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招20年⑩从“寒门”到“贵子”的距离有多远

中国社会一直有着重视读书的传统。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改变人生，既是一种期望，很多时候也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现实。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进大学”成了底层民众进行向上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寒门出贵子”、“鲤鱼跃龙门”，人们曾经不吝于将这样的赞语给那些出身于贫寒之家却能考入大学的“天之骄子”们。然而，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随着高等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向大众普及，一个问题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和关注，即“寒门再难出贵子”。

2009年1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科教领导小组会的讲话中指出：“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在网络上、媒体上、学术期刊上，都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讨论。

有网友直接以《寒门再难出贵子》为标题，历数身边出身于农村、小县城的大学生们在实习、工作、恋爱、婚姻等人生选择中的窘境；有的中学教师则坦言“寒门学子输在了教育起跑线上”，认为成绩是用钱堆出来的，而农村娃上大学要比家境优越的孩子吃苦更多。

除了这些公共讨论之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印证了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比例减少的现象。比如，有数据显示，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到了2000-2005年，该比例只占一成左右。

一些基于全国性调查数据的研究则进一步支持了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寒门学子劣势更大的结论。研究显示，其它条件一致的情况下，1981-1998年农村户口的孩子比城市户口的孩子由高中升入大学的可能性平均低了15%左右，而在1999-2010年，该可能性平均低了约30%；同样，社会阶层的效应在1999年之后也显著增加：出身于优势社会阶层的孩子升入大学的优势由1999年之前的低于10%上升到1999年之后的约18%（Guo,2015; Guo and Wu 2009; Wu and Zhang, 2013）。

此外，大学扩招之后寒门学子在收入的教育回报率方面亦劣势明显。因果分析的结果表明，1999-2010年，虽然因上大学而获得的收入回报对所有人而言都在下降，但是那些无需扩招也可以上大学的农村户口的孩子相对受损更多。控制其他变量之后，相比于他们只上高中而没上大学的出身农村的同学，这些无需扩招也可以考上大学的农村孩子的收入优势平均由扩招前的71.5%下降到扩招后的14.6%；而城市中无需扩招也可以上大学的孩子相对于他们只上高中而没上大学的出身城市的同学而言，收入优势平均只由扩招前的77.5%下降到扩招后的41.7% (Guo,2015)。

也就是说，农村中那些最有能力的孩子相对于他们只上高中的同学而言，在扩招后纯因上大学而带来的收入优势最为受损。在这个意义上，高校扩招拉低了那些最有可能因个人能力而成为“贵子”的农村孩子的收入优势。因此，“寒门再难出贵子”并非只是人们的感觉，而是已经成为了当前的一种现实。

那么，怎么解释“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现象呢？或者说，如何去理解高校扩招之后寒门学子在考大学和教育回报率方面的相对劣势呢？这些劣势是由高校扩招带来的吗？要回答这些问题，除了要将中国置于国际比较的视野下去看中国模式与其他国家的异同外，更需要回到中国因高校扩招而带来的教育系统方面的独特的结构变迁和制度变迁上。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的高校扩招乍看并不特殊；毕竟在上个世纪，高等教育扩张在许多国家都出现过。甚至中国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寒门难出贵子”现象乍看也不特殊；毕竟在一些欧美国家，社会阶层因教育而再生产的模式也并不少见。然而，唯有在中国，教育扩张的模式和结果均带有自身的独特性。

首先，大部分国家的教育扩招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往往是前一个阶段的教育机会惠及相当部分的人口之后，才开始下一个阶段的教育扩张。这样的教育扩招是缓慢的、相对平稳的扩张，教育的成本、收益和人们对此的期望在一段时间内亦变化不大（Breen and Goldthrope，1997）。

中国则不然。中国的高校扩招是短时间内带有行政命令式的急剧扩张，其速度和规模也远远超前于高中阶段的教育扩张。这就造成高校扩招之后，中国在教育机会的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瓶颈型”结构：

一方面，中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成功提供了庞大的可以进入高中入读的人口，然而初中升高中的入学率在1990年代有一个回落，一直徘徊在25%以下，直到2005年才超过40%，到2010年也没有超过50%；

另一方面，一旦进入高中，1999年之后的高校扩招使得高中升大学的入学率一下子飙升到70%、甚至80%以上，大学的准入标准可谓是急速降低。这就使得中国的升学率是“两头大、中间小”，即小学升初中容易、初中升高中难、高中升大学容易，瓶颈在高中阶段，也就是一个学生能否进入大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她能否成功地跨过高中的门槛。这样的“瓶颈型”的教育机会结构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一个相似的例子是在苏联的1980年代末，国家政策使得高中阶段的教育机会急速扩张，而大学的升学率却没有明显提升(Gerber and Hout 1995)，这也造成了一个“瓶颈型”的机会结构，只是其瓶颈在大学阶段。

其次，中国急速的高校扩招伴随着大量的制度变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扩招之后，高校开始收费了。1999年之前，高等教育主要是由政府进行财政支持，上大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近乎免费，直到1994年大学才开始有象征性的收费(Hannum et al. 2012)。1999年之后，中国大学开始走向市场化，高校的政府财政支持比例一路下降，从1995年的69.6%下降到2005年的40.2%，直到近几年才有所回升，而高校的教育收费占高校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95年的13.6%跳至2005年的33.8%。扩招之后要交钱才能上大学，意味着大学教育成本的突然上升，而这一制度上的变化对于农村学生尤为不利。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见下表），大学平均教育收费占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995年的19.8%攀升至2001年的56.1%，到2010年则为33.4%；而它与农村居民平均年收入的比值一度在2002年达到170.6%，到2010年仍然为107.8%。可见，大学收费对农村家庭的负担相对更重，孩子上大学的费用甚至成为了农村家庭的最大支出之一(Chen 2012)。这也造成农村孩子的教育期望降低，乃至出现了农村孩子自愿退出高考的行为以及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声音(Li et al. 2012; Chen 2013)。

除了大学收费之外， 1999年之后诸如高校自主招生、高考考试科目不断改革等招生制度上的变化也意味着大学生选择机制的改变。而一旦高校开始用除了高考分数之外更多的标准来录取学生，每一条标准都有可能意味着农村家庭需要比扩招之前承担相对更多的资源以支持孩子的教育获得。

那么，是不是中国的高校扩招所带来的这些结构上和制度上的变化导致了“寒门再难出贵子”呢？答案是肯定的。研究发现，当我们用每年大学和高中升学率的差值来测量“瓶颈型”结构下的教育机会约束程度，同时用每年平均大学教育费用来测量大学教育成本的上升程度，这两个变量都显著地正向影响家庭出身对高等教育获得的效应（Guo, 2015）。

也就是说，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教育机会结构中的约束水平越高，家庭出身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就越大；上大学的教育成本越高，家庭出身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也越大。特别是，中国因高校扩招而产生的“瓶颈”结构严重地降低了寒门学子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

由于高中门槛的存在，能够进入高中的寒门学子本身已经经过了学术能力或者教育资源上的选择。当上大学的机会没普及时，他们尚可凭借学术能力与那些出身于优势社会阶层的同龄人竞争；一旦上大学的机会水涨船高，大学学术录取的标准随之下降，这时候更多地泽及的是那些已经进入了高中但不扩招则不能考上大学的来自于优势社会群体的孩子，因为他们在高中所占的比例相对更多。扩招之后的大学收费则进一步加大了寒门学子负担大学教育的压力。

一句话，中国教育系统内因高校扩招而发生的结构变迁和制度变迁，是导致教育不平等上升的重要决定因素。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具有独特的招生计划系统（national enrollment planning system）。在这一系统下，政府通常根据其教育政策设定目标升学率，并据此每年制定全国的招生计划；随后，全国的招生计划将会细化分解给各省的教育部门，并通过控制各省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确定招生“配额”的分配（Wang et al.2010）。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系统的结构和制度变迁在根本意义上是由国家驱动的，国家的政策可以系统地改变教育机会分配的机制及其结果。

有鉴于此，当前的“寒门再难出贵子”这种现象还能持续多久，尚有待观察。如果之后国家政策的重心更多地由大学阶段的扩招转移到高中阶段的扩招，以消除高中阶段的门槛效应，会不会带来更多的教育公平？这也是后续值得讨论的问题。

（作者郭茂灿系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