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招20年⑧扩招之下，为什么校园霸凌越来越多

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高等教育为符应国家发展与社会需求，高等教育机构也急速的扩张，包括：一般性的大学与职业院校。高等教育的急速扩张也造成潜在的社会问题，其中，最引起关注的就是校园欺凌的年级与年龄的提高。本文主要从社会结构的因素梳理高等职业教育（下称“高职教育”）的扩张与校园欺凌的关系，并提出具体的解决策略。

职业教育的本质就是“学习成为劳动者的过程”（learning to labour），学生从职业学校毕业之后，就会进入工厂或企业进行生产活动。因此，高职教育的扩张也意味着，国家提供更多的机会给予学生学习进阶的职业技能，应对国家与社会发展之需求。

若从功能论的角度来说，高职教育的扩张也将人力的供需带入一个新阶段，人力的供给与需求将重新整合。教育机会的增加，或许更直接有利于农村的学生，也避免农村的孩童过早进入工厂成为童工。然而，高等教育的扩张却造成一些隐性的社会问题，例如：校园欺凌与暴力事件。本文将具体指出，高等教育的扩张受到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教育商品化与市场化的机制激化学校内的阶级对立与社会关系的异化，更可说是造成校园欺凌现象的根源。

资本主义的孤独感与心理机制

精神分析心理学家Erich Fromm（1941）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应付孤独感的五种心理机制。

第一，“接纳”倾向性，此种倾向性的人没有生产或提供爱的能力，他所需要的一切完全寻求别人帮助，成为接受者，而不是给予者；第二，“剥削”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的人并不期望接受，而是透过暴力的方式，从他人身上巧取豪夺，以满足自己的欲望；第三，“贮藏”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的人把外在世界视为威胁，透过占有而获得安全感；第四，“市场”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的人的价值观是在市场上把自己当作商品，使自己具备适合雇主所需之性格与特质；第五，“创造”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的人充分发挥其潜能，成为创造者，对社会可以作出创造性的奉献。

Erich Fromm（1941）认为，上述前四种倾向性都是人格的病态表现，只有“创造”倾向性是人格常态的、健康的表现。依据Erich Fromm的观点，资本主义的教育也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透过前四种的心理机制，应付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孤独感，也创造出病态的人格特质，而校园欺凌只是病态特质的具体化表现。透过Erich Fromm的观点，我们或许可以思考：职业教育应该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倾向，重视“学生成为劳动者”的过程与主体能动性。

教育的分化与学生反抗文化

目前，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引起政府部门及各界的关注，中国政府于2016年发布《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专项督导暂行办法》，并要求强力落实该办法。但是，依据《中国校园欺凌调查报告》（2017）指出，校园欺凌发生率仍未有显著改善，特别是中部地区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率最高，占46.23%。再者，Han., Zhang 和Zhang,（2017）的研究指出，中国职业学校的欺凌发生率相对于其他类型学校高出许多。

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学校的问题也是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再现。若是这个命题成立，学校的社会问题需要有效的改善或解决，国家政策必须针对社会结构性的问题进行改良，才能消解社会问题再现于校园之中。

因此，笔者认为，校园欺凌并非是单纯的校园问题，而是社会结构性的问题，甚至是社会矛盾与冲突的集合。若从欺凌的本质来说，校园欺凌是一种“有意图性的不对称权力关系”的展现，这种不对称关系并非一次性的，而是持续一段时间。若是发生在学校，最常见的校园欺凌种类包括：关系欺凌、言语欺凌、肢体欺凌、性欺凌、反击型欺凌、网络欺凌。

欺凌的处理常被简化为人际交往与同侪关系的问题，似乎忽略了欺凌者与被欺凌者的阶级属性，以及制度结构的压迫。阶级属性是隐性的，但却是支配个体的思想、情感与行为模式。

社会学家在不同地方的田野分析指出，学生的反抗行为就是阶级的冲突的再现。例如：Paul Willis在1977年的英国田野调查中指出，学生的反抗文化再现的是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透过反抗文化的展现，对抗资本主义的压迫，找寻自身阶级的主体性。

Samuel Bowles和Herbert Gintis在《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 America, 1976)一书中，探讨美国自移民时代以来经济制度的发展以及学校教育型态的变迁，并透过大量的经济数据论证，美国的学校教育符应资本主义经济的需求，再制资本主义社会阶层。

例如“学校行政人员－教师－学生”所形成的地位阶层，和工商团体之“经理－工人”所形成的地位阶层互相呼应；而工人对于职业（经济活动）的疏离感，也刚好反映了学生对学习的疏离心理。学校为了激励学习活动而采用的“外在酬赏”（例如：考试分数、学业成绩、等级制度），刚好与职业薪酬的目的如出一辙。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生活，也反映生产机构的人际关系与结构。

欺凌行为与阶级冲突

一般来说，各国校园欺凌的发生，常归因于学生之间在校园内资源与权力关系的斗争，校园的冲突事件也符应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不断吹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竞争法则”。

虽然，社会学家都很难有直接的证据论证，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造成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但是，当我们细想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推崇“弱肉强食”，以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生存法则，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欺凌已经成为校园中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的校园逼迫学生在学业上的竞争，告诫学生认真学习成为有竞争力的个体，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逐渐内化成为学习者的生活方式。此种竞争的机制异化学生之间良善的社会关系，也破坏学生建立团结与互助合作的可能性。校园欺凌的发生也强化资本主义社会控制个体行为的机制。

反过来说，如果今天的校园是实践社会主义的理念，崇尚和平、互助合作的生活价值，共享集体的成果，公平地对待不同阶级的孩子，教导学生利社会行为。试问，校园欺凌如何可能发生？校园的社会冲突如何可能？笔者认为，校园欺凌的发生在于校园的结构和治理受到商品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生的欺凌行为是市场经济主义竞争机制下的产物。

相关的研究与评论指出（Koo, 2016），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逐渐走向大众化和商品化，教育成为大众可以购买与消费的商品。因此，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扩张也直接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强调教育的办学绩效，教师的招生与教学能力，学生的就业率、塑造学生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劳动者。

高等教育的扩张所造成的教育商品化现象更直接影响到学习者关系的异化，学校的分数与文凭成绩已然成为学生获得进入优质企业的门票，成为优质企业的无产者。校园依此逻辑运作，学校理所当然成为社会冲突的场域。

若从结构性因素而论，校园的欺凌事件是校园无产者关系异化的表现，学习者关系的疏离是基于学校有意建构竞争的环境，使得无产的学习者必须透过互相斗争，方能获取有限的教育资源和外部的酬赏（例如：奖学金、奖状、高薪企业入场券等）。

当前中国对于校园欺凌的分析，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不约而同地将焦点过度集中于学生人际与社会关系的处理，以及亲子教育与教养的问题，并归因于学校推动道德教育的成效不彰，如此一来，也将欺凌的问题导向个体化的因素。这亦根本性地忽视学生如何在市场经济校园中产生异化的关系。

市场经济导向的教育体制所造成的社会冲突是“异化的生产关系”所造成的，教育者应该思考如何有效的改善学生关系的异化，即便来自相同阶级（中产或劳动阶级）的孩子都可能在竞争的体制中成为欺凌者或被欺凌者。国际欺凌研究得到一致的研究发现，被欺凌者有相当高的比例将成为欺凌者。若从批判的角度而论，欺凌者与被欺凌者都是资本主义下的受压迫者和受雇者。在市场经济导向的脉络中，当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离开校园之后，终将成为无产劳动者，处罚或再教育欺凌者或被欺凌者，都无益于校园欺凌问题的解决。

反校园欺凌的政策建议

笔者认为，教育工作者在处理欺凌的过程中也强化学生的对立与竞争关系，更加深彼此的仇恨感与敌对性。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市场导向主义的教育目的即是，透过不断地竞争、筛选与考核机制，扭曲学习的本质，异化良善的社会关系，进行阶级的分化，逼迫学习者成为服从市场经济生产体制的劳动者。而当前学校对于欺凌的处理几乎是，透过规训制度教导欺凌者与受欺凌者服从权威，而非建立团结意识，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教育方式。

笔者认为要解决中国高校扩张所造成的校园欺凌问题可以从两个面向进行解决。第一，高校治理应该建立反市场经济与教育商品化的意识形态。

第二，教育者有责任引导学生从市场经济的异化关系中解放出来。大学的治理与高校的扩张应该重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教育者应该从制度和教学环境中适当地引导学生在商品化的物质环境中理解自身的阶级处境，反对市场经济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学生关系异化的根源。当学生都能建立分工合作信念，成为学习共同体，主动互相分享彼此学习成果，积极建立团结意识，校园欺凌的问题方能得到彻底的改善与解决。

第三，学生从职业学校毕业之后，进入劳动场域，也能透过大学时期潜移默化教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互信与团结的机制，共同对抗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压迫，成为真正具有主体性的劳动者，也同时也避免职场欺凌的现象再发生。

总结来说，笔者认为校园欺凌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异化关系所造成的，高职校园欺凌的产生也是延续中小学所未能处理的社会问题。高职教育的扩张除了提供受教机会的正功能之外，若能重视该欺凌的结构性因素，并透过课程设计（例如：正式课程或潜在课程）与教学活动启发学生团结意识的重要性，将有利于校园文化的重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巩固。

（作者钟明伦系香港大学博士后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