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缅甸行①︱中间人与“创造性”翻译

本文系作者2019年7月11日在东北师范大学“民国史研习营”的演讲。全文分三部分发表，这是第一部分。

若是在三年前，我绝不会想到要去缅甸。不能说我没有兴趣，但毕竟离我正在进行的研究相距甚远。2017年，澳门大学硕士研究生向天南开始研究清代中缅关系，至今年答辩时，做出了很好硕士论文，让我感到了心动。正好有一点时间，也正好有一点经费，于是到缅甸走了一小圈。时间仅仅一周，心得只有两分，远远谈不上研究级的。

当东北师范大学“民国史研习营”让我来做演讲时，立即想到了这个题目。我是研究清朝史的，在这里不管讲民国史，还是讲缅甸史，我都属于外行，违规的尺码大小是相同的。但我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更多的有志青年对此课题产生兴趣，投身到这一项研究中来。也就是说，虽属违规，亦为“情有可原”。

先来熟悉一下缅甸历史中的几个名词：骠国，分前后期，约公元一至九世纪。蒲甘王朝（1044-1287），相当于中国北宋仁宗庆历四年到元朝至元二十四年。蒲甘王朝为元朝所灭。东吁王朝（1531-1752），相当于中国明朝嘉靖十年到清朝乾隆十七年。1539年建都勃固，位于缅甸南部，在仰光附近；1635年迁都阿瓦，位于缅甸北部，在曼德勒附近。贡榜王朝（1752-1885），相当于清朝乾隆十七年至光绪十年。因创立之王为雍籍牙，也称雍籍牙王朝。其国都有五：瑞冒（1753-1766）、实皆（1760-1763，陪都）、阿瓦（1766-1783、1823-1837）、阿摩罗补罗（1783-1823、1837-1857）、曼德勒（1857-1885）。以上按时间顺序排列，以便各位能建立相应的时间概念。下面的演讲就不再按照时间顺序了，甚至是倒过来讲。

台北故宫的银表文

事情还需从头说起。

2005年，我参加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主办的“文献足征——第二届清代档案国际研讨会”，有一篇论文引起了我的兴趣。该文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白诗薇（Sylvie Pasquet）研究员写的，题名为“赠送给乾隆母亲的缅甸大象——故宫博物院现藏缅甸银表的研究”。白诗薇将收藏于台北故宫的缅甸国王银表文译出来了：

统治所有张伞盖的西方大国国王，也是生命之主的皇帝与南宫皇后告知。（皇帝）委任并派遣使节到皇兄日东王的国都。在东方的锡新、耿马、猛康，在南方的大洋附近，在西方的大洋附近，在北方的大洋附近，在任何时间两国之间都没有发生往来，其他城镇也没有被达到。这是大国之间、皇帝之间（的事）。两位国王没有相互致意。以前，生命之主日出王亲善地派遣使节到日东王的国都，皇兄日东王也派遣永历王到阿瓦。当永历王到跟前来时，他得到亲善的款待。（日出王）也派遣了到日东王国的使节，珠宝金城并派遣使节之后，外交上互不来往时间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皇兄日东王也好，皇弟日出王也好，都没有派遣使节，没有往来。皇兄日东王真有威德。因为（皇兄日东王）的威德和权力有如向四大部洲发光的月亮，所以四大部洲和四方（的民众）到来瞻仰。皇弟日出王的国与皇兄日东王的国没有被大洋相隔，两国有如一条水，一块土。皇兄日东王有威德，所以被派遣的人都能到达。阿瓦皇帝争取（？）蒲甘、猛白、普坎、东吁、马达班、汉达瓦底、勃固、沙廉、土瓦、直更、清迈、戛里、纵徒、木邦诸国后，同十四国王一起派遣银土司吴尚贤到皇兄日东王（的国都）。因为（日出王派遣的）使节，（路途不熟）不能到达，所以金叶书信和诸多礼物由银土司吴尚贤接收并照料运送。银土司向大理侯禀告，大理侯迆西道与吴尚贤（向猛车侯）禀告，猛车侯向日东王上奏。日出王与南宫皇后亲善地赠送两只大象、两卷绒布和一匹缅布给日东王皇太后。（简注：“南宫”，正宫之意。“永历王”，明代最后的君主永历帝朱由榔。“珠宝金城”，指代“日东王”[清朝]的首都。“蒲甘”等十四地名，指缅甸的国土范围。“猛车侯”，指昆明，亦指云南官员。）

台北故宫所藏的缅甸银表文

这是一份重要的文件，藏在宫中久久无人识读。白诗薇的研究说明，这是缅甸东吁王朝（1531-1753）最后一位君主摩诃陀摩耶沙底波帝（King Mahadammayaza-Dipati，1733年登位），于1750年（乾隆十五年）给清朝乾隆帝的书信，写在银片之上。由此到2005年，即二百五十五年之后，才被白诗薇真实地解读出来。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缅甸东吁王朝的君主，自称“统治所有张伞盖的西方大国国王，也是生命之主的皇帝”“日出王”“皇弟”，称清朝乾隆帝为“皇兄日东王”，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关系。

这件银表文的解读，属于重大发现！它有可能推翻先前的历史结论，有可能证明清朝与缅甸王朝的宗藩关系是虚假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朝与周边国家陆续建立了宗藩关系，从清代文献来看，一共有七个国家，朝鲜、琉球、越南、苏禄（今菲律宾南部苏禄群岛）、暹罗（泰国）、南掌（老挝北部的琅勃拉邦）和缅甸。

根据清代文献，乾隆十六年（1751），缅甸国王派使“入贡”，此即东吁王朝摩诃陀摩耶沙底波帝的使节。这也是明代后期两国封贡关系中断后，缅甸初次要求入贡。那么，清朝当时读到的汉文表文是什么呢？档案中尚未找到，在昭梿的《啸亭杂录》中有记载：

缅甸国王莽达拉谨奏：圣朝统御中外，九服承流。如日月经躔，阳春煦物，无有远近（迩），群乐甄陶。至我皇上，德隆三极（级）。道总百王，洋溢声名，万邦率服。缅甸近在边徼，河清海晏，物阜民和，知中国之有圣人。臣等愿充外藩，备物（修诚）致贡。祈准起程，由滇赴京。仰觐天颜。钦（敬）聆谕旨。

这是非常清楚的俯首称臣的表文。也正是根据这道表文，乾隆帝批准了缅甸使节进京。如果将两份表文对照来看，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前者并没有“万邦率服”“愿充外藩”之类的词句或意思！白诗薇所译银表文称：“赠送两只大象、两卷绒布和一匹缅布给日东王皇太后”，“日东王皇太后”指乾隆帝的母亲。乾隆《大清会典则例》中称：缅甸贡使带来了“毡缎四、缅布十有二，驯象八。皇后前驯象二”。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又称：

赐（缅甸）国王蟒缎、锦缎各六匹、闪缎八匹，青蓝彩缎、蓝缎、素缎、绸、纱、罗各十匹；王妃织金缎、织金纱、织金罗各四匹，缎、纱、罗各六匹；贡使彩缎六匹，里四，罗四，纺、丝、绢各二匹；缅目四人，每人彩缎三匹，里二，绢一匹，毛青布六匹；象奴十有九人，缅役十有四名，各毛青布六匹；伴送官彭缎、袍各一领。加赐（缅甸）国王御书‘瑞辑西琛’四字，青白玉玩器六，玻璃器十有五种共二十有九件，瓷器九种共五十有四件，松花石砚两方，珐琅炉瓶一副，内库缎二十匹；贡使内库缎八匹，银百两。

这完全符合“抚有万邦”的清朝对朝贡国“薄来厚往”的原则。白诗薇的研究揭示出，这起“朝贡”事件是银表文中提到的“银土司吴尚贤”制造出来的。吴尚贤是一个商人，原籍江南，出生于云南，在位于今日缅北的佧佤地区开采银矿。1750年初，吴尚贤伪装成清朝皇帝派出的使节前往缅甸首都，并伪造了清朝皇帝给缅甸国王的信件。由此，东吁王朝“日出王”摩诃陀摩耶沙底波帝派出使节，其本意是回访，而不是朝贡（即银表文所写的内容）。吴尚贤之所以要制造这起“朝贡”事件，自然有他的私人目的。然而这个故事实在太长，只能不表。

东吁王朝中后期的首都阿瓦（今作“因瓦”）在缅甸北部曼德勒的附近，伊洛瓦底江畔，2019年5月我们到达那里，已经看不到没有任何城市的形象，而是存在于大片农田中的一个个历史遗迹。阿瓦古城已辟为旅游区，到那里去的游客要坐船，然后坐马车，村民们因此可赚点收入。我们到达时已是下午，没有能进入他们的考古博物馆，而是直接去看历史遗存。缅甸是一个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的国家，最重要的建筑是佛寺（后面还会详细说明）。阿瓦最著名的建筑是宝迦雅迦江僧院（Bagaya Kyaung Teak Monastery），建于1770年，由二百六十七根大柚木制成，又名柚木寺。寺内的木雕十分精美。我听到一位导游在说，这个寺庙要比国王的宫殿还精美。但从建庙时间可知，东吁王朝已经崩溃，继之兴起的是贡榜王朝（1752-1885）。阿瓦也数度成为贡榜王朝的首都。这一个下午，我们似乎没有看到东吁王朝的政治遗迹，也不知道东吁王朝王宫的位置，看到的大多是宗教遗存。也就在这片土地上，在二百六十九年之前，1750年，缅甸东吁王朝“日出王”摩诃陀摩耶沙底波帝在接待了由吴尚贤所扮清朝乾隆帝的假使节后，派出其使节，前往中国觐见“皇兄日东王”。而东吁王朝的国运此时已属命悬一线。

1750年5月，缅甸国王的使节到达清朝的边界，由吴尚贤伴送，“银表文”的翻译应有吴尚贤的“贡献”。1751年7月，缅甸使节在吴尚贤的陪同下到达北京。8月，清朝乾隆帝“御太和殿，受缅甸国使臣朝贺”。9月，缅甸使节离开北京，于12月到达昆明，其中正使希里觉于11月在途中病故。而他们离开昆明尚未最终到达时，其国都阿瓦已被孟族人攻破，东吁王朝就此覆灭。

缅甸国王的银表文今天还保存在台北故宫，乾隆帝给缅甸国王的赏赐品，尤其是乾隆帝亲笔所写、颇有意境的“瑞辑西琛”，又到哪里去了？

我个人以为，白诗薇是这个领域最优秀的研究者。其之所以优秀，就是能阅读中、缅、英文字，当然法文最好。我那时正在北京大学教书，开设《中国近代政治制度》课程，其中就有清代宗藩关系的内容。白诗薇的论文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文中解读了缅甸文文献，揭开了我们不熟悉的那一面。

2005年会议期间，台北故宫博物院庄吉发教授请一名学生开车，陪同白诗薇和我一同去台北近郊的九份、野柳小游，我们一路谈了许多。她是在巴黎跟随一位缅甸老人学习缅甸语，不仅能读现代缅甸文，而且能读古缅甸文。她还谈起她多次进入中缅边界地区。我看着面前这位“弱女子”，问是否有危险？她说，“没有关系啊，我有朋友”。我觉得她的内心世界要比一位大男子还强。

2005年会议之后，我在台北故宫看档案，又遇到了白诗薇。她正好从库中调出了银表文，我也有机会一睹真容。那些刻在银片上的文字真的很不清楚，在我看来只是一个圈连着一个圈。缅甸的文献本身就很少，而这份重要的文献——银表文，除了吴尚贤外，很可能没有一位中国人读懂过。我们知道马戛尔尼的故事，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帝的信，被“创造性”地译成“表文”。我最近在蒙古国哈拉和林附近看到了著名的“故阙特勤之碑”，汉文与突厥文是两种不同意思的表达。白诗薇的研究提示我们，除了使用汉文字的朝鲜、琉球、越南外，同被列为朝贡国而不使用汉文字的暹罗、南掌、苏禄表文，我们都要有所警惕，不知是否会有同样的“创造性”翻译。我看着这件银表文，内心的感受很难说清楚，为什么这一份文献是由懂中文的法国人来解读，而不是由懂缅甸文的中国人来解读？

一般说来，会议论文我是不保留的，但白诗薇的这篇论文我带了回来。由此过去了十四年，我从北京大学到华东师范大学再到澳门大学，这篇论文我一直带着。我当时问白诗薇，论文将在何处发表，她说还要修改。我也不知道她是否修改后发表，但从我的文献检索手段中找不到该文的发表之处。这次发给参加研习营的同学看看。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觉得我与缅甸可能是会有点关系的。

《边疆地带的中间人》

继缅甸东吁王朝而兴起的是贡榜王朝（也称雍籍牙王朝，1752-1885），很喜欢迁都。在一百三十三年的历史中，贡榜王朝迁都六次，先后以瑞冒、实皆、阿瓦、阿摩罗补罗、曼德勒为都城。虽说有五处之多，但相距不远。作为中国人，我们很难理解，迁都是一件大事，建都又需大量的人力与财力。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安分一些呢？

缅甸贡榜王朝是一个以军事征服而建立起来的高度专制的国家，该王朝比较大的麻烦是王位继承制度。这也是专制集权国家难以克服的通病。贡榜王朝的王位是传弟还是传子没有绝对的规定。国王多子，国王之弟、之子又多有军权、政权，加重了王位争夺的血腥性。新王为了政治安全，常以迁都来维持统治。

缅甸贡榜王朝与清朝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

从清朝官方文献来看，有三个重要环节：一、1765年（乾隆三十年）起，清朝四次派兵征缅，取得了胜利，缅甸于1768年表示乞降。到1769年，战事停止了，清朝中断了与缅甸的贸易。二、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缅甸派出朝贡使节，乾隆帝在热河召见了这个使团，中缅贸易关系有所和缓。三、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正值乾隆帝八十大寿，缅甸国王派使请求敕封；乾隆帝由此开关通市，并派使团到缅甸宣封；缅甸国王再派使节到中国北京谢恩。清朝与缅甸建立起宗藩关系。

缅甸方面又怎么看呢？

缅甸贡榜王朝是一个非常自负的国家，自认为是“宇宙的中心”。他们的国土扩张非常快速，很快“统一”了上下缅甸。他们打败了其世敌暹罗，印度与老挝也是征讨的对象。他们还宣称要打败中国。然而，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仍是相当有限，尤其不了解中国。他们的中国知识大约不会超过云南，很可能只是保山、大理一带。

由此，在贡榜王朝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清朝官方文献完全不同的记载：一、1765-1769年清缅战争时，缅甸国王正是辛标信（孟驳，1736-1776，1763年登位）。他是雍籍牙的次子，将首都迁到阿瓦。他曾率大军攻入曼尼坡（今印度一个邦）、阿瑜陀耶（今泰国大城府），军功卓著，手下猛将众多，国力发展到高峰；他发动入侵云南的战争，并宣称是胜利的一方，从未派人乞降。二、1788年，缅甸国王正是波道帕耶（孟云，1745-1819，1782年登位）。他是雍籍牙的四子，首都迁到阿摩罗补罗。波道帕耶是缅甸历史中的名王，在他的治下，贡榜王朝发展到极盛期。他派出使节去热河觐见乾隆帝，是因为前一年清朝派出了使节，只是作为回礼。三、1790年，缅王波道帕耶并没有向清朝请贡，清朝的使节来到了缅甸，但只到了边界垒兰，三位宣封使根本没有到首都，更有意思的是，清朝的使节还向缅王波道帕耶献上了三位公主！顺便地说一下，这三位假公主后来被波道帕耶识破，但只是打入冷宫，没有更多的追究。这位缅王据说拥有二百位后妃，六十二个儿子，五十八个女儿。

两国的历史纪录对照，差之霄壤。

澳门大学历史系硕士生向天南在我的建议下研究清代中缅关系史，以“边疆地带的中间人”为题作硕士论文，对此提出了新的解说：

一、中缅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商业关系，两边的经济有着互补性，来自云南的铁器等物是缅甸的必需品，来自缅甸的棉花和棉织品也为西南地区所需。缅甸所产的宝石类商品为当地商人带来了巨大的利润，银矿的开采、木材的伐运也养活了大量的老百姓。中缅边界的腾冲等地形成了繁荣的市镇。

二、清缅战争使乾隆帝关闭了中缅贸易，这对清朝中央政府、缅甸王国的上层都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对中缅边界地带的商人、土司、云南边界地方官员的利益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他们有意于恢复通商，重建清朝与缅甸的良好关系。他们是“边疆地带的中间人”。

三、根据白诗薇、铃木中正等人的先期研究，确认了1787年云南顺宁知府全保和耿马土司罕朝瑷派出了伪使团，到达缅甸首都阿摩罗补罗，1788年缅王波道帕耶派出使节，只是回访，非并请贡；确认了1790年所谓缅王请贡使节，实为蛮暮土司孟干，而乾隆帝派出的使节永慧、百福、屠述濂三位地方官员，伪造了到缅甸首都宣封的情节。

四、考察了1790年之后缅甸各次“进贡”和清朝多次派使，认定边疆地方势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指认蛮暮土司孟干、腾越知州屠述濂最为嫌重。对此，向天南认为：

边疆地方势力在维系中缅两国和平与友谊当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他们深知缅甸国王不可能接受清王朝在东亚、东南亚主导建立的朝贡体制和宗藩关系，同时他们又懂得中缅两国如果继续冷战将给边境贸易带来怎样毁灭性的打击。鉴于此，他们定期组织使团，携带礼物，伪造书信，进入缅甸与缅王通好。作为回礼，缅王也顺势遣使入华。这些边疆地方势力再将缅王写给清朝皇帝的书信进行创造性地改写，让其符合属国的礼仪。在他们的精心包装下，一个来‘进贡’的缅甸使团便神不知鬼不觉地诞生了。戏谑的是，这样的骗局维系了近百年而没有被戳破，清朝皇帝和缅甸国王在对彼此的误解中，相安无事地交往了一个世纪，中缅之间再也没有爆发大的争端。

然而，从1788年到1875年，在近百年的历史中，缅甸共有十三个使团进入热河或北京，其中有七个真是缅王派出的，另外六个情况不明。这场骗局虽由“边疆地带的中间人”来操盘，但他们惟一可用的手段，只是语言，利用清朝皇帝与官员“不懂缅文”、缅甸国王与官员“不懂中文”！

我也将向天南的硕士论文发给研习营各位同学，作为参考。

看到了这样的论文，看到了这样的分析，不免有了到缅甸走一走的想法。向天南因个人的原因不再做研究了，走一走的想法更加强烈。由于缅甸的边疆地区现在不适合旅行，我们也只是到最重要的地方走一走：香港→仰光→曼德勒→蒲甘→内比都→仰光，其中曼德勒再回到仰光三段路程，坐的是当地的长途汽车。

曼德勒城是贡榜王朝的最后一个都城（1857-1885），迁都建城者为敏东王（孟顿，1808-1878，1853年登位）。我们看到的王宫，是1989年缅甸政府按照原来的图片与资料重建的，1996年对公众开放。原来的王宫，据说是用柚木建成，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1885年，英国发动第三次对缅战争，占领上缅甸地区，贡榜王朝由此而覆灭。英国以时任英属印度总督之名，将曼德勒城更名为达弗林城堡（Fort Dufferin）。到了这个地方，尽管是近年的重建，尽管是相对粗糙的制作，我们仍能感受到敏东王当年的气魄，感受到贡榜王朝的力量。在此又可以发现，缅甸的都城实际上只是一个王城，虽然很大，但居住者只是国王及家人、亲信大臣、随从和军队，很可能是没有老百姓的。贡榜王朝的每一次迁都，只是统治者的自我迁移，并不需要大量迁民。这与中国历史中的迁都是大不相同的。《尚书·盘庚篇》记录了盘庚迁殷的三次讲话，都是说服贵族与百姓的。中国历史上的都城，除了统治者之外，有着大量的民人。在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中，民是非常重要的，统治者须行“仁政”。中国的皇帝虽须“爱民”，但对数千里之外边疆地区民人的“小利”，在“大义”面前自然不会太计较。乾隆帝及以后的各位皇帝从未考虑过“边疆地带中间人”的利益。缅甸的历代君主关注的似乎只是自己的皇位，也不会去照顾边境土司和民人的利益。但是，他们知道自己被“边疆地带的中间人”所蒙蔽了吗？

敏东王墓前的石碑

1874年，敏东王从曼德勒城派出使节前往北京，这是清朝官方文献中纪录的最后一位缅甸“贡使”。虽说此时英国已经占领了下缅甸，对贡榜王朝有着实际的威胁，虽说敏东王派使前往中国被英国认为有争取国际支持的用意，但云贵总督上奏的表文，仍能让人感到疑惑：

缅甸国王小臣孟顿恭奏天朝大皇帝陛下：伏以圣人御宇，川岳悉被夫怀柔。薄海同风，葵藿亦深其向慕。小臣世居缅甸，服属遐荒。自仰蒙天朝恩准内附以来，隶禹甸则例修职贡，戴尧天而愿切嵩呼。前戒烽火于边陲，久阻梯航于远道。今幸兵戈永息，海宇乂安。小臣属在藩封，亟应纳贡。谨备金叶表文一道，长寿圣佛一尊，驯象五只及土产各物，特遣使头目直也驮纪们腊们甸沮素等代躬恭进阙廷，伏乞大皇帝赏收。鉴兹恭顺之忱，俾遂瞻依之愿。小臣临表，不胜感激欢忭之至，谨奏。

这道完全符合朝贡体制的表文，其中又有多少“创造性”地改写？我在曼德勒王宫敏东王墓前，心中的怀疑也被放大。敏东王能理解上引表文中儒学语辞的“语境”吗？会说“小臣属在藩封，亟应纳贡”的语句吗？“隶禹甸”“戴尧天”两短语在缅甸语中又该作何语辞？敏东王使节于1875年到达北京，虽仍由礼部主客清吏司负责接待，但此时清朝总理衙门已经成立了十四年，他们是否了解缅甸的历史与现状？敏东王时期的档案文献今日是否安在？有没有人去解读？我登上复建的曼德勒王宫高达三十三米的瞭望塔，看着近景与远景，心中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