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厂丨中美工人的性格差异，源于两种不同的“工厂政治”

《美国工厂》也许是一部令人啼笑皆非的纪录片。尽管两位导演的立场是含蓄的，且影片涉及不少美国工人生活艰难的段落，但在它平实的拍摄风格和技巧下面，仍然透露着一种难以掩饰的喜剧感。这种喜剧感首先来源于劳资双方的会错意。一方面，中国资方赴美开厂，试图输出先进经验来“拯救”美国失业工人，扭转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工人态度从感谢到不满的转变，他们为捍卫本土化的劳动待遇而展开组建工会的斗争。尽管这种斗争非常温和甚至有些薄弱，以至于他们完全失败了。

我们该如何来理解这种冲突？《美国工厂》在某种程度上把冲突呈现为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如纪录片中的培训老师对中国员工所强调那样——中国人勤劳团结，美国人自由懒散。影像甚至有时沉溺于对post-socialism美学奇观的展示中去而无法自拔：美国主管来到福耀集团中国总部福清观看到的年会上浓缩的集体主义美学；曹德旺的中国公司中镜头对准了他摆放着的个人塑像以及不同尺幅的画像——画像表现手法似乎延续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准则，在写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将他塑造成一个英雄人物。“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工厂标语则直接来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抗大”校训，“抗大”曾被认为是红军的黄埔军校。这些带有选择性的呈现似乎容易使一些观众认为，冲突的根源仍在于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

事实上，一味的文化冲突论或者意识形态对抗框架遮蔽了它们背后所共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工厂政治之间的冲突，它们各自的形成都遵循着一定的历史过程。两国工人的“性格”实际上是由不同工厂政治下的意识形态所塑造出来的。

中国工厂的工人们接受准军事化的管理，对领导绝对服从。为了达到管理层要求的速度，可以违反各种劳动标准，尽管这样做可能引起安全隐患。几位到总部来学习的美国管理层目睹了中国工人不戴防割手套分拣碎玻璃，十分惊诧。而两位女工告诉他们，她们每年基本只有过年时回家一趟，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位中国主管在美国福耀的会议上说：“我不在乎美国人怎么想，谁他妈的要上哪儿告我随便他，但是周六全都得滚进来上班……”

如果说上述工厂政治的关键词是“强迫”，那么美国工厂政治的传统关键词则是“认同”。1974年，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进入到南部的芝加哥联合公司进行民族志调查，他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已经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即从车间内强制性生产走向了认同性生产。他在《制造同意》中谈到，通过将劳动过程演变成人事游戏和赶工游戏，工人获得了满意感并同意了这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通过允许工会的存在和壮大，雇主换取了工人对企业的忠诚，这实际上造成对工会的操纵，削弱了工人的力量。这些手段使得强迫变得不再那么必要。工人们甚至可以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工作。

只是曹的到来似乎打破了这种惯习。在他投资的美国工厂，一位女工说出了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希望觉得自己是在美国工作，而不是走进大门，就离开美国到了中国。”这无疑是指他们希望保持的一种美国标准。她抱怨有时中国主管连午餐时间也不想他们休息一下。另一位女工在她的中国伙伴要求她用叉车承载两倍负重时，则拒绝了这一存在安全隐患的操作。一位受工伤的员工说他以前在通用工作了15年，但从来没有出过事，在福耀他遭受了人生第一次工伤。而当一个黑人员工试图邀请曹去下次一起吃烧烤时，曹只是敷衍地答应。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曹说道：“谁愿意每个月都来跑一趟？”他显然不习惯上下级之间平等的沟通对待，哪怕这仅仅是一种表演。

借用布洛维的话说，如果美国工人对福耀资方进行了指责，那么“资方是因为没有按照游戏的规则来玩而被谴责的，而这些谴责有助于重申规则的合法性”。一位员工举着要求组建工会的牌子坦坦荡荡地经过车间，随后被保安请出了工厂。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与支持组建工会的工人们站在一起，却只能站在工厂大门外举牌抗议并呼喊口号。随后抗议的工人们遭到了资方的全面阻击。在反工会咨询组织LRI（Labor Relations Institute）的指导下，福耀反击工人的措施非常到位和有力。他们对工人采取一周三次的强制性培训，向他们灌输工会的害处；他们对听从指挥的工人进行提薪收买，从而分化工人；他们有意雇佣年轻工人，淘汰年纪大的工人，不仅因为前者动作更灵活，更因为他们缺乏工会知识和经验；最后，他们毫不客气地开除或变相逼退组建工会的积极分子。而工人毫无还手之力。这些与中国资方的对抗反而巩固了美国工人对旧日工厂政治的认同，但另一方面，资方的种种反制恰恰是在合法框架下展开的。工会政治的衰落其实是当地政府与外来资本合谋的结果。

实际上，布洛维提出，任何生产体制都是强制与认同的结合，当前者主导时就是专制制度，此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家对工厂体制的干预是无力的，多出现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而后者主导时则是霸权（hegemony）制度，国家通过社会保障立法、工会等制度来干预劳动过程与组织，形成塑造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以制造同意的霸权，多出现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但布洛维在这里的分析也存在着其局限性。这种将专制制度前置于霸权制度，从而将两类工厂政治放入同一线性进化序列的观点，遮蔽了在具体的全球化现实中两类工厂政治形式不可割裂甚至互为因果的联系，它们实际上同为全球化资本运动的产物，并且在产业价值分配的等级上存在高低之分。因而，用纯粹的发展阶段论来看待纪录片中反映的冲突同样是错误的。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大部分外围国家将持续地作为外围来支撑核心国家的地位，维持它们的“专制制度”而无法转变为政治风险更小的“霸权制度”。换句话说，这种“进化”只是少部分核心国家的特权。

但永远也不应该忘记，在资本眼中，一种工厂政治不必天然或永久地就比另一种工厂政治更为“先进”，永恒的只有它的逐利性。因而，当足够深刻的技术变革迟迟未到，不足以维持或提高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时，除去大卫·哈维意义上的“空间修复”，资本主义国家只能通过工厂政治的转型来促进资本的周转，而这种转型必须以牺牲工人利益（或者说加大剩余价值的剥削）作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越是缺乏有组织有力量的自我保护运动，这种被牺牲来得就越发肆无忌惮。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福耀进入美国又像是一种“引狼入室”，并且这匹狼必须保持它非人的形象，以扮演一种应当被指责的角色。也许，美国的工业资本家都憧憬成为曹德旺这样的人，能够对工人采取一种更为强硬、甚至不那么遵循美国规则的态度，但他们的美国人身份不允许他们立刻这么做。

但这种转型仍然是潜移默化地在进行着。当工人们将斗争范围限定在法律规定的工会政治之中时，他们发现到最后连建立工会都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正是过去数十年在美国大部分地方发生的——一个陷入到建制化陷阱当中并逐渐衰落的工会政治力量。

另外一种普遍现象则是，当工人寻求组织和集体谈判时，雇主聘请“说服者”（实际上就是工会破坏者）来协调劳资关系，并最终阻止工会的建立。如今在美国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组织并以私人公司的形式在市场中运作，并形成一个庞大且利润丰厚的产业。除去影片中提到的已有35年从业历史的劳资关系协会（LRI），这方面的行家还有Balance Incorporated、Action Resources、Cruz&Associates等等。他们通常向企业派遣工会回避顾问，由顾问来制定一整套回避工会的合法方案。例如在LRI的官网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服务：对主管团队进行灵活应对的培训，提供反对工会的广告工具，提供公司所在地区工会信息，避免进入工会活动密集区的工厂选址指导，企业内部漏洞审计，制作公司文化视频等等。实际上，这些公司不仅向雇主提供避免工会组建的服务，且在工会无法避免的情况下，提供与工会合作的服务，从而取得有利于雇主一方的协议。

而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对这些现象听之任之。自从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劳动关系法”，这个执行机构就一直声称致力于维护私营部门雇员联合起来改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权利。但事实是，它也在充当着削弱工人力量的角色。特朗普任上的NLRB则变本加厉，接连不断地削减工人雇员受到的保护。比如一项新规定将使得公司更容易将工人认定为独立承包商而不是自己的雇员，这将使得大量共享平台上的工人例如网约车司机、快递和外卖工人都不再受到劳动法的保护。最近的NLRB也在试图修改工会认证投票的规则来进一步降低投票的成功率。在更早些时候，特朗普甚至试图将一位有名的工会回避顾问选入NLRB的董事会，尽管并未实现，但反工会分子与NLRB和劳动部门的亲密关系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工人可以怎么办？在《美国工厂》的结尾，导演通过交叉剪辑呈现了一幅中美两国工人按同一潮汐方向流动的景象。这似乎暗示着不同地域工人阶级的共同命运。只是这种命运在纪录片中并不表现为国际主义斗争，而是在自动化技术威胁下的被动集合。机器的确可以替代劳动力，但是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危机仍然不会自动解决，反而可能更加严重。未来，技术的“弃民”能够从技术革新中取得多少成果，仍然取决于斗争的形势。技术本身并不会抛弃人，但技术的主人会。因而，接下来的斗争是围绕技术所有权的斗争。

也许，另一部纪录片《工人当家》（2004）有助于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在影片中，失业的阿根廷工人面临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倒闭废弃的工厂，选择进驻并自主经营来继续生活。这与《美国工厂》中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大部分没有资本家的工人合作社运转良好。它启示我们有关工人集体自主管理的另一种工厂政治想象急需被打开。尽管在前苏联及东欧国家，这类工厂政治大多数时候作为一种无法落实的纸面宣传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但今天我们应该学习重构更为理想的工厂政治。也唯有如此，工人才能为自己打造一个真正当家做主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