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们出川抗战 | 连载⑥

编者按：“无川不成军”，抗战期间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抗战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

本书以丰富的中外历史资料参照，激昂而真实地再现了川军在正面抗日战场上的悲壮征程。不仅有全局性的视野，也有基层官兵、外国记者等的微观视角，对川军的装备、战法、高中层将领与基层士兵，川军与国民党其他派系及共产党武装的关系，中日军队战力对比等真实情况都有着细节丰富的刻画和解读。句句是抗战意志的坚定，字字是为国舍身的决然。

安庆设有新四军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在与杨森协商防区划分时，主动要求将部队向前线推进。鉴于安庆附近的其他友军全都在收缩防线，尽可能离日军所占领区域远一些，杨森不知道这支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实力究竟有多强，竟敢于在日军眼皮子底下活动，便派人前去实地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杨森大跌眼镜，“新四军主力”一共才七八百人、几十条枪。随着调查的深入，新四军的生存之道逐渐浮出水面：他们白天不露面，全是晚上行动，到达一处村庄，立刻脱下军装，化整为零，跟当地百姓混杂一处，让人根本分不出谁是民谁是兵。

杨森早年就有川军第一勇将之称，但也常常被人诟病为是有勇无谋的“川中吕布”，以前跟红四方面军交战，使他领教了对方的有勇有谋，但共产党部队究竟“谋”在何处，他还有些似懂非懂。直到通过这次调查获悉新四军的“秘密”，他才立刻有了一种面壁多年无法破壁，突然被高人敲了一下脑壳，然后大彻大悟的感觉。

自此以后，杨森开始偷师新四军，处处加以效仿。他在二十军建立了政工队，由政工人员对官兵进行抗日救国、保土为民的教育，并在各基层部队巡回教唱抗战歌曲。杨森甚至把新四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搬了过来，扩大为“四大纪律十四项注意”，要求部队早晚点名时必须集体诵读，齐声高呼，以作为全军的行动规范和指南。

除严明军纪外，杨森自己也率先垂范，经常揣摩如何跟地方政府以及当地民众打交道。安徽省政府本在安庆，其时已迁至金寨，但安庆仍驻有留守机关，部分官员也还在安庆办公。安徽的教育厅厅长是四川人，通过他的介绍，杨森与安徽省主席蒋作宾相识，两人相处融洽，给军队和政府都带来了很多便利。

留守机关也有它的烦恼，在敌人没打过来之前，让机关人员最头疼的莫过于“荣军”。所谓“荣军”，是从前线撤退下来，暂时逗留于安庆的负伤或被打散了的士兵。因自恃抗战有功，少数士兵到处在安庆城内骚扰滋事，无论是进戏园子看戏还是搭汽车都不肯买票，晚上为了搭到车，不惜在马路上用桌凳设置障碍，以阻止汽车通行。更有甚者，还有人不时涌入省政府留守机关，索粮讨钱，搞得机关人员难以应付。

安庆城里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数量不多，也阻止不了捣乱的士兵，整个安庆被有些“荣军”弄得秩序紊乱，乌烟瘴气，市面也变得更加萧条。

杨森了解这一情况后在安庆城内贴出布告，指定伤残官兵到指定医院集合，过境官兵尽速离开，被打散了无处可去的部队，他可以负责收容，但必须接受整编。

尽管做了公示，还是有人置若罔闻。三天过去了，仍有三个散兵不理会布告，公然到安庆公园里打猎，他们砰砰数枪，打死了几只鸳鸯，在拿到餐馆让厨师烹饪加工后大快朵颐。

得到报告，杨森派出巡察队前往餐馆，将三人予以拘捕禁闭。接着他亲自带着卫士巡街，当他走进公园时，恰好又看到一个散兵在抓公园里饲养的野鸭子。杨森不看则已，一看火冒三丈，立即示意卫士上前，将该散兵就地枪决。

相关消息一经传出，安庆市面倏地便安静下来，所有不服调遣、惹是生非的伤兵散兵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地秩序之良好还倍于平时，这大概就叫乱世须用重典吧。

蒋作宾闻讯感激不尽，地方政府与军队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和谐，有时连各级机构出现问题，都会主动找杨森协调解决。

在二十军驻防安庆四个月后，安庆警察厅长给杨森打来电话，说桐城发生了一件间谍案，警察厅让桐城县县长将案犯解来，可对方却不理不睬，他请求杨森插手进行帮助。

要放在以前，如果让杨森来处理这种事，他多半会桌子一拍，派士兵去把县长“请”来问话，但他现在知道做事不能那么简单，处分当事人之前起码先得了解一下情况。

杨森给县长打电话询问此事，县长解释说，所谓案犯是当地的小学教员，是个大家闺秀，父母又都是桐城的绅士名流，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女间谍呢？

警察厅认定案犯是间谍，缘于有人指证。听了县长的话后，杨森便让警察厅把证人送来，结果证人一到场，他就愣住了，竟然是两个小孩子：一个男孩子只有八岁，另一个小女孩稍大些，但也只有十二三岁。

杨森诧异地问陪同证人前来的警察：“两个未成年人，怎么可以做证？”警察说除了证人之外还有证物，所谓证物是一张电报纸条，系从孩子书包里搜出，而且两个孩子已在警察厅里承认，他们是被女教员派到安庆来进行“活动”的。

杨森再看两个孩子，全都吓得脸色煞白，他情知有异，于是便把警察支开，和颜悦色地单独与之交谈。经过了解，终于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两个小孩子是姐弟，家住桐城，家里面曾有部队电台借住，电报纸条就是报务员扔掉的无用电码，孩子们好奇，就收集起来玩耍。他们这次是逃学到安庆来的，本准备在安庆找外婆，外婆没找到，却因为跑来跑去、东张西望，被警察给盯上了。孩子们被带到警察厅后，既有从书包里搜出的“物证”，又有警察拍桌子敲板凳的威吓，他们也就只好稀里糊涂地承认是受某老师所派。

这真是葫芦僧判了葫芦案。杨森很是生气，马上派人把孩子送回桐城，过后又批评了警察局长，让他立即结案。

“间谍案”结案后不久，有一天杨森经过安庆大街，忽然周围人群中一阵骚动，许多人在喊：“抓到汉奸啦，抓到汉奸啦！”

杨森分开人群，挤过去一看，只见几个满面怒容的人正紧抓住一个“汉奸”不放。有了处理“间谍案”的经验，杨森赶紧对大家说：“把他带过来，让我问话。”

人群中有认识杨森的，便把“汉奸”推到杨森面前。“汉奸”倒在地上，浑身簌簌发抖，吓得身体都软了，经杨森的卫士劝慰，才结结巴巴地说出原委。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天是端午节，按照安庆风俗，家家户户都要买点红布给小孩子做衣服。此人买了布后，不经意地举起来朝着太阳一照，本意是想看看布质厚薄，不凑巧的是，日机正好于此时飞过，于是他便被众人误解成了给敌机打信号。

杨森有军事经验，他竭力向周围群众解释：“飞机飞得那么高，怎么看得见一点点红布？再说了，安庆大街又不是什么军事基地，哪里用得着打信号？”

杨森的话，众人岂有不信服之理，这个被诬为“汉奸”的无辜者由此得到了解救。

又有一天早上，杨森骑马去安庆郊外散步，走到一处公园，发现公园里聚集着许多人。这些人个个面容憔悴，但是衣冠楚楚，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市民，经杨森下马询问，才知道他们全是山东齐鲁大学的教职员工。

民国的齐鲁大学极负盛名，有“北燕京，南齐鲁”之称，学校因抗战要迁到后方，可是由于无处寻觅交通工具，师生全都流落到了安庆，不但衣食无着，而且学校的图书仪器也没法一同运来。

四川军人素重教育，从刘湘、刘文辉到杨森，莫不如此。打听明白后，杨森立即出手相助，安排车辆运送齐鲁大学的师生去后方，听说师生们想去四川，又积极鼓动师生们将校址迁去自己曾长期驻防的万县，并把他原在万县的司令部借给齐鲁大学作为校址。

杨森到了晚年，仍对协助齐鲁大学迁校这件事引以为豪，认为这是他在安庆做的最为得意的一件事。实际上他当时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远不止于此，此后他还曾派出车船，将合肥几所学校及安徽大学的图书仪器，全部抢运至武汉。

在有些人眼里，无论“间谍案”，还是“汉奸案”，乃至协助大学迁校，都称不上大事，作为一方统兵将领，杨森微服私访的举动，似乎都有不务正业之嫌——有这空儿，你应该多研究研究兵法嘛！

可是，兵法有很多种，微服私访其实也是一种兵法，而且是杨森偷师后学到的顶尖兵法，因为正是通过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小事，杨森逐渐从“有勇无谋”过渡到了“有勇有谋”。

杨森颇有历史情怀，乘着驻防安庆的机会，他特地赶去桐城，参观了周瑜及大、小乔的墓地。墓地景区附近，夕阳西下，白杨萧萧，历史与现实瞬间交融到了一处。面对这些仰慕已久的历史风物，杨森心潮澎湃，禁不住默诵起苏东坡的诗句：“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推荐阅读——《那一年，我们出川抗战》，现代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