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颠覆”了《国之语音》？韩文创制与使用的历史真相

炽热的七月下旬，一部聚集了宋康昊﹑朴海日等忠武路影帝级演员的古装大片《国之语音》在韩国甫一上映，就遭到韩国各界的一致批判。部分暴怒的韩国网友及宗教团体甚至发起了抵制该片的活动，最终电影票房落得个不到100万观影人次的惨淡结局（电影损益点在350万观影人次）。韩国民众不买帐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影帝们的演技，而是该电影的叙述颠覆了一般韩国人的认知，将教课书反复叨念的“世宗大王创制韩文字符”的观点改拍为“世宗是在僧人信眉（俗名：金守省，1403-1480）的帮助下创制韩文字符，信眉才是韩文字符创制者”，再加上素与佛教不对盘的其他宗教团体的推波助澜，该电影票房遭遇滑铁卢也是意料之中了。

韩文字符的创制与争议

那么韩文字符的创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从电影《国之语音》的片名来源就可以窥知大概。《国之语音》的片名来自朝鲜世宗颁布的《训民正音》的序文，序文如下：

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为此悯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耳。

序文里说得很明白，朝鲜半岛的语音与中国大陆不同，与文字无法流通。为了让一般平民百姓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世宗才创制二十八个字符，以方便老百姓们的日用。

《朝鲜王朝实录》中也有类似的记录：

是月，上亲制谚文二十八字，其字倣古篆，分为初中终声，合之然后乃成字，凡干文字及本国俚语，皆可得而书，字虽简要，转换无穷，是谓《训民正音》。（《朝鲜世宗实录》卷102，世宗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条）

也就是说，韩文字符，即谚文创制是在1443年十二月，创制时在字形上模仿了古篆字，可以方便地标记朝鲜的语音。虽然以上两条史料都说是世宗亲自创制谚文，但从常理来说，他应该是该项目的主导者兼拨款人，高度参与了谚文的创制，但谚文的创制不太可能只是他一人之力的产物。根据当时学者成俔（1439-1504）的记载：

世宗设谚文厅，命申高灵﹑成三问等制谚文。初终声八字﹑初声八字﹑中声十二字，其字体依梵字为之。本国及诸国语音文字所不能记者，悉通无碍。洪武正韵诸字，亦皆以谚文书之。（《慵斋丛话》）

即谚文的创制应是世宗与申叔舟等谚文厅学者们合作下的产物，但成俔认为谚文模仿的是梵字而非古篆。成的生活年代与谚文创制年代相差无几，他的认识可以说可以代表相当一部分时人的看法，再加上如《福泉庵事迹记》（佛寺私家藏品，笔者未能阅读）部分佛寺相关文献里说是福泉庵主持信眉向当时正在创制谚文宫廷学者们说明了梵文字音等，这就为延伸出信眉创制谚文说提供了一些叙述上的史料来源。

究竟谚文是模仿古篆还是梵文？至今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从《实录》来看，就算谚文创制时参考了梵文，但也不太可能来自于信眉。尽管信眉与世宗之子如首阳大君（后来的世祖）﹑安平大君等王室成员交往密切，并得到世宗的信任与宠爱，但这都是1446年后的事情。根据世宗长子文宗亲述的“大行王自丙寅年（1446）始知信眉名”之语可见，在谚文颁布的1443年之前，世宗并不认识信眉，更不要说从信眉处得到创制谚文的帮助了。所以说，电影将信眉打造成谚文创制者，只是基于部分可能性上的文艺想象，但极大可能并不符合事实。

谁在使用谚文？

谚文创制后，遭到大多数两班士大夫的强烈抵制。他们认为国家有汉字作为书写文字即可，没必要再创制谚文。这样的历史场景在电影中被着重刻画，但电影中更注重的是世宗通过强调朝鲜民族文字正统性，摆脱明朝的影响，来增加颁布谚文的合法性。但从《实录》的记载来看，世宗并不是想摆脱明朝的影响，反而是想以谚文为翻译工具，将从中国大陆移植来的三纲五常等性理学原理普及到民间，（“予若以谚文译《三纲行实》，颁诸民间，则愚夫愚妇，皆得易晓，忠臣孝子烈女必辈出矣。”——《朝鲜世宗实录》卷103，世宗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条）以及用谚文来解决狱辞问题，即允许老百姓不使用汉字，而用谚文书写诉讼状辞。其实这些目标与世宗在《训民正音》序文中所提及的目的一致，即谚文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朝鲜语与汉语在发音和语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对于没有条件也没有精力来学习汉字的大多数朝鲜老百姓来说，谚文的创制无疑为老百姓吐露自己的想法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但这确实也会损害以汉字为载体来掌控书写乃至言论话语权的两班们的利益，自然会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事大与儒教，是朝鲜王朝的两大立国基石。这注定了朝鲜世宗本人不可能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公然宣称反对明朝的影响，实际上世宗时期的明鲜关系已进入平稳期，两国之间并没有较多的政治争议与风波。同时，儒教这一基石也注定尽管世宗本人与家庭成员多有崇佛之举，但是从强化国家统治来说，儒教才是国王必须向全国推广的意识形态。虽然朝鲜王朝是由一批笃信儒教性理学的士大夫们及其利益代表者李成桂所创建，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新王朝一建立，整个半岛就会立刻自然进入儒教社会。作为高丽王朝国教的佛教，在朝鲜王朝前期的社会各阶层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如何向不识字的中下层社会普及儒教思想，这一直是让朝鲜统治阶级非常头疼的问题。谚文的创制倒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案。按釜山大学姜明官教授在《烈女的诞生》一书中对儒教思想如何普及到女性群体乃至社会底层的研究，谚文注解版的《三纲行实图》﹑《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等书籍在把贞操﹑节烈等思想灌入朝鲜女性脑海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朝鲜社会在十七世纪形成高度儒教化氛围创造了条件。从这一点来说，谚文在后世的历史进程中成功完成了世宗在创制时期待其完成的使命之一。

谚文在创制后主要是被女性和平民百姓使用，所以也被两班士大夫斥为“雌文”。但这并不意味着谚文只是在女性与社会中下层发挥作用，实际上，通过大妃﹑王妃们发布的谚教，即谚文教旨，谚文在朝鲜王朝的核心政治圈内也会时不时展现出存在感。如以下这个惊心动魄且被韩剧韩影多次提及的历史场景所示。

1721年，也就是朝鲜景宗即位的第一年，朝鲜政坛正处于老论与少论尖锐对立中。景宗虽然有少论的支持，但却是一直身体不好，没有任何子女，景宗之妻宣懿王后正暗中计划收养旁系宗室密丰君之子李观锡为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支持景宗异母弟延礽君（后来的英祖）的老论们不得不焦急地抛出立延礽君为王世弟的建储论。当年八月二十日深夜，老论重臣金昌集﹑李健命等人入宫逼迫景宗立储，几番回合的交涉之下，景宗同意立延礽君为嗣君，但老论大臣们仍然不放心，希望得到王大妃（即肃宗继妃仁元王后）的手札作为保证。直到天明时分，景宗才给老论大臣们展示了从宫内取得的仁元王后的手札。按《朝鲜景宗实录》所记：“封内有二纸，一以楷书，写延礽君三字。一以谚札教曰：孝宗大王血脉，先大王骨肉，只主上与延礽君而已，有何他意？予意如此，下敎大臣宜矣。诸臣皆读而泣。健命请令史官以楷字翻书谚教下政院，令承旨书传旨。上可之。”也就是说当时仁元王后说明立延礽君为王世弟的名分时，是用谚文下令。后经史官翻译成楷书汉字，得以成为颁布全国的命令且被记入史书。朝鲜王室的女性们是不认识汉字才用谚文书写吗？其实不然，熟悉汉字与汉文学的朝鲜王室与贵族女性并不少。但王室女性用谚文来表达自身的政治立场时，往往是对以汉字为工具掌握政治权力的男权社会的一种让步，强调自身的女性特质，表明自己不过是以王室身份暂时介入政治而已。

在王室女性之外，也存在贵族女性用谚文向国王直接上书的事例。正如上文所提的故事里，逼迫景宗立储的老论大臣后来很快被景宗清算，所谓“老论四大臣”的金昌集﹑李健命﹑李颐命﹑赵泰采都被处死，子孙也被连坐。当时李颐命之妻金氏不愿独孙李凤祥也被处死，暗中以与李凤祥长相类似的家僮代死。英祖即位后，给李颐命等人翻案，金氏用谚文上书向英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得到英祖的谅解。不过《实录》中只是用汉字简略记录了该文书的内容，也未提及原文是谚文，但流传至今的《金氏上言》明确展示了该文书的原文是谚文，且记录了该文书的全部内容。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朝鲜两班们会主动用谚文撰写记录，清代的朝鲜燕行使们的例子便是其中之一。如1793年作为谢恩使节团子弟军官的李继祜就曾在自己的使行日记里坦陈：“若用真书（即汉字）撰写日记的话，自然会有很多需要忌讳彼人（即清朝人）的地方，所以用谚文撰写日记的人亦是无数。（笔者自译，谚文原文从略）”对不认识谚文的清朝人来说，谚文实际上可以起到保密的作用。对于时不时在日记里称清帝是“胡皇”﹑“胡主”的燕行使来说，万一用汉字记载的日记被清人发现，免不了一场外交风波，所以李继祜等人为避开清朝人的忌讳，才会主动采用谚文书写。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燕行使发回本国的谍报——“谚状（即谚文状启）”中，为避免谍报内容在传递途中被清朝人察觉，燕行使们会故意用谚文撰写。这样传回本国的谍报被誊录或收录燕行使个人文集时，也常常被翻译成汉文。除此之外，朝鲜国王与两班们在写信给女性亲属时，亦会主动采用谚文书写的方式。

汉文字的使用现状

从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开始，谚文和汉文混用的所谓“国汉混用文”开始在朝鲜半岛的官方与公开书写上大规模流行起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原有的二十八个字符的谚文到二十世纪的时候，只有二十四个被广泛使用，其余四个成为仅见于古书的死文字。现在所常见的纯韩文书写，半岛北部的朝鲜是从建国后彻底废除汉字开始，而南部的韩国则是从1960年代末减少汉字教育开始。由于谚文只是表音文字，所以在叙述一些抽象的概念名词时，很有可能遇到同音汉字词而无法精确指代的情况。面对这样的困境，朝鲜方面多采用以固有词解释汉字词的方式，而韩国方面则多采用韩文后面括号标记汉字的方式。当代的韩国新闻报纸上亦经常出现汉字，这种时候往往表强调或者是特指。如新闻标题出现“青：XXXX”，这是指“青瓦台”；出现“文：XXXX”则是指“文在寅”。不过不同的新闻媒体采用的汉字频度也不一样。现在韩国使用汉字最多的报纸是偏右翼保守立场的《朝鲜日报》，而完全不用汉字的报纸是偏左翼进步立场的《韩民族报》。

当今韩国的人文学界与法学界仍然广泛使用汉字与汉字词，但从1990年代开始，人文学科的论文与书籍的汉字使用频度亦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这大概是与逐渐脱汉字教育的一代人成长起来占据了社会主流有关。除少数人文学术期刊仍然保持“国汉混用文”的行文习惯外，大多数期刊为避免行文歧义，采取的是首次出现的特殊名词后标记汉字，之后出现时不再标记的方式。但这只是人文学科的方式，越来越多的非人文学科期刊渐渐呈现出对外来词的偏好，甚至出现在可能出现歧义的汉字词后用英语标记的倾向。以上所说的汉字均指繁体汉字,但最有意思的是，随着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的汉语热，韩国年轻人更倾向去学习简体字。如果在韩国报刊或期刊上见到简体字，不用多猜，其作者或者编辑大概率是韩国的80、90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