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伽利略》之外：伽利略及同行生存指南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编者按】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写于1930年代的历史剧《伽利略》讲述了伽利略因坚持科学而与当权教会发生冲突，在被教会软禁期间，仍坚持写出了自己科学著作的故事。

1979年，戏剧家黄佐临受导演陈颙邀请联合执导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经过一年的排练，《伽利略传》在北京上演，轰动一时连演80场。两位导演当时希望在中国介绍布莱希特体系，并以此来打破戏剧界很多守旧的做法。

时隔四十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重启大幕再度重排此剧，邀请了40年前参加《伽利略》创作的李健鸣戏剧构作，并特邀德国柏林德意志剧院导演伊凡·潘特列夫执导。

《伽利略》的表演我不想多谈，因为自己并不适应演员们大惊小怪的激动——他们似乎是在尽力贯彻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降的一项悲剧原则，“借助幽默插曲减轻悲怆气氛所形成的压力”。舞台之上似乎并未呈现一出悲剧。

为了避免尴尬，还是让我们暂且抛开布莱希特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乃至刘老根大舞台或德云社之间各自自信的表演道路争执，专门聊一聊敦励《伽利略》这一类题材从古代希腊雅典卫城脚下晒死人不偿命的狄俄尼索斯剧场一路走进中央空调动力强劲的当代镜框舞台的内驱之力吧。

不妨首先这样假设——如果伽利略生活的年代早于或恰在公元前五世纪，从埃斯库罗斯到阿里斯托芬之间，至少应有一位剧作家会书写他的故事。因为其生平正是古代希腊戏剧所热衷的题材之一——悲剧作家青睐的早期神话或历史故事，喜剧作家钟情的同代人物。当然，后者的醉翁之意往往在于政治讽刺。

不仅如此，古代希腊戏剧更热衷于针对同一题材反复阐释——不同剧作家尽可倚据独立的观察视角、哲学理念及编撰方式，形成截然不同之作，借由酒神节的戏剧竞赛一决雌雄。剧作家们并不在乎题材的雷同，只因题材并非私产，却近乎开放源代码，码农径可视之为起点，接力创新，呈示万花筒般的观念世界。

“二战”头几年，贝尔托·布莱希特完成了古代希腊的剧作家无缘承接的工作，创作出历史剧《伽利略》，先后于战争后期的瑞士，以及美国和战后的德国上演。

伽利略的名字路人皆知，即便在中国，只要你读过小学，就应该知道他从比萨斜塔上面扔下大小不一两只铁球的怪诞事迹——地心引力并未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物体下落速度与重量成比例”那般喝令两只铁球排着队砸向自己。

伽利略因为率先将科学实验和数学分析方法相结合，用以研究惯性运动与落体运动规律，为牛顿第一和第二运动定律的研究铺平道路，而被认作现代力学及实验物理创始人。当然，这位亚平宁半岛之子的成就不止于此，否则就不会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伽利略发现新宇宙”的说法。

《伽利略》一剧便是讲述他如何将视线抽离地球，转而凝视星空的故事。

一六零九年，身在威尼斯的伽利略道听途说荷兰新款光学产品问世，遂无视知识产权，大胆复刻，凭借凹凸透镜和风琴管，拼凑出一架自己的望远镜，且于次年迅猛提升放大率至三十三倍，专以细察日月星辰。这件事情听起来简单，可是，它的后果却很严重，因为彼时天空貌似公有，谁都可以抬头瞅上一瞅，可是阐释权却隶属教会。

虽然我们在今天习惯于将伽利略身处的十六世纪中期至十七世纪中期，称作“科学革命时代”，亦即“哥白尼、培根和伽利略的时代”。但倘若我们失去历史教科书赐予的全息视角，果真置身其间，却会发现，那不过是一个炼金术士、占星术士和魔法师的时代。

所谓“文艺复兴时代”亦复如此。如果对于当时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数据统计，极易导出“文艺复兴”与“科学革命”皆为异端之论——二者毕竟皆属少数派举动，不仅从未弘扬官方认识，更是怪招迭出，挑战主流信仰及民间习惯。

颇具讽刺意味之处恰在这里——“科学革命时代”的天空或宇宙之阐释权，并不属于凭恃理性与经验进行研究的知识分子。尤其在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辖制区域，百分之五百归于上帝的大气层代理机构——内部混战不休，不派别之间极尽互穷追猛打之能事，互斥对方为谬误，但对外一致声称拥有“绝对真理”的教会组织。

教皇本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为这位教徒只是私下里解闷，说不定还能顺手搜集若干佐证《圣经》伟大光荣正确的实据。他没想到，视线一个筋斗翻出大气层的伽利略，的确搜集到不少实据，只不过更适合佐证教会对于天体运行状况的无知。伽利略透过本应专职附和宗教仪式的风琴管内壁，发现月亮的表面既不光滑也不平坦——由此可见，当时流行的“完美球体”理论纯属扯淡。

他还洞悉到木星的四颗卫星，为尼古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觅出确凿证据。更为可怕之处——持续的观察使他获致大量事实，足以证明地球环绕太阳旋转。

果然，《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一书在一六三二年出版之后，教皇乌尔邦八世震怒，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王国亦提出联合警告，罗马宗教裁判所邀约伽利略前去“喝茶”——四十年前，布鲁诺正是在这座古都的鲜花广场香飘十里。

观看舞台上面中国演员扮演的伽利略之时，我刚刚从希腊之旅折返，猛然觉得，“科学时代”与“黄金时代”何其神似，虽然一个貌似专制，一个貌似民主。

所谓“黄金时代”，正是古代希腊戏剧兴盛的公元前五世纪，亦即伯里克利的民主时代，我们后人所说的“古典精神”几乎灌注于城邦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作为宗教与科学斗争的早期剧情，雅典法律禁止天文学研究。

当然，希腊属地很大，雅典之外的希腊哲学家们我行我素，你禁你的，我搞我的，涌现出无数可贵的宇宙推断：

恩培多克勒在阿克拉加斯城指出，光由一点行至另一点，途中需要时间；巴门尼德在埃里亚城宣布地球为球形，且将其划分为五个区域；

奥诺庇德斯在希俄斯发现地球轨道是倾斜的；

毕达哥拉斯派信徒菲罗达斯在底比斯否定地球是宇宙中心，将其降列为围绕着一团“中央火”旋转的众多星球之一；

菲罗达斯的弟子利西帕斯认为，星星起源于宇宙旋转运动对于物质的吸引，继而产生燃烧与聚结所致；

在阿夫季拉，利西帕斯的弟子，专门从事巴比伦知识研究的德谟克利特形容银河为众多小星的汇合，并谓天文史是无数宇宙发生周期性冲击及毁灭的总结……

我第一次读到上述记载之时，简直震惊之极。古代希腊毕竟几无科学仪器可言——至少我所接受的社会进化论教育造就如此印象——而且，当时的“科学研究”，基本都是哲学家所为，他们又是如何做到呢？

我在雅典租住一周的酒店附近，有一座通常被称作“缪斯山”的菲洛帕波斯山（Filopappou Hill），我独来独往，每每晨昏登山，走着走着就到了与其相连的普尼克斯山（Pnyx Hill）要塞，竟遇见默冬（Meton）天文台太阳钟遗址——那位天文学家曾借第八十七届奥运会（公元前四三二年）宣布十九年七闰规则，而以他命名的四米见方的太阳钟，对角线直指向卫城与利卡维多斯山（Lykavittos Hill）正中间的位置——雅典立法以夏至日为一年之首，当天的太阳恰恰初升于那一点。利卡维多斯山被阿里斯托芬写进了喜剧《云》，诗人也没有浪费默冬这个角色，他手持测量仪器出现在嘲弄“理想国”的剧本《鸟》中。

由此可见，当时的哲学家并非赤手空拳空想科学问题。而雅典考古博物馆收藏的“安提克塞拉机械”复原模型，则属另一教人惊骇的证据，它似乎推翻了达·芬奇之前欧洲并无“现代机械”设计制作的习见。该模型的原物打捞自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之间同名小岛所属海域的一艘沉船，青铜碎片镶嵌齿轮。美国科学史家德里克·普赖斯借助现代技术对其进行扫描及内部成像处理，发现它居然是一台问世于约公元前八十年的天文历法计算器。

面对罗马宗教裁判所的“茶桌”，伽利略做出了马基雅维利式选择，尽管表面上相当屈辱，却是为了在时间中获胜——投降。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悔过书”签字之后，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被判焚绝，他还被禁止出版或重印其任何著作。

不过，未久，他又被判居家软禁，伽利略的狡狯棋高一着，偷偷重拾笔墨，写成《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证明对话集》——“新科学”指材料力学和动力学——托人私运书稿至荷兰莱顿，出版于改革后的新教世界。

伽利略是一个绝好的案例，关于具有内驱动力的思想不会因为一纸禁令而果真停滞。

我们不妨在此再度引入一位“黄金时代”的类似角色加以参照：不管天文学研究禁令顶风作案，甚至从太平无事的克拉佐曼纳迁往风暴中心雅典的阿那克萨戈拉。

他撰出《论自然》一书。雅典的知识界将《论自然》誉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著作，他简直就是过早出生的哥白尼兼达尔文。而其提出的“漩流”理论，被阿里斯托芬断章取义写进了《云》，并成为剧中人苏格拉底的台词——宇宙开始时是由各种太初所组成的混沌世界，“精神”充塞其间，“宇宙精神”整饬太初，将它们纳入“漩流”，引导它们趋向组织形态发展，这一“漩流”将太初分为火、气、水、土“四行”，又将世界分隔为两个旋转层，外层为“以太”，内层为空气，剧烈的旋转作用使得“以太”将石块撕离地球，将其点燃为星星，太阳和星星是无焰燃烧的岩石团……

如果继续留在雅典，等待阿那克萨戈拉的命运自然只有一种。伯里克利的政敌克里昂对其提出控告：不敬神。虽有伯里克利参与辩护，阿那克萨戈拉依然被公民代表们判处有罪。阿那克萨戈拉脚底抹油，一路溜出雅典，向东，直至达达尼尔海峡的兰波索斯，继续教授哲学为生。

同样面对毒芹或火刑柱，苏格拉底做出了截然不同于伽利略和阿那克萨戈拉的选择——既不投降也不逃跑。公元前三九九年，安尼托、米勒托、莱孔三人提出控诉：苏格拉底者，公害也。罪名：他非但不承认国家所信仰的神，反而另外相信邪魔，还教坏青年。审判在普通法院举行，五百名公民出席，大多数为非知识分子。根据柏拉图的记叙，苏格拉底坚持辩称自己相信国神，甚至相信日月的神性——专以回应自己堪称邪恶势力的指控，因为安托尼认为他破坏了支持道德的宗教信仰，雅典知识分子对于民主政治的信赖因此而被削弱。

除此之外，苏格拉底的回应颇为强硬，他宣称，自己所担任的是教导善与简朴生活的神圣使命，没有任何威胁能够阻止，他表示将永不停止宣扬与传授哲学，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作风，因为他服从的是神，而不是雅典人。他认为自己是神遣下来给国家帮忙的牛虻——我们国家像一匹硕大高贵的马，由于它体积大、行动迟缓，需要给予刺激使其提起精神。

然而，耐人寻味之处却是，苏格拉底提到阿里斯托芬的《云》对其讽刺，使得荒谬言论占据了陪审团的心灵。

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云》的相关剧情：

斯特瑞西阿德斯（Strepsiades）听说苏格拉底开了一家“思想店”，能够教人毫无原则证明一切（听起来就像今天的大学生辩论赛），遂赶去求教。苏格拉底批评其信仰，宣称没有宙斯。斯特瑞西阿德斯问道：那么谁造雨？苏格拉底答曰：这些云。“思想店”主人还断定打雷也没宙斯什么事，同样还是云干的。

请注意——当斯特瑞西阿德斯疑惑于是不是宙斯在推动云，苏格拉底毫不犹豫地进一步否认：一点也扯不上关系，大气的漩流不断推动着它们。你们看到了吧——阿那克萨戈拉的“漩流”便是如此这般经由苏格拉底之口说了出来，继而被斯特瑞西阿德斯奉为伟大的新神。

关于雷是怎么响起来的，“思想店”打了一个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比喻——你是否体验过，当你在酒宴中肚子里面灌饱了肉汁汤，经过一阵搅动之后，突然呃地一声从里面冲出来？毫无疑问，这不是苏格拉底，而是阿里斯托芬在说话，这位诗人始终热衷于将大肠或生殖器的运动与玄妙的哲学混合在一起，从而引发超越所有时代的共鸣。

剧中还有“崇恶论”的化身，其宣扬奥林匹斯山诸神撒谎、谋杀、私通，旋而鼓吹反对诸神的新道德。斯特瑞西阿德斯之子菲迪皮茨成为“崇恶论”忠实信徒，殴打父亲。老头子哀求他看在宙斯的份上饶了自己。菲迪皮茨却予以拒绝：宙斯已不存在，已被“漩流”取代。发怒的父亲逃到街上，要求所有善良的公民摧毁这种新哲学。街坊邻居群起攻击“思想店”，愤而将其烧毁，苏格拉底仅仅保得一条老命。

《云》上演于公元前四二二年，似乎对于二十四年之后苏格拉底的命运一语成谶。然而，我们依然需要面对这样的事实：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的确观念不和，却未致敌对。事实上，“黄金时代”的狄俄尼索斯剧场，正是形形色色“当代”思想的舞台，百卉次第，相与争鸣。

苏格拉底与欧里庇得斯过从甚密，诡辩学派运动因此而经由后者的作品占据酒神的舞台，苏格拉底因此而一如希腊启蒙运动的“伏尔泰”。

喜剧自西西里发展而来，这种新艺术在民主与自由的刺激下，至雅典成为讽刺道德与政治的主要手段。喜剧中的人物可以毫无顾忌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阿里斯托芬对于苏格拉底的戏谑便是自然而然之事，因为前者支持贵族政治，在他眼中，后者所代表的“新思想”，与民主派领袖伯里克利径以同情态度对待的妇女解放、理性主义、怀疑主义之类激进事物实为一丘之貉，不仅对神不敬，更瓦解曾经足以约束个人品德及社会秩序的道德力量。

不过，即便如此，对于“新思想”极尽喧哗揶揄之能事的《云》，更近乎知识分子之间的批评与调侃，无非观念争鸣的形象化呈现。最有力的证据便是苏格拉底完整观看了演出，柏拉图还把这部有趣的闹剧推荐给迪奥尼西奥斯一世，后者统治西西里岛锡拉库萨，柏拉图一度认为那儿将是“理想国”实现之地，而且，即便苏格拉底饮下毒芹之后，柏拉图仍与阿里斯托芬保有友谊。

逗留雅典期间，我发现了羁押苏格拉底的监狱。那是在菲洛帕波斯山与普尼克斯山之间的一处岩间洞穴，隔着铁栅观望，分为一大一小，大的貌似曲折，却也绝非宽敞之地。如果记载属实，苏格拉底便是在此坦然以对最后的时光。他不愿意寻找机会脱离牢狱，因为觉得自己只能再活几年，所放弃的不过是生命之中最为累赘的部分——全部智力都消退了。受审至执行死刑之间的一个月中，弟子们每天都来这里探望他。临刑前一天，柏拉图记得，苏格拉底用手抚弄小斐多的头发，平静地说：“明天，斐多，我想你这几根头发要剃掉。”“你死得冤枉。”一名虔诚的弟子忿忿不平。“那么你将怎样使我死得不冤枉？”苏格拉底反问。

“黄金时代”伴随苏格拉底之死而结束。我想，这其中包含一个教训：即便阿里斯托芬并无恶意，并不了解其初衷的群众却有。

无论阿那克萨戈拉、苏格拉底还是伽利略，皆让我联想起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三部曲”。某种意义上，他们实为不断重演的历史碎片之中的同一角色。

他们皆如普罗米修斯一般盗火，重蹈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确立的希腊戏剧主题：人类意志对于不可避免之命运的反抗。他们又如狄俄尼索斯或耶稣基督那样历经“受苦—死亡—复活”三段模式——只不过“复活”的方式不尽相同，投降、逃跑或赴死皆为各有主张的“复活”，普罗米修斯不是也最终选择了忏悔，与奥林匹斯山的宙斯和解。

不同的故事——其实我们可以列举太多——隐含同样的内核：知识与迷信、启蒙与反启蒙、天才与专横之间的缠斗，知识之树只能结痛苦的果实，因为人必须接受局限，而知识却像蛇那样告诉人要突破局限。

无论是呈现人与神之间冲突的古代希腊戏剧，还是呈现人与人之间冲突的伊丽莎白时代戏剧，抑或呈现人与自己冲突的现代戏剧，都无法避开这一内核。它必然指向痛苦与悲剧，而悲剧的主角，无论身处哪一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方式令命运高贵化——类似西塞昂的利西帕斯雕刻的大地女神德墨忒尔像，那个悲伤的母亲暗自为女儿珀耳塞福涅遭受冥王奸污而难过，大理石表面的情感却是默然承受逆境的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