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君：记录过中东的战火，如今拍出跨文化教育纪录片

文 | 二维酱

“我去格尔木。”周轶君在机场值机柜台前说，然后拿起手机继续跟我聊关于教育的话题。这是8月15日下午，周轶君筹划拍摄了近一年、跨越六个国家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刚刚在西安杀青。来不及休息，她在机场将裙装换成便装，无缝衔接下一轮行程的连轴转：先上青藏高原，在海拔4800米的三江源地区完成一个英文纪录片的出镜工作，第二天凌晨四点就要起床；再过两天，她要飞往武汉，去采访江豚保护的环境专家。

这样的奔波对于周轶君来说并不陌生。2002年到2004年，她曾是全球唯一常驻以色列加沙走廊的国际记者，终日穿行在战火纷飞的中东地区，在充满流血和冲突的地方记录着一个个生与死的瞬间。

那时的她，一身黑衣黑裤，背着黑色的包，扛着黑色的相机，仿佛游走于刀尖的独行侠。离开加沙两个月的时候，她在街头商店镜子里看见自己身上的裙子，觉得有点怪异。她已经有两年没穿过裙子了。

“记者总是从别人身上榨取故事，然后走掉。我总有穿上裙子、看到正常生活在彼岸的一天，他们呢？”2005年出版的第一本书《离上帝最近》中，周轶君写下了这样的感受，她发现琐碎生活的力量如此之大，曾经烙印在记忆中那些玻璃窗上的震颤、爆炸的轰鸣、绝望的呼喊、刺鼻的血腥，在阳光下恍如隔世。

到2017年这本书再版时，周轶君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书名改为《中东死生门》，“生死是一条直线，死生则不然。”她提到自己最近几年仍会去一线，但考虑家人多一些。第二本书《走出中东》是她在凤凰卫视继续近距离观察中东的记录，伴随女儿初生的啼哭写就。在新生儿的面孔上，作为母亲的周轶君窥见了人类的成长。女儿凝视第一次出现的事物的模样，就如同今天身处变革忽至的世界中的我们，无法预知将被带向何处。

有越来越多的网友认识她，通过凤凰卫视那档高口碑的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以及后来的《锵锵行天下》和《圆桌派》。她是节目的常驻嘉宾，与窦文涛、梁文道等人坐在一起谈论当下社会的种种现象，兼具战地记者的沉稳大气和女性视角的细腻，还被马家辉亲昵地称呼为“小君君”。

如今走在街上被人认出来，多半是因为节目，但周轶君觉得更加珍贵的，是还有人通过她的书、她的写作来认识自己。即便这两年她的写作变少了，有些困扰缠绕在心里，她发现原本应该自由开放的互联网，被切割成无数的“密室”，充斥着各种单方叙述的内容，她不知道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会被归到哪个“密室”里。

她也想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长大。拍摄跨文化教育纪录片的初衷，是周轶君试图解答自己在育儿过程中的困惑，去更广阔的世界里寻找答案，却因此忙于出差。她跟女儿开玩笑说，“妈妈拍这个纪录片，是离开你，去寻找教育你的最好方法。”但她知道，最好的教育其实是陪伴。

一个成年人的自我发现之旅

今年六一儿童节，周轶君发了一条图文微博，她跟三个印度孩子一起坐在教室里，“最初只是想为孩子们寻找更好的教育方式，意外的，遇见了自己来时路上种种心结。它是关于成长的无限可能，也是一个成年人的自我发现之旅。”

在周轶君为纪录片组建的团队中，有一些很年轻的同事，他们最初对教育、对小孩这些事情完全不感兴趣，表示不打算结婚，不想要孩子。有位95后的成员，去第一站芬兰之前就向她说明，只是陪她过去，对这个话题一点兴趣都没有。初到芬兰看到幼儿园里满地乱爬的“洋娃娃”，周轶君觉得可爱极了，年轻同事却在默默吐槽。

但是过了几天，那位年轻的姑娘主动来跟她分享了一件事。她发现在芬兰，家长很尊重孩子，把他们当成年人对待。让她想起自己小时候，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看侦探小说，她爸爸就跟很多中国家长一样干预，不准她看这种没用的书，她听话没再看。就这样，一些兴趣在不经意间被扼杀了。当她看到镜头下的孩子可以如此精神饱满，挥洒元气，似乎找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她告诉周轶君，突然觉得有个孩子不是那么可怕的事。

筹备已久的纪录片即将接受市场考验，周轶君心里有忐忑，但周围人给了她这样的反馈，又让她有了几分安心。她最初自己只是作为一个有困惑的妈妈，想寻找全世界关于教育孩子的智慧。但走着走着，她发现意义不止于此，这也可以是一趟成年人回顾自己成长过程的旅程。

很多家长认为自己在不那么完美的环境下长大，孩子也可以，顺其自然就行。走了一圈再回来的周轶君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误区，“如果你看得足够多，眼界足够宽广，会发现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可能性。”

周轶君在上海长大，父母都是普通职工，她在普陀区的一条街上从幼儿园读到高中。生在上海对她最大的影响，是从小就能接触到很多国际化的事物。她记得小时候看过日本摄影师久保田博二的展览，对摄影、对视觉的兴趣就是在那次点燃的。

当时最让她着迷的是文学。印象里最美好的一个暑假，她躺在凉椅上，一口气读完了《围城》。对于孩子来说，那似乎是距离遥远的故事，但她心中有无可比拟的快感。她想，如果以后能成为文学编辑，就是最崇高的事业了。

后来阴差阳错，周轶君读了阿拉伯语专业，这将改变她之后的职业方向，也为看待世界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不过在报志愿时，她想的只是要去北京。90年代北方文化兴盛，有王朔、窦唯、张楚等人，对这个上海女孩来说有种致命的诱惑。

毕业后进入新华社，周轶君一心想做国际新闻记者，得知加沙有一个外派名额时，便主动请缨，用“女性的耐力比男性的爆发力更重要”的陈述打动了社长。当时的加沙地区战火不断，枪林弹雨，让人避之不及，但年轻记者渴望经历和荣誉，“有血液涌动的感觉，非常想去。”26岁的周轶君成为常驻加沙的唯一国际记者，一待就是两年。

初出茅庐就接触到世界上冲突最激烈的地方，直面宏大复杂的议题，那时的热情和孤独，都成为周轶君最为珍贵的人生经验。后来她在看李安的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时，觉得特别感同身受，两个世界的巨大反差，在她刚回国时也尤其强烈。

那片地区总是吸引着她，一次次回到危机四伏的中东。在凤凰卫视担任时事观察员的周轶君，见证了2010年从突尼斯爆发的“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在中东乃至全球的蔓延。做新闻的形式从文字和照片变成视频影像，她需要频频出镜和走上主播台。这种转型在她看来只是在操作层面上，而更为根本的，属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思维是一脉相承的。

当她写完记录这段经历的《走出中东》，发现“阿拉伯之春”已经快要被人们遗忘。“但其实这件事一直没有解决。”周轶君说，“现在看到全球一些年轻人在抗争，如果不理解他们的初衷，我们永远没办法解决它。”

如今，她再次转型做教育方面的纪录片，从内容上，似乎跟之前钻研的中东问题没什么相关性，但有一件事她觉得不曾改变：向广阔的世界寻找答案，不断地解决自己的困惑，并且相信得到的启示对大多数人也有帮助。

十年后再到以色列

讲故事的方式变了

《他乡的童年》从去年9月开始筹备，周轶君第一次尝试自己做导演。多年战地记者的经验，让她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一些突发状况，比如在陌生的国度找到对的人脉资源。但是拍片子烧钱的程度超出了她的预料。

“你看《圆桌派》这季最后几集就知道，我都没有新衣服可以换了。”

周轶君决定拍纪录片时很干脆，但回过头来发现确实低估了它的复杂性，需要团队沟通协作，时间很紧张，跟之前写书完全不一样。这部纪录片是由周轶君创办的所以然工作室与优酷联合制作，她自己也投入了大量资金，但过程中还是有几乎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到现在她依然觉得有困难、忐忑，她也会想，这样慢节奏、注重思考性的内容，是不是不适应这个娱乐化时代？

至少这个过程对于她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每次探访其他国家的教育方式回到家中，周轶君会跟孩子分享她收获的趣事。比如在芬兰的森林里，老师给她看被不同动物吃掉的松果，可以根据上面的咬痕来判断是松鼠还是老鼠吃的，以此训练孩子仔细观察事物的能力。

在日本，她发现幼儿园里的孩子每天都有密集的体能运动，园长告诉她这叫“完全燃烧”，要享受烧完后的喜悦。

对比看中国的孩子从小忙功课，没时间活动，体育课一跑就累，周轶君为此担忧。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喜欢跑步，经常早上跑步去真如老街吃羊肉。运动习惯让她至今保持着不错的体力，有年轻同事说，你是不是偷偷吃人参了？

她在以色列看到四岁的孩子拿着钉子锤子做手工，尺寸比较小，但都是货真价实的工具，而不是玩具。令人感慨的不仅是对孩子动手能力的培养，还有家长对孩子的信任，相信他们可以自己去完成一些有风险的事情。

“这个片子不会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开阔眼界的东西。”周轶君说，其他国家的教育经验并不能直接移植，但可以打开人的思维。“你要知道别人面对问题时是怎么想的，才会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可能性。”

对于以色列，周轶君有更深的感情，她曾亲眼见证和记录了巴以冲突的残酷现场，但十年后回到这里，她发现故事换了一种讲述方式，在她眼前徐徐展开的图景不再是呼啸的枪弹，而是创业者的乐土。

回到阔别已久的以色列

她接过一个13岁的以色列少年递来的名片，上面写着某某企业CEO；来自世界各国的团队每天穿行于此，试图从这个具有创造性的国度取经；她采访了一位市长，得知教育经费占政府支出的50%以上……

最让周轶君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以色列摄影师。他们在每个国家拍摄时都会请当地的摄影师，通常摄影师会带很多笨重的设备，恨不得有助理帮忙背着。但以色列的摄影自己想了一个办法，把三脚架抽出了一条腿，然后拿旧皮带打了一个洞，用腰部就能把脚架支撑起来，拍摄时非常灵活，不需要其他稳定器。

纪录片拍摄的足迹遍布芬兰、日本、印度、英国、以色列，最后再回到中国。在西安杀青的最后一期，讲的是国内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观念的碰撞。

生活在香港，有一双混血儿女的周轶君，感觉现在的孩子们从小学英语，中文的教育对他们来说反而是更难的。女儿喜欢迪士尼的公主，但周轶君给她讲西游记的故事时，听到大闹天宫、虾兵蟹将，女儿听得特别入迷，觉得那样的想象力更宏大。

她看到国内有的夏令营教孩子们扎风筝，从中讲几何，讲美术，讲历史，还会引导大家去思考为什么中国发明了风筝，却没有发明飞机。在上课之前，老师先让同学们自己讨论要不要做作业，所有的规则由他们讨论出来。

这样的教育方式让周轶君受到触动，不是灌输知识点，而是真的在传授知识。她回顾自己学生时代上过的课，很多知识点都还给老师了，记得更清楚的反而是课外看的闲书。

她总结说，自己喜欢的是学习这件事本身，从未停止过学习。所以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对获取知识这件事产生兴趣。

前段时间因为出差太多，周轶君的两个孩子有意见，于是他们开了个小会。周轶君让他们说说为什么不想让妈妈出差，不好的理由是什么，有什么解决方法。最后孩子们给妈妈定下了一个规则：每次连续出差不得超过七天，一年不超过六次，特殊情况可以申请他们的批示。

因为这样的时刻，周轶君发现自己身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她曾经跟其他人一样，觉得父母不努力工作，怎么养活孩子？现在她会跟孩子们坐下来讨论，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比钱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她发现生活中有无穷无尽的事情等着他们去探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她同时不断在修正自己。

因为职业习惯，周轶君一直都关注着国际时局，她觉得无论是谁，做什么工作，都应当关心周围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她对教育的话题更加敏感，观察世界也找到了一套新的讲述方式，她觉得教育跟一切都相关，“教育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是关于所有的事情。”

Interview

三明治：你提到拍《他乡的童年》是因为在教育孩子过程中有很多困惑，具体是什么？

周轶君：我们做父母都没有经过训练，经过考试，可能知道一些大的原则，但自己会忍不住，会犯错。

我不太能举出特别的例子，只是有一些困惑。觉得现在的教育跟以前差不多，还是依靠考试分数，但他们面对的未来是跟我们不一样的。

三明治：拍摄了这么多个国家，你最欣赏的是哪个国家的教育方式？

周轶君：我回来跟女儿说，最好是两三岁的时候去日本，接受一下严格的身体规训。小学的时候去芬兰，可以接触大自然，享受自由。中学去以色列或者英国，一方面鼓励创意，另外对学科成绩也比较重视，还有课外的培养，戏剧、美术、音乐全面发展。印度嘛可以选择一个夏令营。每个地方都各有所长。

三明治：家人带孩子跟你有什么不同，产生冲突怎么解决？

周轶君：如果我在房间里听到小孩在哭，第一反应就会冲出来，但如果是先生听到孩子哭，知道孩子旁边有其他人，就不会冲出来。当妈妈就会有种时刻不放心孩子的感觉。

观念上当然也有冲突。比如我妈妈从上海过来帮忙带孩子，因为快开学了，周末也要让孩子做算术题，但我先生就觉得没必要，而且那个题比学过的难一些。再比如我坚持要让孩子吃得很健康，但他们爸爸就觉得可以吃点垃圾食品。

没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有时间就多解决一些。孩子自己会看清楚，怎么利用你们矛盾寻找适合他们的方式。我跟孩子商量，要说出他们需要什么，喜欢什么，给他们一些自己的选择。就拿看电视这事情说，如果你能有多时间陪他们玩，就不太需要看电视，如果多带他们出去玩，就不那么容易沉迷屏幕。

三明治：很多人是因为谈话综艺节目认识了你，这跟做新闻很不一样，要接受观众挑剔的目光。你会在意观众的评价吗？

周轶君：有时候会收到网友关于我们在节目里观点的探讨，会有一些更深入的补充。我觉得观众跟我们是平等的，更像是听友、视友，交流应该是挺平等的。

我现在会看弹幕，以前从来不看，现在觉得很有意思，甚至到了不开弹幕觉得少点什么的地步。观众的评价对我非常重要，让我去思考不同角度的事情。

三明治：在关于中东的两本书里，写过很多人的故事，你跟他们现在还有联系吗，怎么看待后续发生的事情？

周轶君：去英国拍片的时候，错过了一个熟人。他是一个埃及的革命者，被放逐到了英国，我在《走出中东》里有写到。本来想跟他见一面的，但因为太专注拍片子就完全忘了这件事。

我是希望能继续跟他们保持联系，是超越了写书对象的存在，他们的命运非常有意思。在我写上一本书的时候，“阿拉伯之春”这个事很快被人们忘记了，但其实这个事一直是没解决的，还在全球蔓延。现在看到全球一些年轻人在抗争，我听到有人说是经济原因，就觉得跑错了方向。我在书里写得很清楚，关于互联网造成的一些透明和不透明的现象，大家需要怎样的生活。从中东到很多其他地方，抗争的青年不是跟你谈有没有工作的事情，而是谈他们的价值观，不理解这个问题，就不能了解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是什么。

事情是追求平等的价值观、梦想引起的。最后会演变成另外一件事，中间会触动其他的状况。比如在乌克兰就触发了地缘政治，完全变成了旧式的战争。但我们还是要理解初衷是什么，不然我们永远没办法去解决它。

三明治：最近很多引起全民讨论的话题都来自视频，比如《乐队的夏天》《长安十二时辰》《哪吒》等等。在现在这个大家更倾向看视频的时代，文字还有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

周轶君：我觉得这个时代对写作者来说肯定是一个挑战，金字塔塔尖的人会收获越来越多，其他人想出头可能会更困难。这几个爆款，长安和哪吒不都是写出来的么？真正写得好的人会收获更多。

所以这就是说，你要如何面对你的写作。

纸质书籍的衰落已经发生了很多年，现在全球还有爆款的书籍出现，只是人们对书籍的需求不一样了。阅读本身有纯粹的乐趣和快感，就像我在暑假一口气读完《围城》，这种快感现在更多被视觉化的内容取代。可是这些爆款终究还是喜欢读书的人做出来的，你看那些乐队的歌词，也有文学化的表达。只是创作分散到了不同的媒体里。

三明治：最近看过印象最深的书籍和影视作品是什么？阅读量跟之前相比变化大吗？

周轶君：阅读量跟以前不能比，不是视频的问题，是时间精力越来越碎片。我希望拍完片子能集中时间读书，我现在能提出问题，能自己去找一些答案，跟以前不一样。

我在看《人类群星闪耀时》，好多历史是不知道的，写法也有意思。我也会集中看某一个人的作品，一直很喜欢陈乐民的书，他是欧洲问题的专家。写得脉络非常清楚，特别受教，而且他做学问的态度严谨谦逊，不断挑战自己的观点。另外还有看汉学家卜正明的书。

影视经常看Netflix，我喜欢看烧脑剧，像《西部世界》《暗黑》，还有历史剧《王冠》。

有时会重复看一些很下饭的视频，看很多遍，比如《老友记》《欲望都市》。我经常觉得自己是个挺无趣的人，不想把自己搞得太深刻了。

周轶君制作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8月28日起，每周三零点在优酷独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