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桂林｜谈谈吴作人先生

碑文言短意远，足见这位画坛大师深厚的学养，如果没有他对古都文化的热爱，也是写不出来的。

大约是1990年吧，吴作人先生因为什么事，到中国画研究院来小住几天。我因参与接待工作，有幸与大师有数日之缘。研究院搬迁到白塔庵新址后，这是吴先生第一次到研究院来住，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吧。因为形势的变化，此时的研究院，已经不是藻鉴堂时期的研究院了，辉煌过去，一片沉寂。

吴先生是中国画研究院的建院元老，当年他与其他几位先生设想的研究院，不是办成又一个北京画院，而是要像一处类似水磨胡同时期“晚画会”那样的地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年研究院初办时期，不养吃财政饭的专业画家，都是工作人员，像李可染、黄胄等院领导在研究院也没编制。研究院定期邀请全国知名画家，来院创作、研究、交流。成果有目共睹，无偿为国家留下了一批精品力作，至今还享誉美术界。语曰时移则事异，到八十年代中期，商品经济大潮下，一切向钱看，没有名和利，画家谁还愿意来无私奉献呢，中国画研究院的沉寂也是必然的。进入新世纪，研究院已经同各地官办画院一样，以吃财政饭的体制内画家为主了，字号也变为中国国家画院。是耶非耶，这是后话，不说了。

改革开放后，书画市场同资本联姻，画价炒上了天，体制内画家，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万般皆下品，唯有画画高，一墙之内两重天。新时期的新“大师”，手中再握有权力，有钱更有势。别的先不说，日常的接人待物态度上，他们面无表情，摆谱端架子。迎面碰到（当然是普通工作人员），他们往往冷眼斜视而过，视人如无物。对这样的“大师”，我都是退避三舍，敬而远之。不佞混迹画院三十多年，对此感触尤深。回想吴作人、李可染等老一辈大师，总是感到他们温厚的待人态度，古风可人。这除了天性外，我想也是修养学识厚重起的作用大，老一辈艺术家因为见得多，见得深，见得明，所以知道人品第一，能够领悟应该以恕道待人。

吴作人先生住处离研究院很近，对这一带都很熟悉。鄙人末学浅识，对老北京文化素有兴趣，很乐闻故老典实，能亲聆吴作人先生讲一些掌故逸闻，自是缘分匪浅。中国国家画院现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白塔庵故址上建成的。院内仅存的白塔庵古塔，见证了这一带的沧桑兴衰。在画院附近，还有一些古老的地名，如花园村、老虎庙、昌运宫和三虎桥等。每一个地名，都有一段传奇的故事，历史悠久，令人遐想。中国画研究院筹备之初，在备选的院址中，白塔庵院址就是吴作人先生推荐的。他说，当年这座古塔已经很残破，塔身开裂，基座崩塌，杂草丛生。因不忍见其荒弃，所以提议新研究院建在这里。最终吴先生的愿望得以实现，古白塔庵塔获得了很好的保护，如今已成为国家画院标志性景观，这又是一段珍贵的现代艺林掌故。关于白塔庵塔的历史，我曾写有专文，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记得吴作人先生从白塔庵，还牵连说到周边的昌运宫、三虎桥的掌故逸闻。明人笔记《宛署杂记》中就已有“三虎桥”的记载，可谓历史悠久。清乾隆年的《日下旧闻考》说“神虎桥，三虎今尚存”，神虎桥即三虎桥。清代大诗人查慎行有《三虎桥》诗，讲述了风雨交加之夜过三虎桥的惊心动魄，和神虎的威猛。古人造桥，讲究些的多在护栏板的两头，各设置一对石兽，起支撑栏板和装饰作用。常用有石狮、石象、石虎等为吉祥物。这三虎桥上原有四只石虎，不知何时遗失一只，于是就有了“一天夜里，一只神虎到处游玩，未曾归位”的传说。只可惜，这座十足古董级的古桥，经历了五百多年风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扩建紫竹院路时，因为古桥不中用了，被拆毁换了新的。只留下“三虎桥”地名，供人凭吊。吴作人先生是这一带的老住户，他是亲眼见过这座古桥的。记得在说到三虎桥那个跑丢神虎的传说时，他还开玩笑说，那只老虎没跑多远，现在还蹲在全总干校里，不信你去看看。人们都说吴作人先生出语幽默，于此可见一斑。

吴作人先生晚年久居的花园村，这也是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地名了。据说早在元代，这里曾有一座私家园林，明末《帝京景物略》记载，“出阜成门南十里，花园村，古花园，其后村，今平畴也”。新中国建立后，才改变这里平畴郊野的景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先后建起了全总干校和华侨公寓。谈到华侨公寓，也有一段掌故值得说说，五十年代末，为把华侨手中的外汇吸引到国内来消费，根据内外有别的政策，首先在上海建造一处对外销售的“华侨公寓”，当时被称为“新中国第一所外汇公寓”。 1962年，北京也照搬上海经验，在西郊花园村建造华侨公寓，面向华侨销售，有人称这是北京最早的商品住宅小区。当年这里远离市廛，环境幽静。“文革”时期，吴作人先生在水磨胡同的私宅，连同十张纸斋被没收充公，人下放干校学习。1972年，据说是在周总理亲自过问下，吴先生回京为国画画，全家也由组织安排住进华侨公寓，从此在花园村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也为花园村古地名，续写了新的篇章。