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性情与好恶，一定会在一个人的照片里反映出来

▲ 2003年，土耳其因吉利克，美国战机在土耳其的北约基地为伊拉克战争做准备。（刘宇作品） 

刘宇（1959— ）的拍摄经历让人惊叹，他一次次前往世界上灾难频发或无人问津的地区，先后经历了波黑战争、科索沃危机、伊拉克危机、莫斯科纪念“二战”胜利50周年庆典、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认定、联合国成立50周年庆典、美英两国大选、四届奥运会等重大事件的报道。对于此，他自己却很淡然，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和陈小波之间的谈话。

▲ 第25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首展开幕式上，国展纪录类评委、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主任刘宇在讲座

▲ 1998年，美国华盛顿，克林顿遭到众议院弹劾后首次与希拉里一起参加公众活动。

一工作就干上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陈：我们认识20多年，算得上是好朋友。可记忆中，我还从来没和你认真谈过摄影呢！

刘：你在和别人谈呢。

陈：和别人也不谈！也就是因为这个专栏，我不得不一次次谈摄影。我觉得老在说摄影的人不正常啊！

刘：我觉得我那点事对于别人好象没有多少借鉴意义，再说我也确实不好意思当你的面自吹自擂啊！

陈：作为摄影记者，说你身经百战也不为过，也许你身在其中不觉怎样,但是对很多人来讲几乎是传奇呢。

刘：有人说至少要换7次工作以后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职业，我很幸运，大学毕业后第一次选择工作就干上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一干就是20年。而这20年，也正是中国传媒以及新闻摄影面貌都发生巨大变化的20年，我有幸经历了这个过程。就如同乘船出海，站在船上望着大海不觉得，但当你回头去看，就会发现船已经离岸很远了。

▲ 2010年，朝鲜平壤，朝鲜群众等待参观平壤革命博物馆。

徐佑珠，是一个不能不提的人

刘：我从徐佑珠讲起吧！

谈到八、九十年代新华社摄影部、甚至是整个新闻摄影界，徐佑珠都是一个不能不提的人。她当了我十几年的部主任，是在我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个人。我说过我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需要别人在后面推着我向前走，她就是在背后推着我的人之一。她给了我很多鼓励，使我慢慢自信起来。她说她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照片下面写一行字。其实她对于照片的判断非常准确。有时遇到重要的新闻，编辑编完让她定稿，她很快地看完后会说：把你所有照片都拿来。几十、上百张照片在她手里匆匆一过，留下的几张基本上是最好的。

陈：徐佑珠身上有种纯粹的东西，那是一种鼓舞人的力量。我们那批进摄影部的大学生应该说都受到她的那种职业精神和职业水准的浸染，我们一开始就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还有当时的副主任谢俐，遇到这两位出色的女性领导是我们的运气。

刘：我很庆幸我一毕业就能到新华社摄影部这个中国最大的新闻摄影机构工作，这里产生过中国最好的摄影记者和编辑。但是在整个文革期间，新华社摄影部基本没有进新的大学生。我分到摄影部中央组的时候，最年轻的记者也超过了40岁。

我在挺长一段时间里似乎并没有引起她的关注。直到采访完1990年北京亚运会，徐主任说了一句给我很大鼓励的话：“我以前并不了解你，从这次亚运会我开始认识你了。”她是这样的人：如果欣赏你，你不说她也会使劲用你。我记得后来好多次重要采访都是她点名派我去的。有些事甚至是被她推着、逼着去做的。1993年荷赛基金会来北京与中国的新闻摄影界交流，请来了英国和法国的两位大师，同时邀请东道主新华社出也出一名主讲人。徐主任推荐我去，我自认为拙于言辞、极力推脱。在她的坚持下，最后只好赶鸭子上架。事情过后我得到一个体会，只要你认真努力了，结果往往并不象你想象的那样糟。

陈：徐佑珠那时做的重要的事情还有：打开了封闭的大门，让我们走出去，其他媒体的杰出摄影者走进来，毫无障碍地沟通。记得有天晚上，安哥从广东来部里放他的幻灯片，徐主任和我们一起看到最后，笑到最后。

刘：八、九十年代是中国传媒对图片的认识和实践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她这样做让我们有机会和同行进行更多的交流。我们那时非常关注其他媒体刊登的照片，经常摆出来与我们的照片比较研讨。大家在相互竞争又相互学习的氛围中一起成长。

▲ 原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编辑家徐佑珠（郝远征 摄）

新华社给我的训练，严格而有益

陈：你应该是经过新华社严格训练的“成果”之一——守纪律、有合作精神、隐忍、服从、担当、不事张扬……

刘：新华社给我们的训练主要不是通过培训的方式进行，而是一个部门多年形成的工作秩序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工作的性质决定工作的状态。不同的题材对摄影者有不同的要求，在适应这种要求的过程中也得到多方面的训练。比如在中央组的十几年，养成了我的纪律观念。中央组的记者每天早晨8点以前绝对要全部到办公室，不管你昨天工作到多晚，也不管当天有没有你的采访安排，要随时处在待命状态，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另外团队意识也非常重要。中央组经常要联合作战，每人负责某个角度事先都有严格分工，你别的拍得再精彩，规定动作没拿下来也要挨批评的。而采访社会新闻则是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需要记者有很强的新闻敏感，还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拍体育则对摄影技巧有很高的要求。

合作精神有时比一个人的能力更重要。比方选驻外记者，首席记者往往不问这人能力怎么样，先问能不能与人合作。有很多只在业务上出类拔萃的人往往在这上面容易吃亏。

合理的规则一定要遵守，我想这也是职业素质的一部分。

陈：在新华社，做人往往摆在做事的前头。

刘：我在摄影部换了不少地方，第一我必须服从摄影部的整体安排，第二从个人来说我不愿意总是重复干一件事，哪怕这事别人看起来很好。我也知道一个人专注于干一件事更容易干出名堂，专家是那些在很小的领域比别人专注的人。可我本来也没给自己很高的目标、很大的压力，所以不如干自己喜欢的事。我不是特执着、特坚持的那种人。

陈：这20年当中，你很多时间都在国外工作，在国外工作应该更考验人的素质和承受力。

刘：在国外工作对人的锻炼是全方位的。我曾经分别在伦敦分社和华盛顿分社常驻。《洛杉矶时报》曾让70多个驻外记者描绘他们对自己职业的感受，他们用的最多的是“历险、激动、自由、挑战、忠诚、孤独、担心、难堪、离婚、危险”。这十个词，也或多或少能表达我自己对驻外摄影记者的一些感受。你突然被派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失衡的生活之中，必须和令人焦虑的环境搏斗。那个国家发生的所有重要事情似乎都与你有关。你翻开报纸，每天都有新闻发生，但摄影记者必须事先得到线索，然后还要确保能到达现场，这其实是比拍摄本身更要紧的问题。我两次驻外都是在世界上新闻业最发达的地方。华盛顿和伦敦也聚集了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摄影记者。我采访白宫新闻比较多，几大媒体派到那里的都是各自大牌的记者。其实他们之间的竞争也是硬碰硬的，因为大家在同样的拍摄条件下拍摄同样的对象，高下一望而知。

▲ 1996年，北京西黄寺，十一世班禅与十世班禅母亲相见。

我没有理由不珍惜机会

陈：你是同时期记者中获得机会最多的人之一，你如何能一次次获得机会的？

刘：应该感谢新华社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使我这个比较被动的人获得如此丰富的经历。在摄影部这么多年，我好象很少主动要求什么事情，包括去美国、英国常驻，也包括到地方挂职。我不想干扰领导的战略部署，呵呵……

但是当机会来临时，不管大事小事，我会认真做好每一次采访，用照片来赢得大家的信任。也许我不一定比别人做得更好，但一定要做到自己所能做的最好。当你这次做好了，自然就不愁有下一次。公平的领导不会只让“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陈：你说起来很简单啊！这么些年来，我知道你也确实次次做到了用人品、用实力说话。

刘：可不敢说“次次”，我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不过我常想，每天不知有多少摄影记者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奔忙，但是当那些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时，有幸恰恰置身在那个时间和空间交汇的点上，这对摄影记者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在九十年代好运气一直伴随着我，有时好到天上掉馅饼的程度。92年11月的一天，电影导演李少红去伦敦领奖。我当时是伦敦分社的记者，使馆文化处的同志让我带她在伦敦转转。本来说好去格林威治天文台，半路上鬼使神差地转道去了温莎堡。温莎堡是英国女王的行宫，距伦敦大约50英里。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看到远处有黑烟升起了来，以为是工厂在冒烟，但是随口和李少红开了个玩笑：“今天温莎堡要是着火，咱们可赶上大新闻了。”当我们从高速公路上下来，越来越接近温莎堡的时候。我们终于看清了，确确实实温莎堡着火了。我成了最早赶到现场的记者之一。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 1992年，英国温莎，温莎宫大火。

陈：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的奥林匹克公园爆炸事件也是你不期而遇的新闻事件。

刘：对！至今令我难忘。奥运会新闻中心和奥林匹克公园只有一街之隔。每天最早开始和最晚结束工作的总是新华社报道组。那天凌晨1点多，从奥林匹克公园方向传来一声闷响。没有人发出命令，新闻中心新华社办公室仍然在工作的三名摄影记者本能地扑向照相机，先后冲出了办公室。所有人都在向外跑，只有三种人向里冲：警察、医生和记者。我凭着感觉一直跑到公园的围墙外，看见马路上或坐或躺的一群伤员。我举起相机刚拍了几张，警察就开始驱散人群。我庆幸自己早到一分钟，拍到了新华社距第一现场最近的照片。随着警察封锁圈的扩大，我且退且拍。那时虽然已是凌晨，但我毫无倦意。我知道，此刻正是在合适的时间处在合适的地点，我没有理由不珍惜机会。第二天早晨，到新闻中心上班的各国记者们吃惊地发现，新华社办公室的挡板上已贴上几十张几个小时前发生的爆炸事件的照片。

陈：心存敬畏、感恩、珍惜、退隐之心的人是有福的人。

▲ 在1998年一个夏日的午后，两名阿米士人（Amish）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卡斯特县的乡间小路上。最早的阿米士人早18世纪为了躲避宗教迫害从欧洲移居到此。这些遵从保守教义的基督徒身处最发达地区，但是放弃科技变革带来的福利，固守着几百年前的生活方式。他们穿着自己的传统服饰，以马车代步，不用电器设备，以农业种植和手工坊维持生计。

不能忽视对人的命运和人性的关照

陈：很少在你的照片里看到暴力血腥，哪怕你是在有激烈冲突的地区。是不是那种东西不适合你的内心，抑或是你有自己的规则？

刘：前几天一个朋友在信里说我拍的照片“有一份特别的宁静和悲悯”。这是过誉了，可能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是我相信记者的性情与好恶一定会在他的照片里反映出来。

92年10月，我奉总社之命采访波黑内战。我们从贝尔格莱德前往波黑塞族武装的中心帕莱，刚进入波黑境内，前方的车队就被穆斯林武装袭击，我们被迫滞留在边境附近。一位当地的记者得知我是来自中国的新华社，主动带我到附近的医院，看到了被杀死的十几个平民的尸体全部被烧焦了，有些头甚至被割下。我拍了照片，但是并没有发稿。揭露战争的罪恶不一定非要用赤裸裸刺激读者神经的方式。回到我们滞留的地方，我看到来时同乘一辆车的一对身穿军装的青年男女依偎在山坡上，女的怀里抱着一只流浪的小猫，一脸甜蜜。男的目光悠远地望着前方。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来自远方的中国记者把镜头对准了他们。在路上他们的战友曾告诉我们这对夫妇刚结婚三天，他们的愿望是生六个孩子。爱情孕育生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自己的生命不被战争吞噬呢？摄影记者当然要反映战争带来的后果，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对人的命运和人性的关照。

▲ 1992年，前南斯拉夫波黑，新婚三天的夫妇一起来到波黑战场。

陈：你温和的生命态度在你的照片里得到反映。即使到了战争的现场，你也会回避那些惨烈的场面，而把温暖的瞬间传达出来。

刘：我想可能是一种不自觉的流露吧，一般并不刻意回避什么。只有在职责与内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才会选择放弃。在波黑采访期间，有一次跟着当地电视台的记者深入到了塞族武装的一个前线指挥所，那可能是我最接近战场的一次采访了。枪声、炮声象新年的鞭炮声一样密集，不时有抬下来的受伤士兵。后来一个老人来到指挥所，被告知他的亲人被打死了。老人不停地地啜泣，我把镜头对着他，老人冲我摆手。后来，老人慢慢走出指挥所。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跟上去，我实在不愿意再打扰这个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老人。也许我失去了一张好照片，但是并不后悔。摄影记者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尊重被摄者。

陈：平时很少见你悲喜流露，在热点地区采访，你会激动吗？

刘：如果自己不被感动，拍的照片恐怕也很难感动别人。但一个感性的人不一定是感情外露的人。我也有在现场因为激动得手发抖或者因为感动而眼泪蒙住双眼的时候。

今年一月我在泰国普吉岛采访海啸时，碰到一个人民大学的喀麦隆籍留学生爱莎，她的女儿贝蒂在泰国度假时遇海啸失踪，爱莎只身从北京来到泰国寻亲。那时我到泰国参加海啸报道已经半个多月，回国的机票都订好了。见爱莎的第二天，我去机场准备回国，她搭我们包的车去灾区找女儿的下落。

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心有不甘，好题材并不总能碰到，如果就此放弃，我一定会后悔的。爱莎也劝我留下来了帮她找女儿，望着她期待的眼神，我无法拒绝她的信任——无论是作为中国人还是她的校友。到了机场，我没有登机，而是改签了机票，一起踏上寻亲之路。我们带她去各个停放遗体的寺庙，还去了她女儿曾住过的酒店。穿过废墟我们找到贝蒂住过的房间，里面一片狼籍。爱莎见到了女儿的遗物。她点燃了路上就买好的三支蜡烛，嘴里念念着：“咕咕、咕咕（贝蒂的昵称），妈妈来看你了。”然后，枕着女儿的衣服，躺倒在贝蒂的睡过的床上，长睡不起。在酒店外的大海边，一直非常坚强的爱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她一面按照喀麦隆的传统向着吞噬女儿生命的大海撒盐，一边大声呼号：“大海，不要发怒了，还回我的女儿吧！”。在回停车场的路上，我一直走在前面，我不愿意她看到我的满面泪水。此后的几天，我们每日奔波几百公里陪爱莎找女儿，那时候我已经把从没见过的贝蒂当作我的亲人，很难分清找到贝蒂和完成报道任务哪个更重要了。

陈：在阿尔巴尼亚边境，一对科索沃母子依偎在避难的帐篷里，一束光线从顶上泻下来投在他们身上。你给予这个画面的安详气氛让我感到“期望中的温情”。你知道吗?一直以来，你照片中的亲切和善意是我最喜欢的。

▲ 1999年5月3日，在与科索沃接壤的阿尔巴尼亚城市库克斯的难民营里，一个刚出生七个月的婴儿成为这里最小的难民。北约轰炸南联盟引发了“二战”以后欧洲地区最大的难民营。数十万阿尔巴尼亚难民逃离家园。原来仅有两万人的小城库克斯就涌入了15万难民。

▲ 1999年，阿尔巴尼亚与科索沃边境。科索沃战争引发“二战”后最大的难民潮。

没有人为通讯社的记者保底

陈：你一直在拍摄国际新闻和社会新闻，很多人还不知道你对体育照片有兴趣并且有心得。

刘：体育并不是我主要的拍摄领域，但是我一直对拍体育照片有兴趣。我采访过三届奥运会，在新华社现役的摄影记者中算最多的之一了。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两类项目，一是美的项目，例如体操、花样滑冰等；二是有身体接触、对抗激烈的项目。但是在奥运会上任何记者都要无条件地服从新华社报道的安排。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我主管体操、垒球等项目。我为拍好体操下过笨功夫。奥运会前我多次深入到中国体操队观察队员的动作。电视上放体操比赛的录象，我也录下来，反复慢动作重放，并在本上作记录。到了奥运会上，重点运动员的动作连接我已经烂熟于心，这对我的角度瞬间选择非常有帮助。比如运动员在平衡木上做的鹿跳动作很好看，但我在训练时从正面拍摄时总是看不到运动员的脸，通过观察发现这个动作最好的拍摄角度是在侧后方，这样我就可以提前选择正确的站位。我知道有的同行对我的方法并不以为然，但我知道至少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通讯社记者发稿的压力之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那时候新华社采访奥运会的记者少，即便是决赛也常常是一个记者独当一面，不允许有任何闪失，因为没有人为通讯社的记者保底。

陈：“保底”，这也是新华社记者有时会感到“委屈”的地方。这么多年来，当有人指责新华社照片不够这个不够那个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会这样想：是啊，你可以尝试新的手段拍摄，尝试不成就用新华社的照片，新华社照片就是你们的保底照片。可谁给我们保底呢？

刘：在悉尼奥运会上，我分管的项目是羽毛球、排球等，这些项目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动作又都是程式化的。如果你只盯着拍动作，即便在技术上都没有问题，出来的照片也很难超出预想。所以在拍摄这类项目时，要跳出动作本身，关注运动员细微的情绪流露。特别是比赛结束那一刻，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往往都是情绪宣泄的高潮。在悉尼奥运会上，中国队羽毛球队获得了4枚金牌，当他们赢得冠军的一刻，表现是各不相同的：吉新鹏在把球拍抛向空中的同时大吼一声，葛菲、顾俊淹泣相拥；张军、高凌一个跳向空中、一个躺倒在地；龚智超的表现最低调，但我分明看见了她滚动在眼眶中的泪珠。每当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我都提前停止拍摄比赛动作照片，换上最适合的镜头，选择最佳位置，稳定情绪，等待精彩的来临。

▲ 2004年，雅典，姚明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

经历是摄影带给我最宝贵的东西

陈：摄影让你得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

刘：经历是摄影带给我最宝贵的东西。摄影使我有机会到过世界上的很多地方，见到了不同地方人的不同生活方式，并用相机把这些记录下来，这实在是很美的事情。

99年科索沃危机的时候，我从阿尔巴尼亚开车翻山越岭赶往马其顿，在饥肠辘辘的时候，来到两国边境一个叫奥荷里的湖边，坐在湖边吃着烤肉，望着美丽的湖光山色。我当时想，如果不是因为摄影我怎么可能到那么一个美妙的地方来？当然摄影记者生活中可能只有百分之一的浪漫，更多的是每天奔命如蚁、紧张劳顿，可是我仍然非常感谢摄影。

要说改变了什么，我想也和经历有关。原来我是个比较内向的人，因为要不断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使我变得开朗了许多。

陈：支教、驻外、热点、中央新闻、社会新闻、奥运会，一直到今天的基层工作，这些特殊的经历你是否把他们当成财富？

刘：当然。任何一种经历对人的成长都不会白费。有些事当初并没有意识它的意义，你仍然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受益。就象刚毕业不久就让我去山西吕梁山区支教，开始并不那么情愿。后来还是觉得我得到的远比我付出的多。

陈：你的生活态度一贯平淡，你也一直游离在喧嚣之外，不会让人干扰你的安宁。如何看待得失？

刘：我有散淡的一面，也有追求完美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对过程非常认真，对结果不太在意。说好听一点就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

陈：你对自己品格、个性的评价？

刘：一个人的个性如果发挥积极的一面就可能是优点；相反，如果消极的一面被强化又可能变成缺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优点也可能恰恰是他的缺点。比如自信本来是优点，但盲目自信就可能失去自知之明，对自己、对事物造成错误的判断。不够自信的人往往遇事对不利的后果考虑的比较多，甚至选择逃避，因此会失去一些机会。但是也正是他们对困难估计比较充分，会努力想方设法避免消极后果的发生。我应该属于后一种人吧。

我只不过是几次游走在战争的边缘而已

陈：波黑、科索沃、伊拉克……你是少数真正经历过战争的中国摄影记者。

刘：我可从来不敢称自己是战地记者，除了波黑那次算是比较接近战争的中心，其他几次不过是游走在战争的边缘而已。在上级的命令面前，记者和士兵一样没有选择，这是本份。在去波黑采访的飞机上，我看到报纸头版登着一张照片，英国一个11次采访战争的老记者被洞穿其腹，倒在波黑战场，而在他之前已经有36个记者在波黑内战中丧生了。比起这些真正的战地记者，我们算得了什么？

陈：在离危险很近的地方，你会有恐惧吗?

刘：只要去了热点地区，我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最接近核心的地方，当然不一定每次都能如愿。当意识到面临危险的时候会有一些活思想。不瞒你说，去波黑之前我还给家人写过些文字留在分社的抽屉里，回来就撕掉了。但是一旦置身其中，出乎我自己预料的平静。

陈：你又怎么能做到经历了那么多重要时刻仍能深藏不露甚至更加谦逊？

刘：我不太喜欢成为大家注目的中心。我一直觉得记者是报道别人的人，没必要成为别人报道的对象。就是你这次访问，我拖了也整一年了。有些媒体为了宣传自己，在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中，介绍自己记者的工作，我完全可以理解，记者也应该给予配合。有时报刊约稿，我也会写点采访记什么的。但是摄影记者更应该让人记住他拍的照片，而不是拍照片的人。摄影记者永远是在照相机后面的人。

▼刘宇获得第八届华赛体育类新闻组照金奖作品《因为爱所以爱》

▲ 2011年8月20日，在达喀尔的海滩上，年轻人冒雨进行足球比赛。

▲ 2011年8月17日，在达喀尔郊外，在达喀尔市中心的一个球场外，小球迷进行射门练习。

▲ 2011年8月19日，一些学生在学校的篮球场上踢足球。

▲ 2011年8月23日，一些学生在学校的篮球场上踢足球。

▲ 2011年8月23日，一些学生在学校的篮球场上踢足球。

▲ 2011年8月18日，足球教练帕尔曼在自己家中阳台上看着弟子们比赛。他曾在沙特联赛效力，墙上挂着他当球员时的照片

▲ 在达喀尔郊外，年轻人用木棍和绳子搭起简易球门。

▲ 一个身穿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10号球衣的小球迷趴在达喀尔市中心的足球场围墙上观看比赛。（2011年8月17日摄）

▲ 足球爱好者日落时分在达喀尔机场附近踢球。（2011年8月28日摄）

▲ 8月20日，足球爱好者在达喀尔海滩踢完球后进行身体训练。

永远以职业精神来要求自己是最重要的

陈：虽然你自谦“不过是比较认真完成了摄影部交给我的任务而已”，但你怎么能保证自己每次都能完成任务？需要什么样的素质才能完成新华社的重要任务？

刘：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永远以职业精神来要求自己是最重要的。

工作的动力首先来自职业的荣誉感。我一直觉得不能单纯把摄影当成谋生手段，只为发稿定额和奖金拍照片。记者的职业荣誉在于深刻关注和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他们的工作甚至能够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如果你热爱这项工作，再苦再累也会甘之如饴。

我们应该承认摄影记者的专业性。尽管人人都可以学会照相，但是绝不是人人都能当一个好摄影记者。摄影记者自身应该时刻以职业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样才有存在的理由。每一次采访、哪怕是很小的采访，我也一定要等到活动最后，看看有没有机会拍到比刚才拍的更好的照片。

专业要求体现在新闻摄影的每一个细节上。摄影器材的进步使我们获得一张高质量照片比以前更容易了，似乎大家对技术问题的关注程度也因此降低，但因为技术使用不当而毁了一张好照片，这样的教训并不仅仅属于初学者。在雅典奥运会上，刘翔的110米决赛前我把拍摄点选了多数摄影师不会选择的看台侧上方。在悉尼奥运会上，我曾经在这个角度用长镜头把8名运动员压缩在一个画面中，如同一幅“八骏图”。这次我仔细考虑了几乎所有技术因素。为了获得更大的图象文件，我将相机设定在了RAW格式上。但忽视了文件大了连拍的数量会减少，当刘翔起跑后我就开始拍，达到最佳瞬间时，我的快门却按不下去了。尽管田径不是我那次主拍的项目，我的同事们出色完成了任务。但是这样“细节决定成败”的教训还是够我记一辈子的。

陈：任何流派、体系、观点都破坏不了你摄影的秩序感。你拍摄任何题材都能找到独特的表现手法……在新闻原则和你的影象审美上，你如何找到平衡？

刘：我始终认为追求影象形式上的新颖是有意义的。因为人的视觉最不喜欢不断重复的形象。照片的形式千篇一律，人们也会视而不见，甚至产生厌恶情绪。你拍摄的内容再重要，也无法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但是，当时间长了以后我发现，一些新角度也成了老角度。我意识到，单纯追求形式上的新颖是不够的，创新不应该只表现在镜头效果上。构图、光线、角度、线条、质感这些摄影语言对于新闻摄影来说，它们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记者的职责首先是让读者获取信息，同时要特别注重人物的情感表现。应该在对新闻事件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找到最恰当的表现形式，心到才能手到，眼低不可能手高。

2013年，刘宇作品《青春思密达》获得第24届中国摄影艺术展览（国展）多媒体类金奖。12分钟的短片精华了职业摄影师刘宇对于女儿16年成长经历的纪录。摄影师说：“我想坚持下去，当女儿出嫁的时候再制作一个短片送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