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离开公立校的老师们：不想再被“温水煮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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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芥末堆 肥狗  ♠ 编辑｜芥末堆 东瓜

今年7月，彭禹从呆了十八年的公立校离职了。

离开时，他是上海四大名校之一的历史名师，兼任课外学术活动中心主任。现在，他是深圳一所国际学校的课外活动老师。在这个开学前的暑假，他已经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了：一家家上门拜访学生和家长，聆听他们对社团建设的需求。

在公立校时，家长的需求很难被传达，学生的许多声音也会被筛选过滤。现在应对这些新挑战，彭禹觉得很有意思。

对他而言，公立校的节奏太过自然稳定，该去迎接更多的变化了。

理想被敲打

彭禹出走，是为了拥有重新定义老师的机会。

他是个“不安分”的老师。在上海交大附中，他是历史老师，也曾作为最年轻的讲座教师登上“东方大讲坛”。8年后，他跨界科学教育，和同事一道创办STEM实验中心，帮学生组建社团，探索课外兴趣。

实验中心凝结了他很多心血。创办第一年，他挨个问400名学生，“你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学生的回答天马行空，常常超出他的知识范围。有人想做光学计算机，有人想做机器人的无通讯协同。最多的时候，社团数量达到14个。

从无到有，实验中心慢慢成长起来，导师从最初仅有2名，到14年猛增至30多人。在彭禹的带领下，学生也参赛拿过一些大奖。

不巧的是，15年上海高考改革，在这一“紧箍咒”下，带社团的老师都跑去带高考了，实验中心一下变得冷冷清清，只剩下两人。剩下的两人也无心工作，一个提不起精神，另一个沉迷游戏。“我就是那个沉迷游戏的。”彭禹说。

后来，因为学生们的自发坚持，实验中心竟没有沉寂，甚至愈来愈好。看到社团已经足够强壮，彭禹作出了不同的决定：离开相对成熟的环境，去拥抱新的挑战，也寻求更大的创建社团的空间。

△ 彭禹和他的学生

优优也经历过理想幻灭的时刻。

高三填报志愿时，优优在提前批一栏全部勾了师范类院校。“非常坚定，当时就是受到好老师的感召，很想当一名老师。”大学时，她在主修物理专业以外，还辅修心理学，觉得这是当好老师要具备的素养。

毕业后，她顺利进入一所三线城市的公立高中。教授课本知识之外，她也经常自费参加校外培训，包括生涯辅导教育，自己先在外面学，然后回来给学生讲。

这些在她看来至少是“并不坏”的、“尽心尽力”的尝试，当时并没有得到学校认同。

反倒因为一些“小事”，她受了批评。有一次，因为带领的班级跑操不够整齐，优优被领导当着学生的面批评。“感觉很可笑，也很屈辱。”优优对这件事印象很深。

第三年，优优已经觉得自己在学校就像一只“快要被煮熟的青蛙”。离职时，她很果断：“我很清楚不想在这里当一辈子的物理老师。”

而信息技术老师出身的朗咸蒙离开公立校，既因一些年轻气盛的意头，也有现实的考量。

朗咸蒙在学校的教学经历并不顺利。入职第一年，因经验不足、火气也旺，朗咸蒙的课上得不太好。又因是免费师范生，朗咸蒙入校第二年被调去农村支教。两年后再回到学校，他被调到职员岗，教学的活儿少了，琐碎的事情变多了，拿的薪水也不高。“当时觉得不太甘心。”朗咸蒙说。

其实在朗咸蒙心里，一直有个编程教育梦。2017年他曾在微博上给雷军留言，希望互联网大企业发挥自己的力量，搭建编程普及平台。不过这份私信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在学校时，朗咸蒙就在写自己的公众号，分享关于编程教育的思考心得，在圈内小有名气。2017年网易卡搭出世，要打造开源的Scratch创作社区，这一愿景与他的理想不谋而合。而且，比起公立校的薪水，网易给出的条件颇具吸引力。

综合考虑之下，在学校工作第七个年头后，他正式递出了辞职书。

但适应新环境并不容易。

重新学习

从公立校来到互联网公司，朗咸蒙最不适应的是工作节奏。

“刚开始觉得我要做一个‘好人’，要做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人。”公立校讲究人情事故，要是有人让修个电脑，朗咸蒙一般也不好拒绝，然后这一天的工作计划就被打乱了。

而来到快节奏高强度的互联网公司，职责明确，结果导向，每个人都要先做好自己的工作。要是没有安排好自己的精力和时间，目标达不成，绩效也会变少。

花了接近四个月来适应节奏后，朗咸蒙才慢慢上道。

和朗咸蒙相比，出走公立校后创业的张树臣，一开始踩过的坑更大。

无论是在公立校，还是后来到培训机构，张树臣一直很擅长当老师。直到和好朋友一起创业，张树臣发现了自己的短板。

2012年，张树臣和3个好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辅导机构。在公司管理上，张树臣做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四人股份平分。“当时想的就是，兄弟一起，没有太多商业规则，大家一起做。”他日后反思，除了规则不明确，四人的能力也不互补，组合很有问题。两年不到，机构因经营不善关门，好在大家没有因此伤和气。

“其实这可能是大部分老师的缺点吧：没有商业思维不擅运营，脸皮薄不会做市场，容易感情用事。”张树臣反思道。

老师的优势

创业失败后，张树臣阴差阳错地进了一个教育集团的华南分公司，开始跑ToB市场业务。

第一次做市场销售，张树臣没有地推经验，做事方法和别人不太一样。有的人看到机构直接冲上去找前台找校长，但张树臣的风格比较委婉：机构店面外常常有联系方式，张树臣会站在外面观察，判断这家机构符不符合条件，觉得合适的就把电话记下来，然后回头打电话，约拜访，“愿意见面就见”。

虽然自认“狼性不够”，但因为十余年的教育经验积累，张树臣比大多数没有教育背景的销售更能理解机构需求。挑选地域，他比别人更清楚哪些区域教育机构集中；介绍产品，他能把它的价值说得更明白，也能更准确地道出机构问题所在。加上跑得勤快，入职当年张树臣就拿下了华南区销售业绩第一名。

这份工作带给他的快乐不止于此。有一次，张树臣去到人生地不熟的福建漳州，陌拜一位刚创业的妈妈陈老师。两个人喝了一下午茶，相谈甚欢。因为第二天就是元旦，陈老师还特意留他吃了顿晚饭。

“其实当时并没有确定合作。她感觉我这个人比较实在，我聊的对她也有帮助，因为我不只是聊产品，更多是聊怎么做教育机构，怎么做教研。”因为有共同语言，有很多像陈老师这样的客户，后来都成了他的朋友。

“ToB是做着做着发现喜欢。以前做老师，只是一份工作，擅长但不喜欢。做ToB能结识更多朋友，打开眼界，帮到更多人，是喜欢也擅长。这个很难得。”张树臣说。

在学校做教学、带社团的经历，也让朗咸蒙在网易卡搭做Python课程体系设计的时候，更得心应手。“高级课程最满意，完全是独立设计，大纲教案都是自己写的，前后16节课，花了20多周。虽然最后被证明稍微有点难，但学生还是挺满意的。”提起在网易做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朗咸蒙的语气变得轻快起来。

权衡

离开公立校远没有想象中容易。

“其实老师这份工作没什么可挑剔的，钱多，离家近，想事少的话也可以事少。”优优说。在珠海，老师的编制很难考，而且工资待遇很高，除了大老板，地位最高的就是公务员和老师。这甚至让女老师很难找对象，因为对象的工资很可能得在你的基础上打对折。

这样的优厚条件，让辞职变得更加艰难。优优曾为此和爸爸妈妈吵了很多很多架，每次都吵得很凶。爸爸苦心劝她，“如果你是男生，出去闯一闯也就算了，可是你是女生，我当然会担心。”

优优不觉得这种提问是冒犯。“我要是个男生，我敢一直闯到35岁再去想要不要成家、安定下来。女生感受到的年龄压力、社会压力明显是更大的。”

其实，有过辞职想法的公校老师不在少数。“三年一个坎，那时候大家都很浮躁，有些倦怠。但真正迈出这一步的很少。”

优优见过很多体制内老师曾在离职的边缘试探：搞点副业，跟人合伙做些小生意，但都是把脚迈出去以后，觉得社会还是有点复杂，又缩回来了。再过两年，大家就会变得安份、安于现状了。“五年内要是走不出，就走不了了。”想明白这点，优优决然离开。

离开公立校，老师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就是不稳定性。去年，朗咸蒙就刚经历了一次网易的裁员潮，结束了一只“快乐的猪”的日子。

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因为此前都在公立学校，“被裁员”还是头一回面对。后来，他去面试腾讯和广州的学校，也吃了闭门羹。如今，他在一所私立校做信息化建设，算是一个缓冲。

回头看体制内辞职这件事，朗咸蒙的看法和当初有了不同。“以前辞职的时候觉得自己很牛逼，会劝别人辞职。但是我现在保持中立态度。跳槽要慎重，要考虑大环境的变化。”他建议，如果毕业的师范生想不清楚是去公司还是学校，可以先去公司实习，确实不行再去考老师。

刚辞职的彭禹，今年40岁，正是不惑之年。

“如果一直在公校，关系会卷得更深，title更长，要舍弃的东西更多。现在走出这一步，下一步可能会海阔天空。”

于他，国际学校或许还不是唯一的新征程。彭禹也在想，如果是在打工子弟学校这样条件更有限的地方，社团还能办起来吗？在他的教育蓝图里，还有很多梦值得尝试。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优优为化名。

本文作者：肥狗

芥末堆 记者

先把自己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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