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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 | “译者”薛范成果斐然，但你可知他的初心“文学梦”？

2019-08-23 19:4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树叶儿也不再沙沙响

夜色多么好，令我心神往

在这迷人的晚上

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

明月照水面闪银光

依稀听得到，有人轻声唱

多么幽静的晚上

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

偷偷看着我不声响

我想开口讲，不知怎样讲

多少话儿留在心上

一曲浓浓异域风情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曾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回忆

而让它以优美的歌词被中国大众接受并深爱的

正是译者薛范

薛范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中俄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上海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歌曲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已译配发表的世界各国歌曲近2000首……

作为“译者”的薛范成果斐然，但你可知，他对艺术的初心，却是源于一场文学梦。

薛范：文学，我梦开始的地方

回想起来也觉得有些奇怪：几十年来，接受过全国各地无数媒体的采访，话题总是围绕着“歌曲翻译”，比如“您最初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择歌曲翻译作为您的终身事业的？”“是什么支撑您毕生从事歌曲翻译的？”等等。从没有记者和我谈及，我有没有涉足过其它的文艺领域。

是呀，我被定性为“歌曲翻译家”，似乎就此与其它领域绝缘了。

现在，生命之路行将接近终点，借这个机会谈一谈我很少提及的我的文学之梦。

▲1997年4月23日，红旗歌舞团第3次访华，在上海演出谢幕时，红旗歌舞团邀请薛范上台，俄罗斯艺术家们——指挥、独唱家、合唱队、乐队和舞蹈队分别向薛范献了花。

我的家庭并不是书香门第，父母的职业也与文艺圈无关，但他们很看重读书，家里的课外读物不断。我也是从小喜欢看书。不过到了高中，我才开始感觉到自己对文学真正地动了感情，渴望着去接近它、了解它、读懂它。进入高中，正是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对文化的传承也相当重视。中国古典名著自不必说，现代作家除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闻一多，我们还接触了大量的旧俄作家和当代苏联作家的作品，甚至还有欧美文学和阿拉伯、印度文学。每天同学们来学校，热烈谈论的话题是昨晚看了什么书。

我还多了一份爱好——爱上了诗歌。古汉语的诗歌从《唐诗三百首》开始逐渐迷上了宋词、元曲、明杂剧，等等。此外，还读了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田间、李季、郭小川、闻捷等人的现代诗歌。当然，外国诗人的翻译诗集也是少不了的。戈宝权编译的《普希金文集》是我爱不释手的一本书。我还曾模仿普希金的《墓志铭》一诗为自己也写了一首《墓志铭》。

▲薛范（摄于1988年10月26日）

终于，高中毕业了，在我们面前是一条铺满鲜花、洒满阳光的康庄大道。我们学好本领，报效国家。

高中毕业前夕，为填写报考志愿表，班主任老师约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行动不便，报考理工科并不合适。新中国各方面都在发展，以苏联为师，国家迫切需要俄语人才，你不如报考俄语，将来从事文字翻译，用笔为祖国建设服务。”我听从了他的劝告，依依不舍地割弃了报考无线电专业的梦想，考取了上海俄语专科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然而去学校报到时，校方却拒绝我入学。问题出在那份体格检查表上：体检医生漏填了“肢体残疾”4个字，致使学校误作健全的学生录取了我。刹那间，鲜花不见了，阳光隐去了，前路是一片浓浓的雾。母亲看我几天没有说话，安慰我说：“你不要多想，有我们在，就有你一口饭吃；我们不在了，人民政府也不会不管你的。”我没有回她，但心里说“凭什么要别人养活我！”待打击醒过来之后，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自学之路。

学习翻译，第一步得掌握外语。中学学的是英语，而现在奇缺的是俄语人才，于是我报名参加了上海俄语广播学校，通过广播自学俄语。边学俄语，边读了大量的文艺翻译作品。有的作品甚至找来原文，与译文比照着研读，揣摸和学习前辈翻译家的翻译手段和方法。

学了俄语，自然跃跃欲试进行翻译实践，当时自己最偏爱的文艺体裁是诗歌，有一天，在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排练厅看广播乐团的排练，中间休息的时候，合唱指挥兼男高音歌唱家朱崇懋先生鼓励我说：“你在学俄语，何不给我们翻译几首苏联歌曲？”于是，我译配了第一首苏联歌曲《和平战士之歌》，发表在1953年的《广播歌选》上，那年我19岁。

▲1999年10月5日在北京饭店，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任副委员长布赫代表中国政府授予薛范“中俄友谊奖章”。（左立者为时任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

没有料想到的是：1953年的那一次凭一时之兴的尝试竟成了原初的推动力。其实，对音乐开始着迷是高中时期。建国之初，清新纯朴的解放歌曲和革命歌曲、粗犷的陕北和山西民歌、朝气蓬勃的苏联歌曲，仿佛一下子开启了我的心窍。由歌曲起步，后来对音乐的浓厚兴趣发展成为自己的职业，就不仅仅满足于聆听，开始研读外国音乐史、作曲法、曲式学、音乐作品分析等，从此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歌曲翻译”竟成为我毕生的事业。

1955年，我从俄语转译了罗马尼亚诗人亚历山大·托玛的5首小诗，投寄给北京的《译文》杂志，《译文》当时是唯一的一家中央级外国文学刊物。两个月以后，《译文》就白纸黑字刊发了我的第一批译诗。接着，我又从俄语转译了南斯拉夫诗人柯奈斯基的3首短诗向他们投稿，《译文》二话没说，也很快刊发了。过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动给我寄来了信和原版书，约我翻译苏联雅库提亚诗人艾略伊的诗集。此后陆陆续续还有约稿。

▲至今，薛范译配了中外歌曲2000多首，其中一半以上是俄苏歌曲。图为50-90年代薛范编译出版的部分外国歌曲集。

与此同时，1955年，我编译的第一套《苏联歌曲集》（1）和（3）由音乐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前身）出版。接着是《西方古典歌曲集》和《西洋古典合唱曲集》。上海音乐出版社也相继推出了我编译的《苏联歌曲汇编》（1~3）、《拉丁美洲歌曲集》《世界歌曲》（1~3）等。1957年，《广播歌选》和《歌曲》杂志同时发表了我译配的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开始约我翻译诗稿，不过大多是多人合集，有《愤怒与战斗》《阿尔巴尼亚诗选》《我们的怒吼》《土耳其诗选》《阿拉伯新诗选》《亚洲诗选》等，都是从俄语转译的。

时不时还翻译了一些零星的外国诗歌，投寄给《世界文学》《诗刊》《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几乎都很顺利，很少退稿。

▲红旗歌舞团赠予薛范的纪念品。其中有书籍《红旗歌舞团·歌声和胜利之陆》，最左的旗牌背面写着：“赠亲爱的朋友薛范留念俄军红旗歌舞团团长索莫夫上校”。

一手译诗、一手译歌——这是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半叶的工作状态。但我的内心深处，并没把翻译视为自己唯一的“正业”。我一直酝酿着我的文学梦、我的电影梦和我的话剧梦。1958年，“大跃进”年代，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去淮河采风并参加治理淮河的劳动。萧白先生，现在是著名的指挥家兼作曲家了，当时他是指挥系的学生（比我年长两岁），他和几位同学合作创作了一部康塔塔式的《幸福河大合唱》，在维也纳举行的第7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大型作品比赛一等奖，这是我国音乐家在国际大型作品比赛中首次获得的最高奖项。我根据这一题材写了一部音乐故事片《没有唱完的歌》。我心想，剧本如果能搬上银幕的话，电影音乐的作曲非萧白莫属。

稿子投寄给上海电影制片厂，我的剧本被江南厂采用了。可惜好景不长，等剧本第一次修改稿脱稿，“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到来，“海燕”和“江南”相继下马。《没有唱完的歌》也就永远唱不成了。我第一次“触电”就此夭折。后来几年我又写了几个话剧和电影，都在被采纳以后又因某种原因而夭折了。

不过我并没有垂头丧气，毕竟我还揣着未了的文学之梦。我希望日后能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工作。我知道，要跨进这个领域，是需要有更多的学术准备的。所以我在自学外语、自学音乐的同时，投入了更大的精力和时间去学习和钻研古汉语、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

▲这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曲作者赠予薛范的歌曲集，扉页的填词是：“赠亲爱的朋友薛范留念，索洛维约夫—谢多伊”。

我自学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同时，我还广泛地阅读了我国翻译出版的各类外国诗集。我偏爱诗歌。当时市上有售一种绸面精装32开本的记事本，我买来抄录从报刊杂志和出版的诗集中我喜爱的中外诗歌。后来竟陆陆续续抄了16本之多。我把它放在枕边，每天起床或晚上躺下就背诵一首。日积月累，我到今天还能够记得起许多片段。那一段时间写了不少乐评、书评、影评、剧评，发表在报刊杂志上。

然而这一切在1966年戛然而止了。

经过那一场浩劫，我心力交瘁，已无当年的豪情和锐气，雄心壮志也早销蚀殆尽。历年积累的文史资料已被洗劫一空，年龄已近黄昏。我还能重拾自己的笔来报效国家吗？1985年，中苏关系开始解冻回暖，我把荒疏了将近二十年的俄语、英语等又重新捡起，千方百计搜罗世界各国的歌曲乐谱并陆陆续续译配出来。我的歌曲翻译事业逐年有了起色，又出版了好多歌曲集子，我便断了文史研究、文史评论、写剧本、写历史长篇小说的念头，一心一意投入外国歌曲的翻译、介绍和研究。“择一业，毕一生”，但文学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是我始终难忘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