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代际教育传递：影响机制与经济后果

教育在代际间的不平等传递是社会结构和分层研究中的重要研究问题。研究者普遍认为，教育地位的获得在个人收入和代际流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父母对孩子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主要通过教育来传递，即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在经济地位传递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教育被认为是向上流动的关键发动机。

一、代际教育传递的重要性

那么，教育的代际传统是如何产生的？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与社会地位获得？在宏观层面，学界存在着两种竞争性的理论假说。

其一是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Peter M. Blau，1918–2002）与奥蒂斯·邓肯（Otis Dudley Duncan，1921–2004）上世纪六十年代发表的关于社会流动与地位获得的经典研究，即“精英再生论”。整体而言，他们认为，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教育程度等“先赋性”因素与本人的初职和教育程度等“自致性”因素；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先赋性”的家庭背景因素在子女教育获得和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小，个体的人力资本和努力等“自致性”因素则是其社会地位获得的主要驱动力。

其二则是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为代表的教育传递的“精英循环论”。这种观点认为，在进入学校教育体系之前，个体通过在家庭内部的早期社会化与代际传递，便已经获取了各自不同数量与类型的文化资本；同时，如果父母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子女往往在接受教育上具有先天优势，进而通过教育实现社会阶层的代际延续和传递。由此，精英的再生产方式完成了由家庭财产继承到学校教育的转移，并实现了从经济资本到文化资本的转换。

在微观层面上，大量实证研究相对支持了“精英循环论”的假说，即个体教育机会的获得与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与社会地位状况密切相关。其机制是多方面的，除了先天的基因因素之外，更多的则是后天的培育效应。比如，为子女创造良好的接受教育的文化氛围（如鼓励子女在文学、音乐与艺术等方面接受更多创造性的思维），在子女学习与智力开发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与精力，让子女获取更好的初等教育资源（如学前教育、非竞争性的义务教育以及竞争性的课外辅导等），以及利用父母自身的社会资本为子女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创造优势。这些因素均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同时代出生人群的机会不平等。

无独有偶，以中国为背景的诸多相关研究也得出了代际教育不平等传递的发现。除了微观机制之外，国家的政策干预也是影响代际教育传递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中国的某些时期则尤其明显。比如，中国在某些时期使用了配额的方式优先录取工农子弟，或者在录取考生时赋予政治成分更高的权重等。再如，还有研究者发现，中国在上世纪末采取了大学扩招政策，使得大学生数量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倍增长，但却导致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上升。因此，后天的培育效应、父母的社会资本等微观因素以及国家的政策干预、城乡二元发展等宏观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中国不同群体之间的代际教育传递不平等的程度。

虽然现有研究着重关注父母的后天培育这个因素，但关于父母受教育水平影响子女受教育水平的机制，仍然是需要重点探讨的一个方面。而且，由于各国的教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宏观教育政策存在差异，除了后天培育效应这一“普遍因素”之外，这一机制很可能与一些具体的国情或传统文化紧密相关。

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讨论了代际教育传递的机制和后果。

二、代际教育传递的影响机制

近年来，中国重点大学招收农村学生的比例逐步下降，2009至2012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超过300万，一部分农村地区家境贫寒的孩子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农村子女进入一流学府学习的难度逐渐增大，父母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贫穷家庭陷入低教育水平的怪圈。父母受教育水平高的家庭中，子女拥有更多社会资源和更优良的学习环境，更容易取得相对更好的成绩，这将进一步加剧阶层固化。

关于父母受教育水平影响子女受教育水平的机制，仍然是需要重点探讨的一个方面。而且，由于各国的教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宏观教育政策存在差异，除了后天培育效应这一“普遍因素”之外，这一机制很可能与一些具体的国情或传统文化紧密相关。就本研究而言，我们认为这一机制源于中国家庭的生育决策和子女规模。

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观察不同受教育水平中国育龄妇女生育孩次的规律。育龄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分为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七个层次。未上过学的育龄妇女生育一孩的比重约为31%，随着受教育水平逐渐提高，她们生育一孩的比重也在逐步提高。大学专科及以上的育龄妇女，生育一孩的比重大致超过了90%。生育二孩及三孩的育龄妇女群体，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二孩和三孩的比重分别从未上过学的39%和30%大体下降至研究生的4%和0。（见表1）

以上对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的统计分析显示，大体而言，中国育龄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少。那么，产生这一规律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父母更有可能从事复杂程度较高的工作。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提供的信息，中国就业人口中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大约为10%。在其中两个工作复杂程度高的行业，就业人员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比重远超过全行业平均水平：一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其就业人员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人口的比重大约为55%；一为金融业，其就业人员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比重大约为63%。同时，这两个行业的工资水平在所有行业中也是处于前列的。不难想象，在这两个行业，父母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都会相对较高。因此，从职业生涯的发展来看，这两个行业中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女性会生育相对较少的孩子。

其次，中国没有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职业人士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比如质量相对较高的幼儿园和小学等等，现有的公共服务无法满足高标准的需求。大中型城市围绕学区房所展开的竞争日益激烈，就是一个的典型案例。正是因为这些公共资源供给不足，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职业人士会生育相对较少的孩子。

最后，我国传统文化里固然有“养儿防老”的观念，但在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那里，他们本人所受教育所带来的高回报可以替代生养更多子女养老的功能，加上因受教育水平较高而带来个观念更新，他们也不倾向于通过生育更多的孩子来实现自己的养老目标。

我们假设，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倾向于生育和抚养数量较少的孩子，从而可以将固定的教育成本集中投入到较少的孩子身上，提高每个子女的教育投入，最终提升孩子的受教育水平。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2008年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调查（The China Survey）数据，在个体层面检验上述假设。该项调查由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和美国德州农机大学（TAMU）合作进行。调查时间从2008年4月2日至6月7日。

该调查采用GPS/GIS（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辅助的区域抽样方法，首先根据地理行政划分和城乡差异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除外）分为16个层，依照比例分层的方法共抽取75个县（区）作为初级抽样单位（PSU），每个县（区）中再选取两个乡（镇）或街道作为次级抽样单位（SSU），共选定150个乡（镇）／街道。然后在各乡（镇）／街道使用与单元格人口密度成比例的GPS/GIS区域抽样方法抽选单元格，在每个单元格内部按照等距抽样的方法抽选受访地址，在受访地址内抽取一名符合调查条件的成年人作为受访人，面对面进行问卷调查。

该问卷调查实际抽样中符合调查条件的地址总数为5525个，最终完成有效样本数3989份，有效完成率为72.19％。

有关受访者本人及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调查问卷的设计是：“您的受教育水平是什么？”“当你14岁时，您的父亲受教育水平是什么？” “当你14岁时，您的母亲受教育水平是什么？”为上述问题提供的选择项中，受教育水平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及同等阶段教育）、大学本科及以上（及同等阶段教育）五个层次。

本研究所用使用的调查数据是2008年实施的，距今已有11年。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经济总量剧增，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在11年这样一个相对不长的时期内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本研究的结论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四、研究发现

本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子女受教育水平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母亲受教育水平与子女受教育水平的相关性相对更大。

为什么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子女受教育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呢？其中的影响渠道是生育子女的数量。因为现阶段高质量的子女教育等公共资源供给不足，受教育水平高的父母对培养子女有相对较高的标准；对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而言，他们自身所受教育所带来的高回报可以替代生育更多子女供自身养老的功能。正因为上述原因，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倾向于生育和抚养数量较少的孩子，从而可以将固定的教育成本投入到较少的孩子身上，提高每个子女的教育投入，最终提升孩子的受教育水平。

我们进一步探讨了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经济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水平通过影响子女受教育水平，最终影响到子女的家庭收入、社会地位和幸福感。换句话说，父母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子女的家庭收入、社会地位和幸福感都会相对较高。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代际教育传递的深远影响，体现在下一代人生发展的各个方面。

五、政策启示

我们的研究对政策设计的启示意义主要有两点。

其一，解决贫困的关键点是提升民众的受教育水平。过去对该问题的认识仅仅停留在静态层面，实际上教育或人力资本会呈现代际传递的规律。因此，为解决部分民众收入水平低乃至贫困问题，必须对每一代人都加强教育投资，经过若干代的传递，最终能够解决这一难题。因收入相对较低的家庭缺乏足够的资本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地方政府有必要在转移支付政策设计上对这些家庭予以保障。

其二，“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农村或者受教育水平低的群体中已经根深蒂固了，于是形成这样的恶性循环：受教育水平低-多生育孩子以帮助养老-对单个孩子教育投资不足。为打破这一链条，政府除了需要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之外，还应对受教育水平低的弱势群体提供相对较多的子女培养方面的知识，让他们明白教育对摆脱贫困陷阱的重要性，帮助他们通过人力资本积累走出贫困怪圈。否则教育层面的转移支付无法真正发挥作用。

（本文根据吴一平和游宇合作的工作论文《代际教育传递的机制与经济后果：来自于中国微观调查的证据》改写，具体技术细节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