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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连真人对话苏阳：方言就是一种身份的归属感

2019-08-27 12:3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智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大家好，你现在看到的是GQ报道推出的全新音频节目GQ Talk。

本期节目，我们请来了两组方言音乐人——生于浙江温岭、长在宁夏银川的苏阳，将西北民间的花儿、秦腔与摇滚乐融合在一起，把大西北的旋律传向了国际。而来自广东连平的九连真人，则在这个夏天凭借着客家方言在《乐队的夏天》上一曲成名。

广东连平与宁夏银川，两地一南一北，相距遥远，风土人情，大为不同。但苏阳和九连真人正在面临的情境，却又是共通的。为什么会选择用方言进行创作？怎么克服因为听不懂而造成的理解障碍？方言传统与现代音乐理念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听众的新奇感消失之后，如何让作品产生更加恒定久远的留存价值？会讲方言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方言音乐的未来会怎样？……

请点击收听本期节目。

主播、撰文：傅适野

制作人：张之琪、傅适野

监制：何瑫

1.我认为在音乐性这件事情上面，普通话显然是没办法跟方言比的。

2.我做第一张专辑《贤良》的时候，对录音的效果很不满意，不是因为它不精美，是我觉得它失去了我早期的那种原始性。

3.好的艺术作品是应该可以生发别人的感情，让每个人想到自己，而不是让每个人想到你这个写歌的人。

4.这种新时代的方言，就是你也说不了老一代人那种纯正的方言，也说不了一个特别纯正的普通话，你就被撂在中间了。

5.标签对搞音乐的人不重要，对卖音乐的人重要。标签是别人贴的，写歌的时候不能太考虑这个问题，最好是完全不考虑。

大家好，欢迎收听GQ Talk，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播傅适野。

半个月前，我去参加了一场音乐主题家宴。宴会上最主要的客人，是几位方言音乐人——生于浙江温岭、长在宁夏银川的苏阳，将西北民间的花儿、秦腔与摇滚乐融合在一起，把大西北的旋律传向了国际。而来自广东连平的九连真人，则在这个夏天凭借着客家方言在《乐队的夏天》上一曲成名。

建厨师杨光策划和烹制的音乐电影家宴菜单

坦白说，去参加这场“南腔北调”的音乐家宴之前，我下了很大决心来克服心理障碍。虽然做了三四年记者，频繁跟人打交道是日常所需，我却是一个朋友们公认的知名社恐——能用微信沟通坚决不打电话；做完两小时采访要在家躺两天恢复元气；经常在约定见面前十分钟因无法克服社交压力而临时爽约。

当事先了解到这场宴会有将近二十人参加时，我的内心感到窒息。

但是真去了，我却感到异常自在。我的爷爷奶奶50年代从山西迁移到内蒙，我在内蒙生活到九岁后，又因父母工作调动迁移到了广州。在这个南腔北调交汇碰撞的夜晚，辗转南北的成长经历让我“左右逢源”，跟两边都有聊不完的话题。

我感觉自己的经历就像一件轻便舒适的外衣，穿上它，我行走自如、游刃有余。

可在平时的大部分时间和场合，我更多遇到的是因身份和语言产生的尴尬和不适，像是在一个以business casual为dress code的场合穿着T恤、短裤和人字拖的人，总是感到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

九岁转学到广州后，班里同学大多讲粤语，只有在跟我聊天时，才会特意切换成普通话。语言像一道看不见的墙，让我和他们始终无法亲近。接下来的三年，和我关系近的朋友，都是外地转学来的不会讲粤语的孩子。当一个少数分子的感觉并不好受，于是我抓住一切中午在学校食堂观看TBV港剧的机会，努力学习粤语，希望在进入初中后，能和广州本地孩子打成一片。

初中入学第一天，我鼓气勇气和同学们用粤语打招呼。同学的回复是：

“听你口音不像广州人，你是哪里人呀？”

讲这句话时，她又把粤语切换成了普通话。

“内蒙人。”我怯怯地用普通话回答。

“哇，内蒙人！你们住蒙古包吗？是骑马上学吗？”对方用广普兴奋地问道。我用本地方言融入集体的策略就此失败。

接下来在广州读书的六年间，我除了一直说普通话外，还多了一项“使命”——坚持不懈地向我的广州同学普及如下知识：呼和浩特并不是在新疆，内蒙人并不是全住在蒙古包里，内蒙古的汉族并不会说蒙语，内蒙古的学生并不考骑马射箭……

这只是烦恼的一面。另一面是，每次回到老家内蒙，我又成为了亲戚眼中“南方回来的孩子”。

“你学会粤语了吗？说两句给我们听听！”

“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快了，都没有北方口音了，越来越像南方人了。”

我不禁哑然，在南方我被认为是代表着一个想象中的北方；而回到北方，人们又在试图在我身上获得想象中的南方。我在两股想象的力量间被来回撕扯，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地域感和身份感。

与此同时，我沮丧地发现，由于小时候推广普通话教育的成功普及，即便我父母和所有亲戚从小在我面前说“此地话”（我们当地对于家乡方言的叫法，由于我们是从山西迁到内蒙，因此这种方言应该就是山西方言，可以参照贾樟柯电影中人物的方言），我仍然只会听不会说。

每当大家用“此地话”相谈甚欢时，只有我一个人寂寥无助又执着地说着普通话，并且时不时打断众人谈话的节奏，不合时宜地问一句：XXX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离开广州，到武汉求学，再后来到美国读书，在一系列辗转后，我逐渐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没有归属的、无所依靠的、悬浮的人。粤语和“此地话”逐渐被我遗忘，我成了一个只说普通话和英语这两大标准语言的“世界公民”。

这种状况有时难免令人感到困惑，甚至焦虑。因为它指向的是一个很难绕开的重要命题，关乎人之为人的根本——我是谁？

而这场音乐家宴带给我的感受是，因为方言而产生的身份焦虑感，并不只是个别个体所面临的问题。在普通话愈发普及的今天，这是一种普遍性的困惑。

“您的孩子还会说方言吗？”推杯换盏间，九连真人主唱阿龙向对面的苏阳发问。初为人父的阿龙和苏阳的孩子年纪相仿，都是90后。

苏阳摇了摇头。

身为用方言进行表达创作的音乐人，九连真人和苏阳，比其他职业的人更能敏感地察觉到方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变迁与处境。阿龙说，从自己这一辈开始，其实已经无法说纯正的客家话了。这在他们的歌词里已经有所体现。

在九连真人一曲成名的《莫欺少年穷》中，阿龙写道：“哎呀你妹啋嘅笑嘻嘻”（哎呀你别在那笑嘻嘻）然而，客家话里其实从来没有“笑嘻嘻”这个发音，这是直接从普通话翻译过来的。类似地，“阿民你去哪边了”，在客家话中也并没有这样的发音和说法。客家话会直接说“去哪”。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苏阳身上。作为7岁跟随父母从浙江温岭来到宁夏援建的厂矿子弟，他在银川一直住在外地人聚集的同心路附近。东北人、河北人、浙江人、上海人汇聚于此，大家并不讲本地方言，通用语言是普通话，但这种普通话，又不可避免地沾上了西北口音的痕迹。苏阳在《长在银川》中写道：

“我的家住在同心路边上/那里有我的爹和娘/黄河的水呀/在远方流淌/风沙伴我在成长/从哪里来呀/问我的爹娘/不远千里到边疆……”

广东连平与宁夏银川，两地一南一北，相距遥远，风土人情，大为不同。但苏阳和九连真人正在面临的情境，却又是共通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共通性，包括他们在内的方言音乐人，在会讲方言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的当下，却反而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因为他们的声音，唤起了人们对自我认知的思考与共鸣。就像苏阳所说的那样：“方言，归根结底，就是一种身份的归属感。”

为什么会选择用方言进行创作？怎么克服因为听不懂而造成的理解障碍？方言传统与现代音乐理念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听众的新奇感消失之后，如何让作品产生更加恒定久远的价值？会讲方言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方言音乐的未来会怎样？……

带着一堆好奇与疑问，在那场家宴的第二天，我们将苏阳和九连真人约在了排练室，请他们各自讲述了方言音乐的创作历程与心得体会，并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关于音乐、关于方言、关于身份归属感的主题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