉到南北朝；后期以室利差呾罗城为中心，大约公元六至九世纪，中国隋唐时期）。国家博物馆展示了那个时期的一些文物。

骠国的历史是被遗忘的，尽量骠国也有文字。缅甸最重要的历史著作《琉璃宫史》，虽有相应的记录，但十分简略，且与神话相伴。在缅甸的历史记录中，比较清楚的国家形态，开端于下缅甸地区的孟人国家。1911年，英国人在蒲甘发现妙悉提塔碑，由此可以解读“骠文”。1920年代，英国人在缅甸南部考古，发现了室利差呾罗城，我不知道英国人当时有没有参考中国方面的记录。在东南亚考古中，最为著名的事例是吴哥，1861年法国博物学家发现这个淹没于森林中的城市时，当地没有任何文献，最重要的文献资料是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

缅甸国家博物馆一入门就介绍骠文，将缅甸的历史从骠国开始谈。缅甸的考古学家后来又有许多次的发掘，特别是对林汗的发掘。考古发掘虽然能恢复当时的宫城、房基、用物，还原当时部分城市生活，但要真正解读历史全貌，会有许多欠缺。今天能够读到的骠文，只存在于瓮铭、石刻上，仅有数行字，且数量又非常之少。

而在中国历史史籍中，对此却有着相当多的记载。早期骠国的历史可见于晋代文献。而室利差呾罗的历史在唐代文献中多次出现，“室利差呾罗”的汉文名称，就出自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旧唐书》《新唐书》皆有《骠国传》，是研究骠国历史与文明的重要文献。然而，这些中国的文献也要经过精密的解读方可确认其事。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公元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骠国国王雍羌派王子舒难陀出访唐朝，随行的还有一个歌舞乐队，有乐工三十五人、乐器二十二种，献乐十二首。这件事在骠国文献中完全没有记载，而唐代诗人白居易却有诗为证：

骠国乐

欲王化之先迩后远也

贞元十七年来献之

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

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奉正朔。

德宗立杖御紫庭，黈纩不塞为尔听。

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

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

曲终王子启圣人，臣父愿为唐外臣。

左右欢呼何翕习，至尊德广之所及。

须臾百辟诣阁门，俯伏拜表贺至尊。

伏见骠人献新乐，请书国史传子孙。

时有击壤老农父，暗测君心闲独语。

闻君政化甚圣明，欲感人心致太平。

感人在近不在远，太平由实非由声。

观身理国国可济，君如心兮民如体。

体生疾苦心憯凄，民得和平君恺悌。

贞元之民若未安，骠乐虽闻君不叹。

贞元之民苟无病，骠乐不来君亦圣。

骠乐骠乐徒喧喧，不如闻此刍荛言。

除了白居易外，诗人元稹对骠国乐也有相应的诗篇。白居易诗篇的重点是“击壤老农夫”，强调了“感人在近不在远，太平由实非由声”。白居易由此而作结句：“骠乐骠乐徒喧喧，不如闻此刍荛言。”而我所关心的，却是“来献南音奉正朔”，“曲终王子启圣人，臣父愿为唐外臣”，“须臾百辟诣阁门，俯伏拜表贺至尊，伏见骠人献新乐，请书国史传子孙”。这些诗句明显地表明了骠国“欲王化之先迩后远”的志向，表明了宗藩关系“先迩后远”的建立过程，而且将记录于“国史”以“传子孙”。白居易肯定不懂骠国语，今日也有学者甚至怀疑白居易是否亲自听过骠国乐（秦序：《骠国献乐与白居易〈骠国乐〉诗》）。白居易又从哪里知道“臣父甘愿唐外臣”？当时的唐朝又有谁懂骠国语？“奉正朔”“唐外臣”“贺至尊”在骠国语中又该如何表达？实际上这三个儒学概念强烈的短句，今天若要准确地翻译成英文，我看也不容易。

我是从缅甸回国后才查阅白居易诗篇的，而这些内容也很容易让我联想到最近在蒙古国哈拉和林附近看到的“故阙特勤之碑”。也正是在唐代，由骠国献乐再往前推六十九年，公元732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年，突厥毗伽可汗的弟弟阙特勤死了，毗伽可汗请唐朝派工匠到其驻地为阙特勤建庙立碑。“故阙特勤之碑”同时刻有汉文字与突厥文字，两种文字的内容大不相同。碑文的汉文由唐玄宗李隆基所写，多少说明了唐朝皇帝的虚妄。碑文的突厥文由毗伽可汗所写，多少说明了突厥可汗的虚伪。他拿了唐朝的钱，也请唐朝派工匠为他建庙立碑，却在突厥文的碑文中，让突厥人警惕唐朝。这两种文字都是由唐代的工匠所刻。这些工匠当然不懂突厥文字。当白居易诗中所写“德宗立杖御紫庭”之时，“曲终王子启圣人”之际，唐德宗李适真的听到了骠国人“欲王化”（接受儒家文化）、“唐外臣”（接受封贡关系）之语？如果他听到了，骠国王子舒难陀说的是真话，是假话，还是如同突厥毗伽可汗那类虚伪的话？由此还可以进一步追问，骠国王子舒难陀懂汉文字吗？如果不懂，又是由谁来翻译的？这里面有没有译者的“贡献”？

“故阙特勤之碑”是1889年由俄国考古学家发现，相关的研究，各国一直没有停止。我们对骠国的研究在哪里？我们对蒲甘王朝、东吁王朝、贡榜王朝的研究在哪里？我们解读缅文、孟文、骠文、掸文的能力又在哪里？在这些方面我们显然有着许多不足。我们的青年人是否也可以在这条路走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