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天主教的咄咄相逼， 英国女王选择与苏丹交好

编者按：1570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被教皇逐出教会。为了摆脱被大陆天主教国家包围的境地，英格兰与在地中海和天主教西班牙作战的伊斯兰势力开启了一段联盟的时期，并且与伊斯兰世界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有了深度的交流。本书充分展现了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与伊斯兰世界间的广泛联系，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段异质文化间交流的历史仍然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

我们习惯于把伊丽莎白视为一个令人目眩但本质上权势有限的君主，痴迷于固守她在欧洲西北部的小角落……但正如布罗顿所展示的那样，在她统治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英国也深深地与伊斯兰世界的3个大国打交道。《女王与苏丹》既是对那个非凡时代的丰富多彩的描述，也提醒我们，我们自己的命运和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丹•琼斯，《泰晤士报》

1579 年 9 月底，一封写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信寄到了伦敦。包裹这封信的是一个绸缎制成的袋子，配有银囊，那封信精美绝伦，与女王曾收到过的任何外交信函都不同。信是写在一张缀有金沙的巨大的羊皮纸上的，精心设计的花押非常显眼，横跨顶端的饰纹华丽精致。这封信用奥斯曼土耳其语—该语言采用了一种风格化的阿拉伯字母—写成。写这封信的是 33 岁的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三世（Murad III），他在所有正式信函中都使用这种语言。这是有史以来土耳其苏丹和英格兰统治者之间的第一次交流。这封信是为了一个英格兰商人的到访而写的，商人名叫威廉•哈本（William Harborne），他在同年春天抵达了君士坦丁堡，要求奥斯曼帝国授予英格兰优于迄今为止奥斯曼帝国授予其他基督教国家的特权。

这封信辗转了 6 个月，才从君士坦丁堡抵达伦敦，在伦敦被提交给女王，同时呈递给女王的还有一份由王室文士编写的拉丁文译文。这封信遵循奥斯曼帝国给臣民的书面命令（hukum）的标准惯例，被称为一道直接的“ 给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的命令”。穆拉德告诉伊丽莎白，他已获悉“ 她的商人抵达了我们神圣的领土进行贸易”一事。他已下诏，若“ 她的代理人和商人从英格兰领土乘船而来，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干涉”。只要这位遥远国度的女王愿意接受穆拉德的宗主地位，向他称臣，他将乐意保护她的商人。

伊丽莎白很快回信。日期是 1579 年 10 月 25 日，回信的开头和穆拉德的一样意味深长。女王在开头这样描述自己：

伊丽莎白， 承蒙天地唯一的创造者、最强大的上帝的恩典， 英格兰、法兰西及爱尔兰女王， 对抗各种偶像崇拜者、冒称耶稣之名的基督徒的最战无不胜、最强大的基督信仰捍卫者，向最尊贵、最无敌的君主，穆拉德苏丹（Zuldan Murad Chan），最强大的土耳其王国的统治者，东方帝国最至高无上的君王致以问候，祝您幸运快乐。

伊丽莎白迫切地炫耀自己的帝国野心，虽然自称法兰西女王有些言过其实。她向穆拉德保证，她和苏丹一样厌恶那些“ 偶像崇拜者”天主教徒和“ 冒称”基督教徒之人。但是她的主要兴趣是与奥斯曼建立商业关系，即使这意味着必须以一种臣服的立场来回信：

最尊贵、最战无不胜的皇帝，我们今年收到了陛下于 3 月 15 日在君士坦丁堡写给我们的信，我们从中了解到，陛下面见了居住在您的皇城里的我们的臣民威廉•哈本，慷慨仁慈地接受了他的卑微请求，准许他和另外两个随行商人，以及其他他的公司里的我们的商人带着商品从海上和陆上访问贵国的领土，再从那里安全自由地离开回国。

苏丹与女王之间长达17年的诚挚通信自此开始，这标志着一个在历史上不太可能形成的联盟就此产生。对这位已经统治了21年的老谋深算的新教女王来说，面对天主教对自己的咄咄相逼， 与苏丹交好是另一个旨在确保她的政治地位的精明之举。

自 1570 年教皇庇护五世（Pope Pius V）对伊丽莎白施以绝罚以来，欧洲天主教势力就开始仅允许英格兰商人在它们的港口和城市展开有限的商业活动。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一批商人聚在一起，提议在女王的祝福下探索与传说中的东方土地直接开展贸易的可能性。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长期以来一直是东方贸易的中间人，大部分来自波斯和东印度群岛的令人垂涎的香料和优质丝绸都是通过他们的港口运来的，但少数有进取精神的英格兰商人想出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可以在帮助他们筹集资金的同时降低他们自己的个人风险。

在给穆拉德写第一封信的不久之前，伊丽莎白已经授权创立了英格兰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 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这种模式将在土耳其以及后来的印度和美洲殖民地被不断复制。成立股份制公司的逻辑很简单：考虑到长期远航东方需要高昂费用并存在不确定性，商人们签订合同以分担成本， 并根据他们投资的资本分享可能得到的利润。这是一种无意中产生的有关做生意的模式的新概念，它即将引发革命性的长期后果。

对于年轻而缺乏经验的奥斯曼帝国苏丹来说，与英格兰女王结盟是一个更大的地缘政治世界图景中的一小部分。穆拉德比伊丽莎白小 13 岁，已经登上了这个有着 400 年历史并处于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的宝座，当时它仍然统治着北非、中亚、中东和巴尔干半岛的大片地区。他也在多条战线上面临着挑战：与东方波斯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旷日持久的战争、巴尔干地区人民对奥斯曼统治的反抗、来自欧洲的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挑战，以及国内君士坦丁堡朝廷中的党派之争。穆拉德虔诚、体弱、久坐不动，有患癫痫病的倾向，更专注于他在多普卡帕宫（Topkapi Palace）的城墙内的宫内局势，而把管理帝国的任务大部分委托给了他的维齐和总督。他最钟爱的妃子是出生于阿尔巴尼亚的萨菲耶苏丹（Safiye Sultan），在他那传说中的后宫这片受保护地区内部，他允许她行使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并放纵他的母亲努尔巴努苏丹（Nurbanu Sultan）发号施令，与他妃子的相抵牾，这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苏丹更感兴趣的是邀请苏菲派神秘主义者（Sufi mystics）为他解梦，而不是管理他那幅员辽阔的帝国，这对伊丽莎白来说可能是一种幸运。穆拉德的宫廷志得意满地声称：自己与英格兰的结盟非常彻底，女王的商人只要抬起他们的食指并念诵清真言、作证言，就能成为穆斯林。

英格兰对伊斯兰世界的迷恋，要远远早于苏丹和女王之间的第一次书信交流。早在 16 世纪 50 年代，英格兰商人已经开始在摩洛哥和叙利亚地区经商了。亨利八世经常“ 身着土耳其样式服装”出席盛典：一身丝绸和天鹅绒，戴穆斯林的头巾，腰佩一把弯刀。他的商人进口了大量的丝绸、精致的纺织品和充满异国情调的商品，如大黄、红醋栗、甜葡萄酒等东方商品，还有摩洛哥的糖。他女儿伊丽莎白甚至由于大量食用这种糖而黑了牙齿。亨利八世的女儿加速了交往的进程，并着手推进向伊斯兰世界拓展业务的一项新政策。在伊丽莎白统治结束的时候，有数千英格兰臣民生活在伊斯兰世界中，有些人从事贸易和外交工作，另一些人从事海盗和冒险活动，还有许多人被迫改宗，像奴隶一样生活。他们四处闯荡，行迹遍布阿勒颇（Aleppo）、拉卡（Raqqa）、费卢杰（Fallujah）、巴格达（Baghdad）、的黎波里（Tripoli）和阿尔及尔（Algiers）等地。

离开英格兰前往东方的商人和冒险家们带回来了新的商品和新的思想，改变了国内的文化和社会。在伊丽莎白时代，富裕家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 土耳其地毯”，地板和墙壁上都有精美的编织物，上面带有由安纳托利亚、埃及、叙利亚或波斯织工编织的伊斯兰图案，还有蚕丝被或手绣挂毯。甚至连 16 世纪的英格兰的语言中也充斥着与伊斯兰国家进行商业交流而产生的词汇。

“ 糖”（sugar）、“ 糖果”（candy）、“ 深红色”（crimson， 来自土耳其语的“kirmiz”）、“绿松石”（turquoise，或“土耳其石”）、“靛蓝”（indigo）、“ 郁金香”（tulip，来自波斯语中“tulbend”一词的土耳其发音，意为“ 穆斯林头巾”），还有“ 零”（zero），都在这个时期进入了英语并具有了它们的现代词义，这主要是由于英格兰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

英国人以多种方式对伊斯兰势力做出了回应：把它们视为一支可能能使英格兰免遭天主教威胁的力量、一个可以击溃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军事帝国，以及一个只要与之合作就能让国家富裕起来的国际商业力量。成千上万的英国商人、外交官、水手、士兵、布道者、工匠和仆人在从北非到波斯的伊斯兰国家生活过，每个人都提供了自己的视角。其中不乏显著的人物，例如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这位商人在 16 世纪 60 年代会见了奥斯曼苏丹、俄国沙皇和波斯沙阿，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开辟了英国与亚洲的贸易往来；威廉•哈本是英国第一个出使奥斯曼帝国的官方大使；商人萨姆森•罗利（Samson Rowlie）被俘虏、阉割， 他改信了伊斯兰教并以哈桑阿迦（Hassan Aga）这个名字作为阿尔及尔的首席宦官和司库度过了余生；安东尼•舍利（Anthony Sherley）爵士是一个不服国教的叛国者、投机主义者，他一路远行到波斯，在那里结识了沙阿阿巴斯一世（Shah Abbas I），并“ 入乡随俗”，成了沙阿的私人特使，以波斯人的打扮游访了欧洲各国首都并称颂欧洲和波斯结成反抗土耳其人的军事联盟所具有的优点。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目标和期望，它们都注入了一股经验的洪流，这些多种多样且经常相互矛盾的经验共同构成了伊丽莎白时代探索伊斯兰世界的各种路径。

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民如何与伊斯兰世界接触的故事从来都不在都铎王朝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内，他们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英格兰是“ 这一个统于一尊的岛屿”（this  sceptred  isle），光荣孤立于世界其他绝大部分地区，与土耳其人、撒拉逊人和伊斯兰教教徒的相遇只不过是大胆的文学想象。而事实远非如此。在一个由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西班牙帝国主宰的地缘政治世界中，伊丽莎白女王是位于边缘地带的一个小角色，她在不同的时刻公然承认伊斯兰势力具有优势，并一再使英国与之保持友好关系。这并不意味着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格兰是一个基督徒和穆斯林可以在宗教宽容和接受彼此文化差异的氛围中愉快共存的太平世界。双方的关系往往是以互相猜疑、误解和摇摆不定为底色的。其后果也是多种多样且有时自相矛盾的。卷入其中的人大多数人是由自身利益驱使的，他们并不相信自己正在终结某种文明之间的深刻冲突。这是一段阐明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微妙而复杂的历史，它也解释了我们自己的时代。

本文摘自《女王与苏丹》，[英] 杰里·布罗顿 ( Jerry Brotton ) 著，张珉璐 译，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